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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源头活水来——读师力斌《杜甫与新诗》有感

发布时间:2020-11-20 14:09:00来源: 四川日报

  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鼎盛期的产物,杜甫又是唐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杜甫被尊称为“诗圣”,是古代儒家思想在诗歌领域的最高体现者,也是公认的古典诗歌最伟大的诗人,难怪韩愈盛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人尽皆知,无须多言。

  杜甫是古典诗歌绕不过去的高峰,一直为后人所学,不论是在宋代被奉为江西诗派之祖,还是在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运动中的中心地位,都可透见杜甫对于后代诗歌的影响。然而,近现代以来,杜诗学一度式微。随着晚清的崩塌,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近代西方文化的涌入,诗人们向西方学习一度成为风尚,杜诗也变成腐朽没落旧文化的代名词,一时黯淡无光。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文艺的语境中,即使关注古诗,也多从“古为今用”出发,极难深度学习。改革开放以来,现代主义日盛,古诗门前冷落。总之,百年来新诗与旧诗两相隔膜,新诗创作有意无意地回避杜甫这一诗歌宝藏,或者不知如何下手,如何打通两种艺术类型,总有一种暧昧不明。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千年流转和百年学步之后,眼界更宽,心态更正,已经能够重新回顾五四特殊的历史,当然也能够重新评估“杜诗”的历史价值和当下意义。就像当代诗人、学者师力斌在新著《杜甫与新诗》中所说的那样:“新诗已经一百岁了,该有足够的勇气、心胸、眼界和能力来吸收杜甫。”

  师力斌倡议应抛却新诗与旧诗的阵营门派之见,以更多元开放的态度面对新旧两种文学,从文本角度仔细探析两种文学的勾连,在源头的层面上重新发掘,不论是对于旧诗美学的重新发现,还是新诗未来的革新创造,使之相互理解,“重新发明”,焕发新生,都具有重要意义。

  以杜甫为代表的旧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诗,相隔千年之久,诗歌创作的历史语境、文化积淀、审美接受等都发生了巨变。在我看来,其中之一是两种艺术形式背后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是对天地万物的态度不同。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将人生在世的思维结构分为两种:“天人合一”式与“主客二分”式。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二分”式,而中国则为“天人合一”式。相比西方文化力图通过认知去把握万事万物,中国文化更强调人与万物合而为一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杜诗与众生相通,能与“诗仙”李白相通,深知李白性情,所以写下“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诗句;能与家中妻儿相通,“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此情此景仿佛亲眼看到了远方的亲人一般;更重要的是他还能与平民百姓相通,写出“三吏”“三别”等忧民的诗篇。他被誉为“诗圣”,就是他将儒家心忧天下的人格发挥到了极致。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师力斌这一分析的深意之所在。诗既是缜密精致的形式,也是真挚扎实的思想,既为艺,也有道,一如《杜甫与新诗》所论述的“杜甫思想之于新诗”。

  相较而言,相当多的新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偏于自我主体和客观世界的直接面对,甚至和外部世界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不乏对于外部世界的紧张化、个人化、神秘化的表述,蒙太奇镜头不断跳跃,似乎成了新诗人创作和读者解读最大的乐趣,甚至陷于摄人心魄的纯文学迷沼不能自拔。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前进、城市文明的迅猛入侵,人与自然之间的古典联系已经支离破碎,诗歌面对的世界越大,诗人们也越迷茫。我们不禁要问,诗的意义究竟何在?如何在诗歌中安放个体、社会以及理想,并寻找精神出路?

  回望“诗圣”杜甫或许仅是我们可以迈出的一小步。当我们置身当下,在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的洪流中进行创作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诗歌元问题,而这时选择回望古典,重新探寻古典诗人的思想艺术世界,重攀古典诗歌的高峰,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更有价值的启发。因为,这是我们的“源头活水”。

  这可能正是师力斌《杜甫与新诗》一书的启示之一。

(责编: 常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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