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逾2.8亿人罹患抑郁症，其中，中国抑郁症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抑郁症可能直接导致自杀行为，这是全世界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中国境内，抑郁发病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有研究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年，全球抑郁症病例就猛增28%，如何遏制全球性的抑郁症危机，是一项重要的公众议题。

　　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柳叶刀》发表《柳叶刀-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重大报告：对抑郁症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到了》，该报告由全球各地的25名专家联合完成。报告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身体疾病像抑郁症那样常见、带来如此巨大的负担，却完全可以治疗，但它却很少得到政策关注和社会资源。研究者们坦承，抑郁症单纯靠卫生系统的努力无法解决，缓解、治愈抑郁症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帮助。其中的中国作者、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肖水源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抑郁症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单纯依靠卫生系统是解决不了的。”

　　不能只靠卫生系统解决病症，听起来匪夷所思，治病不靠医生还能靠谁？其实，虽然抑郁症不是传染病，但联合行动的道理却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十分类似。如果只靠医护人员治病，没有政府和社会大众携手做好预防、宣传、检查、善后工作，其势头很难得以遏制。

　　在预防层面着手，是降低抑郁症发病率最有效的手段，而这也是卫生系统无能为力的首要原因：大部分预防措施都在卫生机构之外进行，这正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助力。青少年是抑郁症高发人群，可能影响终身。202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已经有许多研究指出，家暴、校园霸凌、学业压力等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是直接引发青少年抑郁症的主要因素，而这些都是医学以外事务。学校可以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的精神困惑提供帮助，观察青少年是否遭受家暴或校园暴力；政府则应细化相关法律条文，向青少年提供司法保护。当青少年不再被这些不良因素影响时，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即使有抑郁的症状，他们主动向师长寻求帮助的可能性也会上升。

　　抑郁症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患者根本没有走入医院接受治疗。据统计，在高收入国家，约一半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诊断或治疗，而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达到80-90%。此前有报道指出：我国抑郁症患者仅有3.6%接受过精神科专科治疗。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提醒我们关注抑郁障碍患者群体的痛苦与无助。

　　患者拒绝寻求医疗帮助，主要是因为社会大众对抑郁症了解不足。一方面是对其症状及治疗不了解，当患者自己出现躯体症状，如容易疲劳或食欲不振时，不会想到寻求精神科的医疗帮助，身边的亲友也不会提醒与抑郁症有关；另一方面是对抑郁症的污名化与社会歧视，不少人将抑郁症症状与患者的个人素质联系在一起，指责其心理脆弱、“玻璃心”，因此才会患上抑郁症，使得患者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寻求医疗帮助。

　　要提升大众对抑郁症的了解，首先需要普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这不能只靠医生与研究人员的努力，同样需要政府与社会联手协作。政府需要加强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保护抑郁症患者的就业、隐私等合法权利，杜绝对该群体的歧视，让就诊患者没有后顾之忧；在社区、工作场所、网络空间等领域，社会力量也应以各种方式宣传抑郁症知识与就诊指南，让有需要的人得到相关信息，鼓励患者就诊；社区卫生中心可以依照相应规范，招募低成本的非专业人员，为精神科方面提供初步的咨询与就诊指导。据有关研究显示，这不仅可以解决精神卫生人员的严重短缺，同时能够降低患者的就诊成本，更重要的是，当抑郁症就诊普遍且方便时，患者的耻辱感会显著下降，他们会更愿意去医院精神科就诊。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抑郁症患者得到足够的治疗，他们很可能得以康复。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医生与药物，更需要法律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关心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