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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羊贼”也能当党员——一堂基层党课中的西藏近代史

发布时间:2021-03-29 09:50:00来源: 新华社

   “我1964年入党,是全县翻身农奴里第一批入党的三个人之一。那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年!”说这话的是藏族老人旦增措姆。在西藏萨嘎县雄如乡卓巴布村党支部委员会组织的一堂党课上,这位即将年满79岁的老人成为特殊的主讲人。

   今年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在“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前,健在的翻身农奴走上西藏各地的基层党课讲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领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群众重温西藏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雄如乡,旦增措姆老人是党课上的“明星讲师”。虽然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她讲话依然思路清晰。

   不过,来听课的干部群众没想到,在旧西藏,这位老党员还曾是一名“偷羊贼”。

   旦增措姆出生于1942年,一辈子都生活在西藏西部这片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牧场上。小时候,她们全家都是村子附近一座寺庙的农奴,靠为寺庙放羊换取一点粮食糊口;产出的羊肉、奶和皮毛等产品全部归寺庙所有。而她一家八口人,只能挤在一顶帐篷里住。

   “睡觉时,身下垫着干羊粪当褥子,帽子摘了垫在脑袋下就是枕头,藏袍盖在身上就是被子。”旦增措姆说,“那时的袍子里全是虱子,太阳一晒能数出好多,自己身上就像长了个虱子窝!”

   在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像旦增措姆一样的农奴占了当时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由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集中占有以土地、牧场为主的生产资料,对农奴实施人身控制和奴役,进行苛捐杂税盘剥,许多农奴从出生起就继承了沉重的债务。

   “我八九岁时,寺院的债家里实在还不起了,父母就趁天黑,带我们赶着羊跑了。”旦增措姆说,一家人本想逃到没有人的草原上重新开始生活,但还是被寺院抓了回来。

   因为偷羊,她的父亲被毒打,落下终身残疾;住的帐篷也被寺庙收走抵债,全家只能住到一处山洞里,靠四处乞讨和给富人家打零工为生。

   “不是实在活不下去,我们也不会去偷呀!”旦增措姆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她还记得,在民主改革前的家乡,既有像她这样想逃走的人,也有从其他地方逃难而来的人。

   但在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时代,被压迫的人们无论逃到哪里,都找不到梦中那种“吃得饱、穿得暖、睡得了安稳觉”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后,老人的话令在场的农牧民无不陷入沉思。

   1959年3月,命运的转折来临,党中央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

   这些在旧西藏曾经可以被当成别人的财产而被买卖、转让、赠送、抵押的人,生命中第一次获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旦增措姆主动参与到了为自己争取解放的行列中。在民主改革正式开展之前,解放军组织的工作组已经来到雄如,旦增措姆加入了文艺队,通过歌舞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

   在工作组里,她还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他的家乡在南木林县,曾经也是一名农奴。工作组到达南木林后,他主动当起了翻译,并跟着队伍来到了雄如。不久后,两人结为了夫妻。

   这场婚姻在旧西藏几乎不可能发生。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规定,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赎身费”,农奴的孩子也注定终身为农奴。

   “是革命的队伍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旦增措姆说。

   如今,旦增措姆的小家已经发展为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些年,她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也在党的妇女组织工作过。63岁从工作岗位退下后,她依旧时常把党徽别在胸前。

   她也见证着家乡的变化。村里从民主改革之初的一穷二白,变为了今天的水电路讯网全部畅通;牧民们住上了“边境小康村”项目统一建设的住房,基础设施保障条件进一步改善。2019年,萨嘎县正式脱贫摘帽。

   “从前的日子,要到处给别人作揖、磕头才能活下去。共产党来了之后,谁也不用求,什么都不用愁了。”旦增措姆说。

   再提起当初“偷羊”求生的经历,老人会付之一笑,笑里有时也会带着泪。

   现在,她家里有40多头牦牛、60多只羊。

(责编: 常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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