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

　　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将迎来建社70周年的大喜日子。我早就想写一篇回忆纪念文章。

　　1982年1月，我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历史系1977级毕业分配到学校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董宝良老师直接指导下参与建所之后的首项大工程——编辑多卷本《陶行知全集》（该书后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我尝试着写了一篇《陶行知论解放儿童创造力》的小文章，并投给了人教社刚正式创刊不久的《课程·教材·教法》杂志。吕达老师对我的这篇小文章很肯定，很欣赏，特地回函鼓励。该文很快刊发在1984年第3期《课程·教材·教法》上。紧接着，1985年人教社编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录了我撰写的论文《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这是我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发表的比较早的两篇文章，让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开启了我的陶行知研究之门，我也因此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8年我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在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随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研究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开沅先生视野宏阔，指示我尽量了解国外陶行知研究概况，打开自己的学术视野，以便知己知彼，借鉴超越。我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国外陶行知研究资料。1990年下半年，我将编选整理的40余万字的《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寄给人教社吕达老师。他考虑到分工的原因，当即将之转给了时任人教社教育室主任的邱瑾老师。经过邱瑾老师的精心编辑，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为赶在春节前校对完书稿，我住在人教社北京沙滩后街原址附近的《红旗》杂志社地下室里核校书稿，夜以继日，终于抢着赶完核校，使该书于1991年春节之后顺利出版，这是我个人出版的第一本学术图书。此后我又在章开沅、董宝良等先生指导下，陆续单独或与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等，还在人教社出版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教育史学通论》（上下卷）等，前后合计700余万字，其中多部论著在人教社责任编辑老师的精心编辑下，出版后都得到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充分肯定。如《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教育公平论》两本书分别获得第二届和第六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入选首批“中国文库”，也是教育类图书首批入选的仅有的一本；《陶行知研究在海外》获得首届中国陶行知教育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等。

　　借助人教社这一平台，我也从此一步步走上学术道路。我从一名初出校门的大学生，与教育研究和教育出版相伴随，逐渐成长为教育学界、教育史学界和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名专家学者。这些都离不开前后几任人教社领导，离不开人教社一批资深编审，如吕达、邱瑾、郭戈、王莉、邹海燕、刘立德以及中青年骨干编辑冯卫斌、韩华球等人的鼓励和支持。

　　除此之外，人教社还帮助我搭建了交流平台。从2007年开始，我们长江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每年3月3日都要与人教社合作在北京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借助每年全国两会的时机，邀请一大批国内教育专家讨论两会提案议案建议以便修改完善，更好地发挥咨政建言作用。在人教社黄强社长、郭戈总编辑的领导下，立德同志带领他的团队，每年都认真负责地筹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十多年过去了，“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已然成为国内教育界的一个品牌论坛项目，并衍生出“南京·长江教育论坛”等全国各地多个论坛，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知名教育学者，并演变成了一个个提携后进、鼓励年轻人成长的平台。

　　40年前，我因“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而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结缘，今年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际，我与学生刘大伟又将在人教社出版《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卷本）。这些巧合都让我感受到与人教社的同仁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那就是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教社作为中国教育出版行业的“领头雁”，将我们这些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教育学者黏合在一起，共同参与了这场发展盛宴，我要衷心地说一句“谢谢”！

　　人教社70年走来，风雨兼程，与时俱进，形成了今天在教育出版界的地位与大发展格局。我相信，在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进程中，人教社必然会有更大的作为和担当，也必将成为中国教育出版界的“合抱之木”“九层之台”，继续引领中国教育出版的方向！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