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认为，研究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史，需要在研究唐朝与吐蕃的关系，元朝与乌斯藏、朵甘斯、朵思麻的关系等议题之后，把历史的不同层面和丰富性揭示出来。

　　整理、翻译和影印出版《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以下简称“档案精选”）的意义便在于此。沈卫荣教授自豪地说：“我们把大量的档案材料呈现给世人，谁都可以来看看，当时西藏与中央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图为沈卫荣教授。摄影：王淑

　　西藏历史研究要有突破，没什么资料比这批档案更重要、更好

　　经过4年的辛勤努力，沈教授所说的大型影印丛书 “档案精选”，将在今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部丛书选录档案共计1394件，形成近50万字的汉译文，大部分档案为首次公开。

　　清华大学十公寓工作室里，氤氲着咖啡的香气。曾经参与此套丛书审定工作的沈卫荣教授，与我们谈起了他与西藏蒙满文档案的故事。

　　中国的藏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西藏历史的研究。沈卫荣教授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比国外学者更有利的条件是有大量的历史文献（特别是藏汉蒙满文档案文献）可供利用。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有大量的研究西藏历史的最好资料，但到目前为止，对这批资料的研究利用还是比较少的。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在西藏历史研究上有重大突破，没有比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更重要、更好的资料了！”沈教授感叹。

图为大型丛书《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全套丛书共10本）。摄影：李元梅

　　原始档案影印出版，历史真相的无声力证

　　“做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史料、文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能够出版面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见政府、学者在其中投入了大量心血。”

　　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面世，沈卫荣教授感到欣喜，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达力扎布，曾经专门研究清代蒙古人到西藏熬茶布施的历史。他研究发现，当时蒙古人把大量的经济收入都用于到西藏熬茶布施。在政治宗教等层面，蒙古人与西藏的关系非常深厚。达力扎布教授当时能够用于研究的资料，都是蒙古地区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文献。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对于历史上满蒙藏关系的研究，又提供了大量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大型丛书“档案精选”用的是直接影印的方式出版，没有任何过多的解说，直接用档案说话，为学者们提供了完全真切、原始的资料，学者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当时中央政府与西藏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会在国内外藏学界引起很好的反响。

图为《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韩书力、边巴顿珠绘。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图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孙铁木儿皇帝颁给朵甘类乌齐寺僧众谕旨》。摄影：李元梅

图为明“永乐”款铜镀金弥勒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档案为证：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

　　“国外藏学界普遍认为，元朝、清朝对西藏实施了有效统治，明朝没有。这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里有这么多明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交往的档案文书。这些档案文献的发掘、利用，将会弥补这一段历史。”

　　上世纪90年代，沈卫荣曾经读到过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卓嘎馆长发表的一篇文章，文中称，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诏令文告大约有1万件。沈卫荣当时觉得非常震撼，后来借由一个研究项目，他走进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对这批档案进行了调查研究。

　　在明朝，有名有姓的喇嘛有2000多名。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常住京城内传授密法，京城内外兴建了大量藏传佛教寺庙，现存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的绝大部分是明朝翻译的。

　　代表宗喀巴来北京朝圣的大慈法王，得到永乐皇帝、宣德皇帝的喜欢，获得了很多赏赐，回到拉萨后建立了色拉寺，色拉寺的镇寺之宝，如十六罗汉像，还是从南京运过去的。

图为雍和宫《喇嘛说》碑亭。摄影：李元梅

图为雍和宫《喇嘛说》碑，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摄影：李元梅

图为《喇嘛说》碑四面碑文（局部），从左至右为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摄影：李元梅

图为清乾隆《缂丝乾隆御笔喇嘛说卷》。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

　　图左为大昭寺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图右为雍和宫进行金瓶掣签的金瓶和象牙签（复制品）。摄影：李元梅

图为雍和宫大殿匾额，从右至左，以满文、汉文、藏文、蒙古文书写“雍和宫”。摄影：李元梅

　　让文献“说话”，构建西藏历史研究话语权

　　当今美国有一个“新清史”研究潮流，指责中国的清史研究只看汉文文献，不看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献。他们认为，蒙满藏文等文献可以补充、甚至改写仅仅依靠汉文文献做研究得出的结论。

　　“实际上，中国很多很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从多种文字文本资料出发来解读历史，一点不比西方历史学家做得差。”沈卫荣教授表示，如今，大型丛书“档案精选”的出版与进一步研究，是对这一指责的很好回应。

　　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语文学角度，好好地整理、翻译这些档案文本，准确地反映出其中的微言大义，原原本本地让文本“说话”，没有任何断章取义，将会对中国的西藏历史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希望，有更多的历史文献能通过同样的方式整理、出版，甚至出英文目录，供国内外读者应用。此外，希望能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进行深入研究，推进西藏历史研究的发展。

　　沈卫荣教授说：“中国学者可以很自信地利用档案开展历史研究，建构我们自己的话语权。毋庸置疑，西藏是我们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西藏网 图、文/王淑 李元梅 贾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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