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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今天我们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

李元梅 发布时间:2018-09-14 15:58:00来源: 中国西藏网

  中国西藏网讯 20年前,美国藏学家洛佩兹(Donald S. Lopez , Jr)所著的《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发行,洛佩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观点在学界引起轰动。

  光阴飞逝,20年过去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新版,洛佩兹教授也为此书写了新的导论,《香格里拉的囚徒》依旧在西方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同学者对该书的赞扬或批判始终持续着。

  9月13日下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清华大学中文系沈卫荣教授,在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作题为《今天我们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的讲座。

  20年之后再看《香格里拉的囚徒》,沈卫荣教授认为,反思今天的我们是否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依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沈卫荣教授在此次讲座中为听众分享的正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对该问题思考的心得。


图为沈卫荣教授在讲座现场。摄影:黄玉

  谁是香格里拉的囚徒?

  为了使听众更好地理解“香格里拉的囚徒”,沈卫荣教授首先回顾了美国藏学的发展历程。

  沈卫荣所指的美国藏学,并不是美国境内藏学研究的总称,而是有别于欧洲藏学的另一种藏学研究取向。美国本土藏学起步较晚,本土藏学诞生之前的美国藏学长期以来由欧洲的藏学研究主导,像柔克义、Ferdinand Lessing、David Seyfort Ruegg等人,甚至像一些当代美国藏学家,如哈佛大学的范德康,均为代表欧洲藏学研究的美国藏学家。

  美国本土藏学是何时诞生的呢?如果说欧洲的藏学研究始于亚历山大•乔玛,那么美国藏学之父就是格西旺杰,此人是来自俄国的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的经历颇为复杂,在五十年代格西旺杰到达美国之前,他曾随沙俄间谍德尔智从俄罗斯经蒙古到拉萨,格西旺杰还曾在北京跟随钢和泰学梵文,并担任过英国政治家查尔斯•贝尔的翻译,可见格西旺杰本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喇嘛。

  到美国后,格西旺杰在新泽西建了美国最早的藏传佛教寺庙,很快在大纽约地区产生了影响,一批对东方文化和藏传佛教感兴趣的美国人开始聚集在他身边,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即罗伯特•瑟曼(Robert Thurman)和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

  瑟曼出生于二战期间,年轻时试图寻找人生的出路,后来从哈佛大学退学,跟随格西旺杰学习藏传佛教,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位白人喇嘛。此后还俗,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逐渐成为全美藏传佛教领域里最具号召力的人物。

  杰弗里•霍普金斯也跟随格西旺杰学习并在印度游学,后来他在威斯康星创办了美国第一家可以招收藏学博士的机构,1973年杰弗里又到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系做佛教研究。

  可以说,瑟曼与霍普金斯共同奠定了当代美国本土藏学的基础。

  回顾美国藏学的发展历程对于理解香格里拉的囚徒有何意义?

  沈卫荣教授指出,美国本土藏学产生的时代,正是嬉皮士出现的时代,是被称为“New Age”的新时代。最早接触藏传佛教的美国本土藏学家一般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们对藏传佛教的关注其实也是新时代运动的产物。这些藏学家的学术兴趣往往集中在教法,过于关注精神救赎,有时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规范。

  《香格里拉的囚徒》的作者洛佩兹正是第一代美国本土藏学家的学生。洛佩兹后来对美国本土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尖锐的批判,他称美国第一代本土藏学家为“拜倒在喇嘛脚下的藏学家”,认为他们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追求存在于自我意识形态中的所谓“伟大使命”。

  在美国本土藏学诞生之前,藏传佛教时常被妖魔化,被西方视作离原始佛教最远、最不正宗的佛教派别。但在第一代美国本土藏学家看来,藏传佛教是离佛陀最近的派别,他们的使命正是传承和弘扬藏传佛教,不使其遭到灭亡。正是这样的使命感使美国本土藏学在诞生之初就带有神化西藏与藏传佛教的倾向。

  沈教授指出,西方的西藏热从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至九十年代,人们不断地将西藏神化,将西藏抬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

  沈教授在讲座中谈到自己九十年代留学德国时的经历,在九十年代的德国,人们对西藏的感情非常强烈,但这种感情本身其实与西藏无关。不少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热爱往往建立在对西藏的误解和想象的基础上,比如在西方流行的所谓《西藏生死书》从未被视为藏传佛教的经典书籍。可见,西方人对西藏的所谓“热爱”其实并非对西藏文化的热爱,不过是将西藏视为后现代的乌托邦,当作一种西方人心中的理想世界来看待。

  也正是在九十年代,西方学界逐渐意识到神化西藏的现象,并对东方主义影响下神化西藏的潮流进行批判。1996年,波恩大学专门召开会议对神化西藏的思潮进行批判,其中的参会人员就包括洛佩兹。洛佩兹认为,东方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本土藏学及美国人对藏传佛教的构建应当受到批判。同时,一批本来为西藏唱赞歌的学者也开始反思以往的研究,像罗伯特•瑟曼、杰弗里•霍普金斯教授也指出,西藏和藏传佛教历史上也存在过暴力,宗教战争在藏传佛教史上并不罕见。

  洛佩兹在其《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五十年代一位名叫塞诺思•霍斯金的自称来自西藏的爱尔兰人如何写作了三篇关于西藏的离奇小说,这三篇离奇的小说又是如何在西方引起一股“西藏热”的。然而,事实上,这三篇小说的作者完全是一位爱尔兰的乡下人,对西藏几乎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三篇小说,对西方人西藏观的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西方藏学家开始研究历史上西方人是如何看待西藏的,结果他们发现,西方人不少对西藏的印象都带有妖魔化的色彩。

  《香格里拉的囚徒》正是在上述西方学界的反思历程中诞生的。


图为讲座现场。摄影:黄玉

  香格里拉的囚徒与《香格里拉的囚徒》

  《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出版后,很多热衷于西藏文化的人都激烈地批判这一著作。洛佩兹甚至戏言:“我以为此书出版后中国政府会找我麻烦,没想到倒是很多西方‘支持’西藏的人找我的麻烦。”

  《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共有七章,第一章讨论喇嘛教的由来,指出历史上的喇嘛教在汉地并不被普遍视为佛教的正宗;第二章则专门介绍了《西藏生死书》的流传与该书对藏传佛教的歪曲;第三章则是前文提到的关于爱尔兰人写作的小说如何影响到西方人的西藏观的问题;第四、五、六章分别谈到六字真言在西方的影响、唐卡艺术及美国藏传佛教研究领域的发展,通过上述各章,洛佩兹还原了西方人构建“香格里拉”的历程,并在最后一章中提出该书的基本观点:长期以来,西方人对西藏的理解与西藏的实质是隔得很远的,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理解的历史实际上是西方人的社会史,是西方人的心灵史。无论是妖魔化还是神化,西方人对“香格里拉”的建构是从西方人自己的关注和需要出发的,与东方的实际情况无关,因此,西方人的西藏观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其对西藏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百出的。

  沈教授认为,《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的主调值得肯定,该书指出了西方人普遍的西藏观念是建立在简单的构建之上,这样的见解对于探讨当代西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果香格里拉的神话破灭了,还有没有那么多西方人会关注西藏?会对西藏产生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按照洛佩兹本人的说法,香格里拉的构建反映了西方人意识深处的文化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直接的剥削,也有对东方形象的制造。西藏被西方人塑造为“和平、绿色、男女平等、精神道德”的标杆,并被要求按照这样的标签发展,这实际上正是西方强加给西藏的文化帝国主义。

  在洛佩兹看来,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著作就是《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只有打破香格里拉的神话,我们才能真正与西方就西藏进行对话,倘若香格里拉的神话不被揭穿,现实的西藏将始终被掩盖、抹杀。

  《香格里拉的囚徒》的问世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也扩散至学术圈外。许多西方人批判该书,比如克里斯丁•魏德迈。魏德迈的批评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香格里拉的囚徒》犯了一个理论指导下的后殖民主义批判通常会犯的毛病:在解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建构的同时,也把东方一起给解构掉了。瑟曼也批评《香格里拉的囚徒》说,读了洛佩兹的书后,还有谁会对西藏保持原有的热爱呢?魏德迈亦认为,《香格里拉的囚徒》本来是在批判西方人对西藏的建构,然而我们读着读着就觉得该书在批判西藏了。实际上明明是西方将西藏建构为“香格里拉”出了问题,但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中反倒让人感觉是藏传佛教出了问题了。也有学者认为洛佩兹夸大了东方主义的影响,指出洛佩兹以封闭的眼光将西藏固化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实体。此外,《香格里拉的囚徒》虽然解构了东方主义对西藏的建构,但却没有提供一种认识和理解西藏的新眼光。

  在对《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进行系统的介绍后,沈教授将目光转回现实:关于香格里拉的囚徒的讨论持续了二十年的时间,西方人是否已经走出了香格里拉的迷雾?或者仍与几十年前一样,在香格里拉的枷锁中挣扎?

  沈教授在总结自身对西方世界的观察后认为,西方人关于西藏的主流话语、关于香格里拉的建构和想象,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与二十年前相较,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沈教授提到,在他九十年代留学德国时,西方人对西藏的关注更多表现为一种群众运动与社会文化运动,而现在,倒是西方各国政府把西藏作为一个政治议题,西方民间对藏传佛教的热度相对而言反而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不要说民间的西藏印象没有发生多少改变,甚至学术界对西藏研究的改变也是不大的。洛佩兹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对东方主义下的西藏观的批判,然而,他自己的西藏研究就是需要批判的对象。他的研究与他的老师杰弗里•霍普金斯的研究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洛佩兹对根敦群培的研究,基本上又是一个造神运动。洛佩兹身上东方主义的气息真的更少了吗?恐怕未必。


图为讲座现场。摄影:黄玉

  香格里拉的囚徒在中国

  沈卫荣教授讲座的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中国,他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在中国、在西藏,变得越来越多了。

  讲座中,沈教授引用了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内部的东方主义”的概念:与西方人看东方类似,一部分汉族往往也倾向将少数民族用异域情调表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少数民族文化赋予标签,比如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认知的形成。“内部的东方主义”最初在云南等西南民族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近年来在西藏也逐渐盛行。

  沈教授还特别提到自己研究元代喇嘛教的内地形象的经历。元代内地知识精英将藏传佛教色情化、污化、野蛮化,这样一种趋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最近几十年来,这一趋势完全改变了,藏传佛教走向被神化的极端。

  沈教授特意向听众们讲了一个笑话,在明代永乐年间,长住北京的喇嘛有2000人,已经是很多了,如今朝阳区的“仁波切”都有十万了。当然,十万“仁波切”的说法显然有些夸张,但汉地藏传佛教的神化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六、七十年代从北美开始的对藏传佛教的神化和痴迷跟当下大陆的情况相比,可算是小巫见大巫。沈教授还特别提到当下对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追捧。事实上,市面上流行的不少关于六世达赖的情歌并非出自六世达赖之手。

  沈卫荣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对藏传佛教的神化是建立在把东方主义影响下西方关于西藏的主流话语全部照搬的基础上的,这套话语在中国已经内在化。一方面我们批判西方对西藏的偏见,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西方的话语照搬过来。

  比如,为了旅游宣传将云南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甚至在我们对西藏蓝图的设计中也能看见“香格里拉”的影子,多年前就有人主张将整个青藏高原都变成一个国家公园。沈教授指出,香格里拉不是西藏人的乐园,而是殖民主义的乐园。前不久拍摄的电影《冈仁波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部电影也被人批判东方主义的气氛过浓。

  不可否认,我们对于西藏的认识和宣传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香格里拉”的影响。将藏传佛教塑造为心灵鸡汤,一时可能吸引一部分人,但广大的众生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却容易被忽视。“香格里拉”可能改变和摧残藏传佛教的传统,使藏传佛教失去其本来的面目。在《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统治者是天主教徒,同时香格里拉遍地是黄金,不需要从事任何物质生产,显然,现实的西藏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人眼中的“香格里拉”。(中国西藏网 通讯员/任柏宗 记者/李元梅)

(责编: 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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