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的“九·一八”事件，通过无线电传到各地，让所有的人震惊了。

　　东北沦陷，暴日节节进迫。消息传到拉萨，正在诵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感到了透心的寒。他不知道口头上讲信佛的这些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丧尽天良，无限的悲愤油然而生。他立即命人传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此期间，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派西藏地方僧俗官员到南京，以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还“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面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爱国之心“亦确具真诚”。

　　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活佛，虽远在西陲，但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之时，为了维护领土完整，亲自率领僧俗群众，为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尽己所能，充分表达了他的抗日救国热忱。

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图由喜饶尼玛提供

　　当时，西藏地方与西康地方各执己见，战事频起。西藏驻京代表贡觉仲尼在十三世达赖的指令下，为抗日大局，尽力从中协调，上传下达，避免西陲战火升级。他一再表明：西藏民众拥护中央，以抗外力之侵略，决不后他人。1932年8月，贡觉仲尼转陈达赖喇嘛来函：康藏纠纷，藏方不能违背与中央和好之旨。12月17日，他又表示达赖甚望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康藏纠纷，表示：“现当日本侵占辽吉情形紧急，我国人精诚团结一致御外之时，爱国热情谁不如我，尤宜亟泯国内一切纠纷，集中全力以赴之”。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康藏地方当局在中央的协调下，几经周折，最终较好地处理了纠纷。

　　1933年12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国民政府特派时任参谋本部边务组组长的黄慕松作为致祭专使率团前往，追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南京也适时进行了追悼活动。

图为南京追祭十三世达赖的祭堂 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黄慕松是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派出的第一位重要官员，为改善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开辟了新的局面。之后，热振活佛继续带领西藏僧俗群众，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祈祷法会，“进行唪我军得胜之经，诅倭寇立灭之咒，继续忏诵得最后胜利”。

　　抗战期间，西藏驻京代表顾全大局，尽职尽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9月2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以及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藏传佛教界人士在南京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颇有影响。

　　这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毫无人性地“除了用飞机、大炮以外，最毒辣的手段还是离间我们的民族”。但是，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的炮声反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蒙藏回族的联合”。1938年4月，贡觉仲尼与阿旺坚赞等西藏代表，积极主动地参加了“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开赴前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贡觉仲尼在即将开赴徐州前线的献礼仪式上，用藏语作了形象生动的演讲。他发自内心的演讲打动了到场的所有人，充分表达了他和西藏人民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演讲中，他首先说明了自己是代表西藏地方政府的，表明他的行为不是代表个人。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人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说，也应该制裁。他的演讲以生动的比喻，从多个方面充分说明了中华各民族本是一体，尤其是外患严重的时候。他的演讲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38年12月，西藏哲蚌寺僧人考虑到“国家军事急需兵力甚殷”，主动上呈中央，建议应于康藏各地早日施行政令，征集兵员。只要国家需要，寺僧亦愿拿起枪杆。

　　贡觉仲尼等人的爱国行为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正如著名藏学家拉巴平措所说：“贡觉仲尼，是民国时期西藏反帝爱国力量的重要代表。1923年，他奉达赖喇嘛之命赴北京接任雍和宫堪布之职。此后的十五年间，他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辗转拉萨、南京、北京等地，为维护和增进西藏地方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为维护中国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这时候，正在内地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九世班禅，他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九世班禅虑及日寇早已垂涎内蒙古，必然从中捣鬼，侵我国土，即向国民政府提出赴内蒙古各地宣传抗日救国。许多人担心此去凶多吉少，劝其勿往。但他恐改变行期“贻敌人以离间之机，引起蒙地民众之疑惑”。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前往，当即从海拉尔赴锡林郭勒盟，沿途向僧俗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军的暴行，号召内蒙古的广大僧俗群众奋起抗战，保卫家园。

图为九世班禅 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1932年3月23日，九世班禅在内蒙古百灵庙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全国官兵“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他召集了千名僧人诵经。在巡视期间，适逢日寇企图染指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他闻讯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罪行：

　　“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现我军民时至忍无可忍，官兵义师前赴后继，为自卫而抵抗，为正义而舍生，救国热忱中外皆钦，班等宣讲国难中应尽之天职，化彼惶恐观望之心理，实行团结，共赴国难。离辕较远者，或派人游说；或分函告诫，令饬各地蒙军加意防范，严守疆地，……幸各王公深感大义，先后复函，誓愿执戈报国，共驱倭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除召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千余，自三月一日起，在百灵庙虔诵藏经，广施供养，建立法坛，祈祷和平，并追荐前方阵亡将士，藉佛力之加被，弥战祸于无形”。此电充分表达了九世班禅的抗日救国热忱。此外，九世班禅还通电全国，拥护中央政府安抚蒙民：“沈阳事变，正班禅拟南来之际，乃倭寇猖獗，得寸进尺，甚至多主离间，播散流言，以期逞其野心。班禅蒙政府待遇优容，自愧涓埃之报，当此国难，凡属人民，亦宜奋起，况班禅受国家尊重，岂敢稍存坐视。故绕道西行，由东蒙至西蒙，将及五月，沿途经过，王公百姓，遮道欢迎。班禅即于此时，宣传中央意旨，喻以大义。咸谓东省沦陷，深盼国家决计恢复，誓共图存，以固疆土。等情。足征民心未死。抚绥蒙民，望政府及时注意，速筹良法，免失指臂之效。国防幸焉。至班禅朝夕与蒙古各寺喇嘛诵经祈祷，祝邦家之永奠，弭祸患于无形，区区苦衷，谨电奉闻”。

　　正如班禅所说，这期间他“不敢辞却劳苦，即由北路经过外蒙边地，以至内蒙各盟旗藉宗教以广为宣传中央之意旨，及帮办蒙民之一切设施，并力说五族应坚固意志，切实联络。故蒙民各王公民众，悉为感动，力行团结，乃派代表来京。”他每到一地，便带领当地藏传佛教僧人念经祈祷抗战胜利。同时，召集当地王公贵族，揭露日寇侵略暴行，号召人们拿起枪杆团结御侮，爱护国家。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爱国行为给予日寇“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阴谋以有力的打击，得到了全国各族的赞赏。

　　1933年10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表彰九世班禅令，认为他“前膺宣化使命，寒暑央征，勿辞劳瘁。上以阐扬中央之意志，下以激发蒙族之忠忱。德音广被，轸域胥融。顷者国难未已，疆隅多故，该使力镇危疑，维系边局。眷念勋勤，尤深嘉慰。特予崇褒，以彰殊绩，此令”。当时，内蒙德王等受日本人的诱惑，提出要进行“蒙古自治”，九世班禅闻讯后，陈述利弊，一再开导，力劝德王取消自治之念。他派罗桑坚赞、刘家驹等人前往庐山，向政府首脑汇报内蒙局势。国民政府立即派遣黄绍竑赴内蒙了解情况。由于九世班禅在内蒙僧俗群众中颇有声望，日本人“屡次前往煽惑，冀其合作，以造成内蒙与中央分离之局面”。但是，他深明大义，严词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并致电中央政府，斥责日本侵略者的阴谋。当时日本人听说“班禅将前往锡林郭勒盟诵经消息，有拟乘隙挟持班禅，利用宗教手段，使当地脱离中央”。可见班禅之重，形势之险。有人说：“九·一八国难后，日本用种种方法，勾煽其间，而内蒙古官民，屹然不为所动者，大师宣化之功也”。事实证明，这种评价毫不为过。

图为九世班禅 图片由喜饶尼玛提供

　　九世班禅还多次在内蒙古、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公祈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自己亦晨夕默诵，未曾稍懈。如1934年5月13日至18日，他在杭州灵隐寺主持了宗旨为祈祷世界和平，超度阵亡抗日将士的“时轮金刚大法会”。“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重病中的九世班禅还想到康定召集藏传佛教高僧，启建大威德金刚降魔定乱大经，以仁慈之心求全国人民共免劫难。他在圆寂的前几天，得知上海、山西、内蒙古等地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不顾病重，在弥留之际，仍不忘积极宣传抗日，发布了汉藏合璧的《告西陲民众书》演讲词，呼吁“大家要认清，这回是我们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争生存的战争，谁战败了，谁就是战胜者的奴隶呀！……在整个民族争取最后生存的今日，我们内部任何种族苟存一点观望漠视的态度，而不全国一致敌忾同仇的作前方将士精神上的援助，和物资上的后盾，那就要影响全局牵动前锋，尤其是在焦土抗战决胜于最后的我们，不发动全体动员，全面抗战，是不会成功的”。演讲最后他还特别指示“至宣化使署枪枝，除卫士队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给中央，共济国难”以助抗战。在九世班禅的带头作用下，藏族其他僧俗著名人士也纷纷发声，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

　　这期间，九世班禅还带头多次为抗战捐款，捐赠战马数百匹。如1937年10月28日，他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三万元，并带头认购救国公债两万元。为了祈祷抗战胜利，诅咒日本侵略者，他还捐款数千元，修建坛城。在西藏地区，广大僧俗群众时刻怀念、崇敬着班禅大师。当他们听说大师为国无私捐款一事，为其爱国精神所感动，无形中起到了动员和鼓舞他们为反侵略战争尽自己微薄之力的作用。

　　战时，西藏藏传佛教僧人坚决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向日寇投降。这是长期以来，蕴藏在他们心中那炽热的爱国精神的迸发。他们的这种爱国行为，对于鼓舞蒙藏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抗日高潮进一步向前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藏传佛教高僧的参与带动鼓舞了广大民众，进一步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团结，藏传佛教高僧们在抗战活动中也加强了自己的内部团结。（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