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昌最受不了的是那些误人的庸医。
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代名医,喻昌医术精湛,活人无算。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钱谦益曾求医于他,结果不药而愈。钱谦益非常感佩,称其为“圣医”。
在行医过程中,喻昌一直秉承“医之为道大,医之为任重”的信念,认真看病,可耳闻目睹的,却又有很多乱象——“医以心之不明,术之不明,习为格套,牢笼病者”,以至于“遮天蔽日,造出地狱”。意思是说,有的医生医德医术两亏,不懂辨证施治,只知照本宣科,患者好像被置于牢笼之中,不得解脱。
行了一辈子的医,喻昌决定著书立说,给那些庸医上上课,于是,便有了《医门法律》。该书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刊行,喻昌时年74岁,正是学术思想、临床经验最成熟的时期。
书名啥意思?医界的法与律。法,指的是按中医理论制定的辨证论治的法则、方法;律,指的是医生临床治病的注意点、应该自我约束的行为、不应该出现的行为等。在古人看来,看病就好像审判案件,“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必须慎重以待。
比如,在卷一中,喻昌强调临床望诊察色的重要性,主张察色要与望神相结合,以观察气血之盛衰。最后,总结出的“律”是:“凡诊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识风汛,动罹覆溺,卤莽粗疏,医之过也。”意思就是,看病不察气色,好比行船之人不管风情汛情,很容易翻船溺水,如此鲁莽粗疏的做法,是医生的过失啊。
就主要内容而言,《医门法律》分为6卷,对中医四诊法——望闻问切进行详细论述,对中医主要概念比如“顺应四时”“因地制宜”“正治反治”等进行阐发,并通过建立中风门、伤燥门、疟证门、痢疾门、咳嗽门、消渴门等对临床常见病证,从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禁忌以及医生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论述,为医生临床诊治疾病创立规矩和准绳。
在行文走笔中,喻昌每每联系《黄帝内经》等经典以及张仲景等前贤的论述,融入儒家与佛教思想,并胪列自己的心得体会与临床经验,使得《医门法律》具有很高的思辨性和实用性,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点评道:“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其分别疑似,既深明毫厘千里之谬,使临证者不敢轻尝。其抉摘瑕疵,并使执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依违迁延致变者皆无所遁。其情状,亦可谓思患预防,深得利人之术者矣。”十分贴切。
值得注意的是,喻昌非常重视医德的涵养。在书中,他谈道:“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他希望医生提升共情能力,多换位思考,关注患者的苦恼。这与今天医学界倡导的医学人文、叙事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比如,喻昌重视四诊法中的问诊环节。问诊之时,医生要全神贯注,“闭户塞牖”,关好门窗,避免外界干扰;对患者的病情,要“数问其情,以从其意,诚以得其欢心”,多问问病情,多聊聊心情,以获得患者的信任。如此一来,“问者不觉烦,病者不觉厌,庶可详求本末而治无误也”,意思是医生要会“聊天”,问的人有心,讲的人有意,医患融洽,这样大概就能把患者病情摸清,治疗也不容易失误。
多年的行医经历告诉喻昌,“人多偏执己见,逆之则拂其意,顺之则加其病”。有的患者很固执,逆着他吧,他不高兴,顺着他吧,会加重病情。“然苟设诚致问,明告以如此则善,如彼则败,谁甘死亡而不降心以从耶?”如果医生以诚心设问,双方关系和谐,明着告知,这么干好,那么干不好,谁甘愿冒着生命风险而不放弃成见听从医生呢?
即便今天,患者依从性差的问题,总是让医生头疼。患者为啥就不遵医嘱呢?喻昌的说法,提供了一种分析思路和解决之道。
总之,医学人文、叙事医学虽然是由现代医学提出来的概念,但在中医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喻昌为代表的中国医生,在《医门法律》为代表的医学典籍中,已经探讨了相似的论题,并总结了临床上的应对之道,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和魅力,值得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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