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学校。传说夏朝就出现了称为“序”的学校，主要教授射箭。商代又设立了“瞽宗”，用于贵族子弟学习礼乐。西周时期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校系统，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类。国学设立于首都，包括大学和小学两级，其中天子设立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设立的称为泮宫。《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乡学则是地方官学的总称，其具体设置又有不同的叫法，如《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官学体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而随着百家学说的兴起，民间的私学逐渐繁荣发展起来。这些私学的产生，给了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创办的儒学。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半公半私”性质的学校——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本来是齐国以“招致贤人”为目的创建的，希望吸引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者为齐国建设出谋划策，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集讲学、著述、教育、咨询为一体的高等学府。

　　在汉代，被破坏的官学体系得以重新建立，在“独尊儒术”政策的指导下，这些官办学校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创立于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被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端，教师由博士官担任，学生从最初的只招收博士弟子五十人，至东汉质帝时，发展到三万人。地方兴办官学始于蜀郡守文翁，之后在汉武帝的倡导下，各地也逐渐设立了官办的学校。此外，由于东汉灵帝的个人喜好，东汉末年还一度兴办了以教授文学艺术为主的专科学校——鸿都门学。

　　汉代的私学也较为发达，出现了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的经馆。书馆又称学馆，其教师称为书师，教学内容以识字为主，是后来私塾的前身。经馆又称精舍，其教师多为名家大儒，有固定的讲学场所，学生常常以千计，如《后汉书》记载：“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着录者万六千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战乱的影响，官学系统又陷入低谷。但很多统治者都注重对官学的建设和恢复，还出现了一些创新性的举措。如西晋设立了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晋书·职官志》)，与太学并立，主要培训贵族子弟。南朝宋设立“四馆”，分别讲授玄学、史学、文学和儒学，北周在麟趾殿设立麟趾学，讲授文史、艺术，这些都扩大了官学教学内容的范围。

　　隋朝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设立了国子寺(后改称国子监)，作为首个专门管理学校教育的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和算学。

　　唐代国子监在隋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广文学和律学。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龙朔三年(663年)以后，国子监以开展经学教育为主，书学、算学、律学分属兰台、秘阁和刑寺管理。此外秘书省设有小学，负责贵族子弟的初级教育。隶属东宫的崇文馆和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也都属于贵族学校。除了中央的官学，地方上各府、州、县也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归各地长史管理，均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各级官学的学生逐级通过各类考试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或直接分派官职，而连续三次考试未通过的，则要终止学习(《新唐书·选举志》)。

　　唐宋时期，民间教育以书院为代表。唐末五代时期，受战乱影响，官学衰落，原本主要是供人读书的书院，开始有了聚徒讲学的作用。到了宋代，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出现，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随着理学的发展，加之宋理宗的支持，宋代的书院达到极盛。书院的教学将教师指导、学生自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大多数书院的教学目标不是应科举，而是研究义理之学，《白鹿洞书院学规》载：“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明代朝廷对学校教育非常重视，朱元璋曾提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中央官学以国子监为主，其教育主要为科举考试服务，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经过官学的学习。国子监的学生称为监生，监生除了日常的学业外，还要分批到政府部门进行实习，称为监生历事，以积累从政经验。

　　清代学校制度基本沿袭明代旧制。到了清末，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取士，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建立初、中、高三等学堂，实行新的教育制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规定原有学堂均改称“学校”，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备，民间各种教育机构也逐渐兴盛，除了书院以外，义学和家塾都有较大发展。义学也称义塾，是指私人或地方集资兴建、带有公益性质的启蒙学校，主要为了教育家族或同乡子弟，一般免收或减收学费。家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私塾，是由私人创建、为满足个人家庭教育需要为主的民间学校，规模较小，主要为科举考试打基础。大族富户为了维持家族兴盛，追求仕途经济，都争相开办家塾培养子弟，黄宗羲《陈存斋墓碣》称：“今则比屋为子营入学，崭崭惟恐后时矣。”

　　清末，外国传教士大举进入中国，一些教会学校开始在东南沿海地区兴建，并逐渐向内地辐射，最终形成涵盖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并包括各种专门教育的庞大教育系统，最多时达学校15000所，学生约80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