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上的“女子考古队”

　　“抓紧时间”“再咬咬牙”“多坚持一下”，几句话是何伟在工地的口头禅，也是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高原女子考古队”的精神特质。

　　一个客观现实是，考古室作为西藏目前唯一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仅有在编人员10人，其中女性队员7人，除“队长”何伟一个“80后”外，其余都是“90后”姑娘。

　　而她们所要面对的，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是时刻与冬季赛跑的紧迫时间，是海拔动辄4000米以上的稀薄氧气，是最靠近太阳的光照，是最刺骨的寒风，是跨度上万年却尚不为人们所知的西藏发展与中华民族交融历史。

　　她们用竹签和小铲，剔砂石，扫尘土，在世界最高的荒野上，挖掘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密码，用尚带泥土的陶与铁、石与骨，追溯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万里同风”的历史印记。

　　在寒风与烈日间发掘

　　11月19日，忙完手头积压的数个文物保护影响评估报告，何伟掐着秋天的尾巴，赶到位于阿里札达县的波林工地。西藏有句老话，说“远在阿里”，而札达县又在阿里最偏远的角落。这里靠近边境线，海拔4300米以上，是难见人烟的荒凉旷野。当地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偶然挖出一处墓地，只得马上停工，联系文研所做抢救性发掘。

　　“本来11月末阿里的考古发掘都该暂停，我这次来打算做初步勘测，为明年发掘做准备，可到现场后了解到，施工方工期紧迫，加上今年阿里天气比较暖和，初步判断墓地规模不大，我就心想，咬咬牙弄完算了。”何伟“侥幸”地想。

　　然而随着工地开挖，墓葬显露出它复杂的真实面貌，何伟的“侥幸心”落了空，发掘时间只能延长。而所谓的天气暖和，只是相比往年而言，入冬的阿里再次展现出它的实力——“上午没太阳，冷；下午太阳出来，但是两点准时刮风，更冷。”

　　发掘刚开始时是集体作业，经过培训的民工们会用铁锹、锄头帮忙清理表土，但发掘一旦进入文化层，就只能靠专业考古队员下场，用竹签、小铲和刷子施展“雕工”，一点一点把破碎的文物、堆叠的尸骨从层层叠叠的土层里“抠”出来。

　　“考古不是只把埋在地里的东西挖出来了事。文物的价值不仅在其本身，它们在土层里的形状、位置、状态，都包含了历史留下的信息。考古发掘的意义，就是尽最大可能去发现和保留这些信息，还原千万年前这片土地的风貌和变迁。”何伟说，这需要细致的手头功夫，往往要戴着薄手套甚至裸着手，蹲坐在工地里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小块遗址的清理。

　　“高海拔空气稀薄，风其实说不上大，但缺氧会放大痛觉，风只要碰到裸露皮肤，就跟刀刻一样。”夜里回到住处，何伟指头关节都变了色，但还要继续“咬咬牙”，把当日发掘的文物分类归档，到凌晨才算完成一整天的工作。

　　因为工地离附近村落实在太远，何伟找施工方要了一间活动板房住，“根本挡不住风，风找着缝从四面八方钻进来，没有办法，只能在房间里再支一个帐篷御寒，才能勉强睡着。”

　　刺骨冷风和稀薄空气，只是高原考古的众多挑战之一。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西藏，为考古队员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极致经历”。

　　有烈日和尘土——同在阿里的桑达隆果工地，发掘时正值盛夏，因为工地就在国道旁边，大车驶过，尘土飞扬，伴随着烈日和大风，土沟里作业的队员们武装到只露出一双眼睛，夜里下工回来，衣服上落满灰尘，“人和土一个颜色，互相之间是谁都认不出来。”

　　有寂寞与喧嚣——在日喀则的拉托唐果遗址，由于附近村落整村搬迁，何伟只能借住在遗留的老村委会里。“村委会被附近牧民用来关牲口，我们入住就把牲口赶到院子里，臭不臭还好说，就是那个驴特别吵，不知道它在想什么，从白天叫到半夜。”高原空旷，驴叫声划破夜空，群山回响，伴随着队员度过一个个夜晚。

　　有高崖与深谷——在日喀则的吉隆石窟，石窟高悬在落差500米以上的峭壁上，仅有一条30厘米宽、时有时无的小路通往，一侧就是万丈深渊。在村干部又拖又拽的竭力帮助下，队员们好不容易才走上去。调查完后要下山来，何伟回忆，“我往下一看，实在腿软，坐在洞窟口，说我不想下去了，村干部听到也哭丧着脸，说我们也不想你下去。”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在最偏的地方挖最老的土。”考古队成员、藏族女孩拥措这样总结工地体验，这一说法得到大多数队员认同。

　　虽然嘴上常说工地苦，但队员们的选择与坚守，用行动又构成另外一种回答。

　　藏族队员旦增白云2016年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毕业，回拉萨时，先找了一份金融企业的白领工作，“无论是待遇还是舒适程度，都一定要好过现在，但那时我始终感到一种空虚，我觉得自己应该和家乡的土地产生更多关联。”

　　于是工作3年后，白云辞去工作，考进考古室，得偿所愿，风吹日晒，日夜挖土。

　　“你现在流的汗，都是当时辞职时脑子里进的水。”队友们常拿这个故事和白云开玩笑。站在土坑边，只露出一双眼睛的白云，无言以对。

　　“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白云后来说。想到自己挖出的每件物品，都会改变人们对西藏历史的看法，她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放大了，“我是自己家乡历史的第一个见证者，这种感觉，只有考古能带来。”

　　队员谭韵瑶2018年吉林大学考古学毕业后进入考古室。这个家乡在广东佛山的女孩，对高原工地有另一种“向上”的看法。

　　“因为有些样品得在深夜才能采集，于是看星星成为我们工地的固定项目。阿里也许是世界上最适合仰望星空的地方，可能因为离天空更近吧，夜里的银河特别璀璨，无法形容的璀璨。”在等待相机曝光的几十秒时间里，谭韵瑶常常会想，几万年前，甚至十几万年前，自己发掘的那些物件的使用者，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否也和自己注视过同一颗星星呢？

　　土地，和土地之下的历史；夜风，和夜风之上的星空——它们一道，构成属于高原工地的独特浪漫。

　　“成团”的偶然与必然

　　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

　　“其实所谓的‘高原女子考古队’，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7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而非正式编制。在我们的自我认知里，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唯一的共同点，只是恰好都在西藏，恰好都是女性罢了。”何伟回忆，这支如今名气日盛、成果颇丰的队伍的形成，纯属“一个偶然”。

　　2006年西藏文研所成立，西藏本土考古学才真正起步。2015年后的陆续几年里，考进考古室的都是女生，不知不觉，女性成员数目就过半了。如今，考古室在编人员10人，其中7人是女性。

　　2019年的8月到11月，考古队在阿里发掘桑达隆果和格布赛鲁两个墓地遗址，由于两地距离不远，队里当时6名女队员在3个月里同吃同住同工作。两个工地相继发现重要考古成果，也引来媒体关注。当媒体的镜头对准这6位女队员后，“高原女子考古队”的称号也逐渐被大众所知。

　　最终，桑达隆果墓地的发掘成果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先后获评“西藏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更在今年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成为西藏考古的一张闪亮名片。

　　虽然说“成团出于偶然”，但回过头看，这支女子考古队并非横空出世，桑达隆果等考古成果也不是偶然发现。女队员们的成长成熟，西藏考古的跨越式发展，有其必然。

　　“高原女子考古队”的“成果爆发”，其实是两代西藏考古人接力的结果。“长期以来，西藏发展的重点都放在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上，考古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关注。直到2000年前后，在李辉林、夏格旺堆等一批本地考古人的奔走努力下，考古业务才从西藏博物馆里剥离出来，2006年成立了独立的文物研究所，加上陕西考古院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的帮助，西藏考古才从无到有，一步一步取得桑达隆果这种级别的发现。”何伟说。

　　直到近两年，考古室在编人员才到10人，而这10人要管理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所有考古相关工作，“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必须独当一面才可以。”何伟说，正是因为“肩负重任，退无可退”，女队员们不得不快速成长。

　　虽然大多数队员并不爱谈论“女性考古”之类的话题，但身处野外，身处一个大多由男性民工构成的环境中，身处一个一年中有近二分之一时间出差在外的行业里，性别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拥措2017年进入考古队，是何伟之后最早一批入队的队员，也因此与何伟相处时间最长，两人亦师亦友，“我刚进来时，其实对工作的意义、对人生的规划都很迷茫，是何伟姐用自己的言行，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启发了我。”

　　在几位“90后”女考古队员心中，何伟就是“高原女性考古人的理想圣体”。“她热爱考古；她的精力似乎永远充沛；她在工地上雄赳赳气昂昂，敢和男民工吵架；她的爱人完全支持她的事业；她无论工作多忙，只要工地有信号，每晚都会和女儿视频聊天很久……虽然考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岗位，但她就是能把工作和家庭都顾好。”拥措略带崇拜地说，何伟姐以身作则，给女队员们立起一个“可以通往”的榜样。

　　虽然被后辈们高度评价，何伟的反应却很淡然：“虽然我们不把性别当借口，但考虑到考古行业的实际状况，它是始终要面对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触，一方面工作上要自强，野外毕竟不是城市，不‘泼辣’一点，很多突发状况会‘镇不住’；另一方面生活中要洒脱，不能把自己带入‘自怨自艾’。生活的形式有很多种，考古工作长年在外无法避免，我们要先学会接受它，然后在这个共识下尝试解决问题。”

　　采访中，何伟女儿的视频电话打来。何伟不好意思地笑笑，和电话那头女儿说明情况，也没挂电话，就把手机开着放在桌子一角，母女俩默契地“无声”连接着，采访继续。“何况陪伴也有很多种方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女性知识分子，应该给出自己的解。”

　　在何伟的带领下，女队员们目标一致，朝夕相处，不仅工作中是同事，生活中也成了好友，为略显枯燥的工地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白云说：“有时候我挖出来一个器型独特，或者特别完整的陶罐，大家都会围上来拍拍摸摸，说也要沾点好运气。”

　　拥措说：“刚工作时，野外上厕所比较怕羞，何伟姐专门用铁皮给我修了个厕所。第二年开春再去工地，发现厕所不见了，当地人说，这年冬天阿里刮8级大风，不仅把厕所吹飞了，连坑都吹平了，可惜了我的厕所！”

　　谭韵瑶说：“我的工地大多比较远，很多时候得住山上，每次拥措经过我的工地，都会从县城给我带一杯奶茶，还带一大包零食。我会从山坡上冲下来，用力抱住她，说‘拥措你又救了我的命’。”

　　相处日久，队员也处成了闺蜜。“有时候好不容易回到城里，换上美美的衣服，和闺蜜们聚会，她们说演唱会，说偶像剧，我都听不太懂了。到后来，即使回城里，还是我们几个同事聚在一块，聊的还是陶片和骨头，哎！”拥措先叹了口气，然后又笑了。

　　高原厚土下的民族交融密码

　　西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吐蕃王朝开始。公元7世纪，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命令大臣吞弥·桑布扎参考梵文，创制了藏文字体系，这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西藏历史研究的时间“上限”。

　　“但是西藏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吐蕃王朝，那么在藏文创制之前的漫长时光里，西藏的历史是什么样呢？”这个疑惑，萦绕在文研所的每个人心中，成为考古队的“元问题”。

　　“前藏文时代的西藏历史，常常和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比如猕猴变人传说，大意是藏族的祖先是一只由观世音菩萨点化的猕猴。这种说法虽然浪漫，但显然不能作为历史资料看待。”白云说。

　　“上一代西藏考古人建立了西藏文研所，解决了西藏考古‘有没有’的问题。如何把西藏历史纳入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体化叙事中来，成为我们这一代西藏考古人的时代使命。”何伟说，“如果吐蕃前的西藏历史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就亲手把它‘挖’出来。”

　　被评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桑达隆果墓地，就是考古队向补全西藏历史空白所交出的答卷之一。

　　“我们从2017年开始发掘桑达隆果遗址。这是一个距今2000年，延续使用了1000多年的墓地，历史的沉积累加，为遗址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墓葬、随葬品，还有岩画、石器、铁器、青铜器、陶器等物件。”何伟说，开挖7年来，经历无数个烈日与寒风的日夜，考古队在桑达隆果清理出48座墓葬，出土2000余套文物，为了解早期金属时代到吐蕃王朝建立前，藏西北地区的文明起源、政治形态、族群交流等历史情况，打开了一扇窗。

　　传说中，这一区域还是古代象雄文化的活动范围，“象雄在各种文献上留下了只言片语，过去传说成分是大于实证资料的，但在桑达隆果的发掘中，我们也发现了象雄存在与对外交往的一些文物证据，为未来勾勒象雄文化的真实形态提供了‘站得住脚’的依据。”何伟补充说。

　　“西藏的考古学起步晚，但是也因此为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开拓空间。”拥措掰着指头数，从桑达隆果墓地到格布塞鲁墓地，再到皮央东嘎墓地、玛朗墓地、多瓦墓地、觉墨林墓地、宗朵墓地、色布墓地、吉让墓地……近5年来，考古队对阿里地区的深入考古发掘，为探索该地区族群起源和史前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支撑。

　　“比如我们在这一地区发掘出的具纽镜，与中原地区具纽镜的风格完全一致，显然是受到中原地区同期的汉晋文化影响，甚至就是从中原地区流传而来。这就证明在吐蕃王朝之前，距离中原腹地两三千公里之外的高原西部一角，就已经和中原产生了文化交流。”何伟说。

　　拥措则从人类学考古的角度，给出了另一种论证：“通过当地发掘的人骨的基因检测可以证明，在10万年前，最早一批迁徙到藏西的先民中，有来自中原的，有来自南亚的，有来自新疆的——可以说，藏西先民的血缘和文化，在最初就具有多元特征。”

　　一件又一件考古发现，为证明西藏自古多元一体、万里同风，证明西藏文化自古都在与内地文化的互动交流中成长，提供了越来越多证据。考古，用无声却又无法辩驳的证据，为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独特贡献。

　　这种亲手填补历史空白的信念，溯源民族交融印记的成就感，正是支撑这个被队员们戏称为“全中国最苦的考古所”，能够十年如一日在世界最高荒野中“苦中作乐”的初心所在。

　　2022年，西藏博物馆新馆开馆，白云特地去参观。找啊找，在西藏史前时期专题展馆里，白云一眼认出了自己当年亲手从土地里捧出的陶器。它并不起眼地摆在聚光灯下，与其他展品一道，共同诉说着西藏璀璨文化的来时路。

　　她站在玻璃前看了好久，一种奇妙的连接感翻涌上来，“这一刻，这些年晒的太阳吹的风，全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