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北，在藏语里被称为“羌塘”。这是一片古老和神奇的极地高原，充满着灵性、活力和梦想。

　　那里虽然高寒缺氧，但是只要去过，并在那里工作过，人们依旧都会对她一见钟情，深深爱上她。即便是离别多年，人们依然会魂牵梦萦，难以割舍。

　　北京有这样一个地方——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这是一个大家庭，有在京的西藏离退休人员和退役军人，也有中央国家机关、央企和北京市援藏干部、医生、教师等。这个群体中有上至百岁高龄的十八军老战士和早期建设者，也有年轻的援藏干部人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曾将自己的激情岁月留给了西藏，每个人心里都有浓浓的“西藏情结”。

　　特别是在藏北高原工作和生活过的建藏援藏工作者，他们的“西藏情结”显得更为浓烈。

　　这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高扬（左一）在与第一批西藏基层干部赴京参观学习班学员进行交流（唐召明2021年10月23日摄）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高扬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那曲地委书记，在藏工作40多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西藏。他的足迹踏遍高原大地，深深眷恋这里的一草一木。退休后，他弘扬“老西藏精神”，凝聚建藏援藏工作者的力量，在为西藏服务、架起京藏两地文化交流等方面继续发光发热和贡献力量。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原副会长、现项目专员陈正荣大学毕业后进藏工作35年，其中有6年时间在藏北高原度过。他曾为西藏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被人们誉为“西藏太阳能之父”。

　　这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原副会长、现项目专员陈正荣（左）来到曾经工作过的西藏自治区农科院考察调研，以助力西藏乡村振兴事业（唐召明2021年9月17日摄）

　　1976年，陈正荣从山东科技大学毕业来到藏北安多县土门格拉煤矿从事机电技术工作。这里海拔5000多米，年平均温度在摄氏零度以下，含氧量不及海平面的一半，一年中有8个月是冬季时间。

　　过去，藏北高原交通运输条件差，这里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吃不到新鲜蔬菜，很多时候只有靠酱油和辣椒面来下饭。饮用水也很困难，夏天用水车到河里去拉，冬天只有挖冰化水。

　　陈正荣曾托人从敦煌买了两只芦花鸡，目的是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其中一只没几天就因为高原反应死去了。对另一只，他精心喂养它，不久，就开始下蛋，他的生活水平一下子提高了，因为他两三天就能够吃上一个鸡蛋。

　　在矿上，最怕的是生病，因为高寒缺氧严重，即使一场小小的感冒，也会把你折腾得掉上几斤肉。有一次，他患了重感冒，开始没在意，还坐车到几十公里的野外工地转了一圈，正好那天又刮大风。晚上回来后，他开始发烧，将近40度，衬衣都湿了。第二天上午稍退了烧，他谁也没有告诉，坚持着自己去挑煤挑水。到了下午，又开始发高烧，他有些迷迷糊糊，极度虚弱，连去医院看病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那只芦花鸡进来，很快地下了一个蛋。他如获至宝，心怀一种异常的感激之情注视着那个鸡蛋，禁不住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个鸡蛋，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鸡蛋，甚至是一个救命的鸡蛋。他太需要它了，那是他当时拥有的唯一想吃的东西。

　　他把鸡蛋敲入碗中，加了一些糖，用高压锅蒸熟，然后慢慢地吃下去。大概半小时后，他感到烧退了，身上也有了点力气。他到矿区医院拿了些药，按时服药。两三天后。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在那几天，芦花鸡几乎每天下一个蛋，那是他当时拥有的最高级的营养品。他下定决心，不管怎么困难，他要把这只芦花鸡养下去，直到它自然老死。休假的时候，他托人把它捎到拉萨喂养。不料当别人再把它送回矿区时，它也因“高反”死去了。

　　这是时任西藏科委副主任的陈正荣在那曲地区带队搞社教时，骑马在申扎县乡镇进行调研（唐召明提供，1992年9月摄）

　　陈正荣后来回忆说：“1982年我调到拉萨，在自治区太阳所工作，当时困难也是很多的，但正因为我有过那段经历，所以觉得拉萨的条件与藏北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带领着全所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使西藏的太阳能利用事业蓬勃地发展起来。1992年，我到西藏科委当副主任后，带队到藏北去搞社教，在海拔近五千米的地方呆了四个月，奔波跋涉数千公里，因为那里有我太多的感动！”

　　我近期看到一本名叫《岁月留歌》的诗集。它由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会员霍钟权所著，书中一百余首寄情诗歌，记录了他在藏北高原工作和生活20年里所流露出的真情实感。

　　“每当袭来十二级的大风，败叶浮石都跑得无影无踪，宇宙被搅得浑浊一片，黑暗无情地吞噬着繁星，然而，灯却忠实地守在岗位上，吃力而执著地闪出万点红，这里有最可敬的灯……”（摘自霍钟权《藏北的灯》一诗）。

　　高寒缺氧的藏北高原，即使夏天也会突然下起雪来，需要穿棉袄御寒；大风来时，飞沙走石，人呛着风走路都走不动，自然条件十分艰苦。

这是霍钟权在藏北草原骑马下乡工作（唐召明提供，1965年摄）

　　1964年，霍钟权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西藏海拔最高、条件最为艰苦的那曲地区（现那曲市）。他在这里一干就是20年，先后担任过那曲地区索县农牧科科长、县委办公室主任，班戈县委副书记、那曲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霍钟权在那曲索县工作时，那里山高路险，交通不便，他又常常骑马下乡穿梭在山间羊肠小道。有一次，他骑着马，因为颠簸和马肚带松弛，连人带物歪挂到马肚子下面，好在那匹马未受惊吓而跳蹦，从而避免了摔下悬崖的危险。

　　让霍钟权难以忘记的是每次下乡，当地群众都给予他亲人般的温暖，如住户老阿妈常给他单独准备一碗稠稠的酸奶；煮肉了，专门把最好吃的羊尾让给他吃；冬天让他睡在帐篷最暖的位置；如果他哪天回来晚了，住户或其邻居就会有年轻人来接……

　　1984年，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和工作需要，霍钟权离开了藏北高原，但他依然情牵那里的山水草木，感恩给了他精神和生活养料的纯朴人民。即便是退休以后，他也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笔，以他热爱的诗歌形式，记录和赞颂藏北高原和高原的人们。2009年，他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最近，在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微信群里，协会会员黄绵瑾所作曲的“建藏援藏战士之歌”在群里深受欢迎，大家纷纷点赞和传唱，其拳拳爱藏之心令人感动。

　　“那天趁着星光，我挥泪离别了故乡，告别了白发的亲娘，扛起钢枪进军西藏。啊，再见吧故乡，西藏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再见吧亲娘，孩儿要去边疆保国防……”

这是黄绵瑾（右）与中国评剧院院长侯红（左）就评剧艺术进行交流（唐召明2017年11月26日摄）

　　黄绵瑾，1977年从江西师大艺术系毕业来到西藏，在那曲地区文工团工作了11年之久。他作为音乐创作、兼文学编剧的艺术家，藏北高原给了他无限大的创作空间和无数灵感，其间，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

　　1980年，他作曲的双人舞《啊，家乡》参加大连举行的全国首届单、双、三人舞比赛，获三等奖。

　　1982年，他创作独舞《悔恨》剧本及音乐，获得西藏自治区首届单、双、三人舞比赛一等奖。

　　1983年，他创作的女声小合唱《县长本是咱牧羊女》，由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送，被评为首届珠穆朗玛三等奖，并被灌制盒式磁带广为发行。

　　1984年，他创作的歌曲《白帆》，发表于国家级刊物《歌曲》第六期，并由中央歌剧院乐队和著名女中音苗青演奏演唱录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每月一歌播送一个月之久。

　　2001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喜马拉雅之梦》出版发行……

　　几十年来，黄绵瑾在国家级、省级、地级报刊发表歌曲、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200余篇，其中，“赴藏日记”被收入《西藏岁月》一书。

　　据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激情岁月里，约有2000名左右像陈正荣、霍钟权、黄绵瑾一样的大中专毕业生来到西藏工作，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抛洒在了西藏，乃至藏北高原。

　　如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理事李业壮和前不久病逝的会员赵家国也属于这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

　　1976年5月，从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李业壮和赵家国，一同从首都北京来到西藏那曲地区，从事汽车修理和农牧机械的制造工作。

　　这是李业壮（左）在那曲地区农机厂工作时，与藏族副厂长典地（中）、藏族技术员觉吉（右）一同研究开发新产品 （唐召明提供，1978年摄）

　　李业壮先后在那曲地区农机厂任厂生产技术科副科长、厂团总副书记一职，在藏北高原工作和生活了5年时间。

　　当时的藏北首府那曲镇，很难买到新鲜蔬菜和水果，文化设施也非常匮乏，整个“铁皮”城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礼堂、一个邮电所和一个百货商店。

　　这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原会长范小建（左）与李业壮（右）在畅谈西藏往事（唐召明2019年12月26日摄）

　　2013年，阔别数十年的李业壮带着夫人重返故地，想找一找当年工作过的地方。“我多方打听才知道，出于对西藏环境的保护，那曲不再发展工业，我们的厂子也被撤销了！”再次回到那曲镇的他，甚为那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地高兴。“虽然厂子没有了，但看到那曲的发展变化，还是很激动。现在那曲有农贸市场、电影院、商场、大小饭馆，大街上到处都有卖水果和蔬菜的。”

　　此外，在北京的“藏北人”中，还有位巾帼英雄。她是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会员盛瑞玲，92岁，其网名叫“神仙奶奶”。

这是盛瑞玲与丈夫李正大在那曲地区工作时，着藏装拍照留念（唐召明提供，1964年摄）

　　盛瑞玲是重庆人，1962年随在煤炭部工作的丈夫李正大赴西藏那曲地区人民医院工作，在藏北高原工作和生活了12年。她是一名医生，经常骑马出诊救治牧民群众。

　　有一次，她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由于常年在雪地上骑马，疏于防护，她还患上了雪盲症……

　　目前，盛瑞玲是中国年龄最大的广告模特，从70岁进入广告模特圈以来，现已拍摄了数百部各类广告作品。她以阳光心态、灿烂微笑、健康体态、气质优雅的形象赢得了全国女性认可，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霍钟权、盛瑞玲、李业壮（前排从左至右）在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唐召明2019年1月26日摄）

　　这里我仅介绍了几位在北京的“藏北人”，还有更多的无名英雄，无法一一描绘。在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这个大家庭里，我常常为他们那些平凡而可贵的事迹所打动。

　　无可否认，受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限，今天的藏北高原相比较其它地方还是落后的，可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因为有了这样许许多多、默默无闻、具有奉献精神的建藏援藏工作者，藏北高原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中国西藏网 文、图/唐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