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炉霍乡亲 四川民族学院 重曦绘

　　从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先后经过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他们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困难，在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顺利北上，同时也在藏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的家乡在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不大，由于数万红军曾在这里休整数月之久，自然在红军长征史上很有影响，流传着很多红军和各族百姓的故事。

　　记得还是在读小学、中学时，同学中就有好几个老红军的孩子，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不少红军在炉霍，藏汉军民鱼水情的故事。那个年代，我还有幸在假期听过蒲忠厚等老红军讲述长征的故事，心里的敬佩和感动难以言表。上世纪80年代，父亲参加过县、州党史办的工作，采访了很多老红军，留下了不少笔记。他陪同县里领导参加留炉红军座谈会那张照片至今留在我脑海里。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1]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炉霍旧照 摄影：孙明经

　　1936年3月，长征的红军到了我的家乡炉霍，一个偏远的小县。

　　以朱德总司令为首的红军指战员在炉霍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生活。他们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大力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藏、汉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族同胞为“蛮子”；号召各族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友爱团结。那个时候，红军还积极为藏族群众办好事，热情学习藏语，广交朋友。他们把对待藏族群众的一些注意事项，编成歌曲，使每一位红军战士牢牢记住，处处遵守。

　　至今，有人记得当时红军指战员中的具体的四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族同胞的一草一木；不经允许不准住进藏族同胞的房子；看管并喂养好藏族同胞家中的牛羊。他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党和红军就是为了把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从被奴役的制度下解放出来。

　　红军严明纪律，尊重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部队不得进入寺庙，不触碰藏民供奉的神像、神龛等。

　　朱总司令亲自接见了寿灵寺木朗大法会管家相子益西多吉。相子益西多吉亲眼看到红军严格保护喇嘛寺、保护经书佛像的情景，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为红军出力。甘孜寺是康北最大的寺庙，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颇深。相子益西多吉派出的信使曲吾太和罗绒多吉到达甘孜。在信中，相子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述说了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官兵的遵纪爱民行为，并指出红军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劝他们不要自不量力与红军为敌。[2]甘孜寺住持仲萨活佛在接信后，立即派出代表迎接红军先遣队。红军到达甘孜后，仲萨活佛主动宣传红军政策，耐心劝说离乡群众回乡生产，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3]

　　炉霍朱倭觉日寺扎日活佛在红军的影响下，率众骑马专程迎接刘伯承。刘当时被安排在觉日寺最好的僧房。扎日活佛还亲自号召当地民众支援红军，要把红军当亲人，积极征集军粮等。据说有人杀死一名红军战士后携枪潜逃，扎日活佛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你积孽，只有一死赎罪。快回来赎罪。此人得活佛口信后遂放弃逃跑，回村赴死。[4]有不少藏族百姓不辞劳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当通司和向导，相子益西多吉的妻兄曲吾太，格聪活佛的总管罗绒多吉为红军作向导，当通司，做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据不完全统计，在炉霍县波巴政府动员下，主席益西多吉即带头将家里的数万斤粮食、几十头牛马献给了红军。仁达卡沙寨头人益西绒布主动捐献3万多斤粮食。扎日活佛动员群众为红军筹集100万斤粮食。炉霍朱倭一个名叫马交切绕的藏族百姓把家里储存起来准备为年迈的父母办丧事的粮食，也全部献给了红军。据许多老红军回忆，红军从甘孜、炉霍北上时，基本上保证了每人带有10—15斤粮食，每连有5—10头牦牛。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由于准备充分，第二次过草地时全师无一人饿死。[5]

　　朱德总司令初到炉霍，见村寨冷清，地里无人耕作，随即派指战员会同友好上层人士带领翻译上山规劝老百姓回家安居，另一方面不误农时，帮助群众种好庄稼。他专门召开了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他指出“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将来就没有吃的。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6]徐向前也对同志们说“老百姓还在山上，我们不把粮食种出来，他们回来就要饿肚子。”[7]朱总司令在接见寿灵寺木朗大法会管家相子益西多吉时特别强调：“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人民的生活问题。”[8]

　　于是，红军首长带头参加劳动。没有种子，就从红军紧缺的口粮中解决；没有耕牛，就用人拉犁；没有工具，就用红军自己的小铁铲。1936年的春耕，红军为群众耕种土地近4万亩，占当时全县总播面积的70％以上；为群众看管、饲养牲畜上万头，赈济贫困群众600余户；受到红军医生治病疗伤的藏族群众达2000人。

　　老红军孙兆全回忆，他亲自见到徐向前拉犁，徐说：“老百姓还在山上，我们不把粮食种出来，他们回来就要饿肚子。”炉霍群众原来种地很少用肥。红军用手掏粪、拾粪，并细细撒在地里。由于精耕细作，那一年收成特别好。老百姓说，红军的心好、福大，种出的庄稼也好。为此，炉霍人民“把1936年红军在炉霍休整半年的日子视为县境有人类以来得到的第一个美好幸福、吉祥如意的春天。当年全县地里的庄稼和牲畜膘情都特别好，农牧民家家喜获丰收。”[9]

　　1936年，为解决粮食及缺乏维生素的问题，红军总部特意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委员会以红军总司令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还包含医生和炉霍的老人等。朱德在当地民众帮助下，获知可以食用的野菜名称和形状后，亲自组织10余人的小组，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去户外采集野菜。各路部队都派来了代表，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22种野菜，有野蒜、野韭菜、野芹菜、臭蒿子等各种奇形怪状的野菜，红军战士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参观他们未来一段时间的食物。红军大部进入炉霍后，为弥补粮食的不足，红军大学号召大家挖野菜，学校还为此举办采野菜的短训班，通过组织挖野菜比赛这一活动来推动这项工作。

　　炉霍等地藏族僧俗民众为了支援红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10]刘伯承特别谈到：“康区藏民同胞对红军的帮助太大了，红军在当年是非常艰难的，但藏民同胞未接受反动派的命令来打我们，并且还供给了我们很多粮食、物资和运输”。[11]（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1]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2]中共炉霍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的光辉照炉霍》，1990年，第41页。

　　[3]周文林、刘玉：《长征时期朱德主持召开炉霍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朱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4]《炉霍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6页。

　　[5]中共四川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8、221、230页。

　　[6]《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7]《红军长征在甘孜藏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6页。

　　[8]中共炉霍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的光辉照炉霍》，1990年，第41页。

　　[9]周文林刘玉：长征时期朱德主持召开炉霍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11月30日。

　　[10]《邓小平文选》(1938—1965)，第163页。

　　[11]《刘（伯承）主席与夏克刀登谈话纪要》（1950年7月24日），四川省档案馆藏。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或“中国西藏网文”的所有作品，版权归高原（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任何媒体转载、摘编、引用，须注明来源中国西藏网和署著作者名，否则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