在北京，有这样一批“老西藏”——当初他们是整整100名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穿上军装，一起进藏，一起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一起在西藏军区的军校学习外语。后来，他们被分配到西藏部队的不同部门，一起把青春献给了雪域边防。再后来，他们陆陆续续回到北京，在不同岗位上继续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今天，他们已是古稀之年，但都把西藏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永远热爱着这片他们为之奉献了青春的地方。

　　上世纪60年代初，为巩固祖国西南边防，经中央批准，西藏军区决定在1962年北京东城、西城两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百名军校学员，“去西藏，学外语，培养成边防斗争所需要的专业人才”。经过严格的政审和身体检查，我们100名优秀学生放弃了参加高考进入地方大学的机会，决定到西藏部队的学校。

　　1962年7月13日，我们百名学子告別首都北京，首先到达兰州。8月下旬，从甘肃省最西端的柳园乘上卡车，开始向西藏进发。大家一路上高声歌唱，斗志昂扬。翻过昆仑山口，海拔越来越高，氧气越来越少，剧烈的高山反应使我们呼吸困难。反应厉害的同学一天呕吐了20多次，进入了半休克状态。但不管条件怎样艰苦，同学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一定要团结一致战胜高山缺氧。于是，身体好些、高山反应小些的同学，主动照顾反应大的同学。这种兄弟般的帮助和家人般的关怀，使大家心中感到了无限的温暖。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唐古拉山，进入了羌塘草原，穿过了那曲、当雄……

　　经过14天的奔波，我们终于在9月4日到达了拉萨。当看到在夕阳余晖中布达拉宫红白两色的墙壁和四射着光芒的金顶时，每个人都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正当我们沉浸在到达拉萨的喜悦中，积极进行各种外语学习的准备时，中印边境的战争却悄悄地来了。入侵的印军明目张胆地跨过了他们曾经主张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我扯东克节朗河的择挠桥一帯，向我边防部队开枪、开炮，打死我边防部队代理连长刘道臣及战士多人。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区决定让我们这批北京学员下到连队，到实战中去锻炼。虽然我们穿上军装还不足3个月，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但是都坚定地表示：我们是学员，是战士，只要祖国需要，我们就要勇敢地走上战场。

　　分到419部队三个团的37名同学率先出发。他们跟随部队的副司令员姜松昼夜兼程，在错那县的麻麻乡赶上了部队。开战在即，担负炮火支援任务的308炮团也集中到达麻麻乡。该团的重型火炮及弹药都是用汽车运载的，但到了麻麻乡已经是公路的尽头，从那里到炮兵阵地的几十公里路程，连骡马道也没有，中途还有一个近百米高的大石崖，虽然当地人开凿了一条“之”字形小路，但过于狭窄。开始试用骡马驮运炮弹时，因剐蹭崖壁，炮弹和骡马都掉到下面的深渊中。所以前指决定，将120迫击炮拆解后由炮团自行抬上阵地，而所需的数千发炮弹则由419部队的三个团背上阵地。所以，分到419部队的37名同学到部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背炮弹。一个炮弹箱内装两发炮弾，每箱重36公斤，道路陡峭湿滑，不知摔倒多少次。背了两天，炮弹被按时送上了拉则山口的炮阵地。

　　10月19日晚，我们蹚过克节朗河，按命令向各自负责的敌人阵地秘密接近，拂晓前进入了发起冲击的位置。10月20日7时30分，群山还在沉睡中，发起反击命令的三发红色信号弹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308炮团的重炮对印军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轰击。我们的炮弹准确地落入印军的阵地，炸开了印军的防线，炸得印军人仰马翻。对面的印军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印军第七旅，号称印度的“王牌”旅，但他们在我军面前不堪一击。原计划打3天的克节朗战役，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根据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转入了追击和搜山，搜那些逃入森林中的敌人。经过两昼夜的追击，我军一举收复了藏南重镇达旺。

　　10月24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停火撤军的提议，但遭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拒绝。撤退到达旺河南的印军，还依托河南部的西山口可以俯瞰达旺地区的优势，不断从西山口一带的印度炮兵阵地对我达旺地区的部队进行袭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对入侵印军发起第二战役，即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战役。

　　我们百名学子参战的第二战役，取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为我国的西南边境打出了半个多世纪的平静。战斗中，一些同学负了伤，多数人见到身边亲密的战友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同学们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不少同学击伤了数人，抓到了印度的俘虏，很多同学在火线入团入党，立功受奖……战争使我们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在战火中学习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老西藏精神”，更加勇敢和坚强了。从那以后，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只要想到牺牲的战友，我们就有了力量和勇气。

　　战斗中，我们还和支前民工并肩作战，加深了对藏族群众的了解和尊敬。后来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王连贵将军，亲眼见到战斗中支前民工只用自己携带的少量糌粑充饥，再饿也不动用为部队背运的粮食。我们也见到过，支前民工们在抬担架运伤员时，生怕伤员有一点儿不舒服。他们把自己的皮袄垫在担架上，上山时前面的人蹲着抬，后面的人举着抬；下山时前面的人举着抬，后面的人弯着腰，尽量保持担架的平衡。藏族群众的善良淳朴、吃苦耐劳、爱憎分明，感动和教育了我们。这也是我们一直热爱西藏、热爱边疆的原因之一。

　　自卫反击战仅仅进行了40多天，但这场战争对我们的锻炼和教育却十分深远。它把我们从一个个普通的北京中学毕业生，改造成了一名名真正的战士。

　　战争结束后，我们继续在连队进行了半年多的军事训练，然后回到西藏军区步校学习。由于步校刚刚从拉萨搬到松宗，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除了几间木板空房外，几乎一无所有。学校领导率领我们发扬抗大精神，自己动手到深山伐来了木料，自己动手制作了所需要的教具和床铺、桌椅，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改善生活。上级从北京、上海调来了一流的老师，他们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是兄长，“老西藏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液中。4年的军校生涯使我们的军政素质有了全面的提高，毕业时我们的外语达到了胜任专业的要求和独立工作的水平。

　　毕业后，我们被分配到军队的各级部门从事专业工作。我们参加了乃堆拉、卓拉战斗，完成了不同的任务。卓拉战斗中，我们的同学张治光在出色完成情报参谋任务后，还积极抢救负伤的战友，最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处理过土伦山口等边防事件，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我们在情报站点收集资料，调查研究。更多的人在技术侦查大队，从事技侦工作，为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的人为国防建设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为未来的边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后来，我们这批人陆续离开部队，回到北京或其他地方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批人中，走出了解放军的两位将军、四名师级领导干部；还有人考取了研究生，成了不同领域的带头人；有十几人成为各级政府中司局级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后，近20人从事外交、外贸和外经工作，或成了技术情报领域的专家；不少人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

　　另外，还有10名战友，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有的夫人也在西藏工作，有的子女还在高原奉献，有的已经把儿子献给了西藏。

　　不管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都坚持发扬在雪域高原养成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改初心，与时俱进，积极进取。这百人中，没有一个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没有一个人成为拜金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堕落为腐败分子。

　　共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共同的经历，使我们这百名学子在北京聚成了一个紧密的群体。我们永远称自己是“老西藏”，永远情系西藏、情系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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