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知噶厦要西藏选派代表参加，噶厦派图丹桑批、索朗旺堆等十人参加，1946年4月西藏代表由沈宗濂陪同从拉萨出发，达赖喇嘛的父亲让达赖喇嘛的哥哥嘉洛顿珠随沈宗濂到南京学习。热振活佛虽然未能去南京参加国民大会，仍通过他的朋友、西康地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顿珠朗杰等人带信给中央，陈述达扎就任以来投靠英国人、破坏汉藏关系的情况，请求中央明令达扎辞职。黎吉生本来就对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设法破坏，要求西藏把代表团改为向同盟国祝贺胜利和“慰问”，也没有得逞。他在得知热振活佛写信的情况后，更极力挑拨破坏。他在1947年2月去拜会达扎，造谣说热振派人要求国民党派兵入藏，推翻达扎，支持热振重新担任摄政，国民党也同意派兵。达扎听到黎吉生的谣言后，大为惊恐，决心除掉热振活佛。经过和黎吉生等人周密策划后，4月14日噶厦派噶伦索康和拉鲁、藏军司令格桑楚臣等带领藏军二百多人，前往热振寺逮捕热振活佛，同时在拉萨逮捕了原噶伦彭康和热振扎萨坚白坚赞等人。热振寺在拉萨的人员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报告，但是藏军以急行军提前赶到，包围热振别墅，将毫无准备的热振活佛逮捕，押解回拉萨，关押在布达拉宫的孜夏觉监狱，受到审间和折磨。色拉寺的僧众得知热振活佛被捕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他们打算在途中营救，因藏军改变路线未能成功。接着数百名武装僧人在堪布阿旺嘉措的率领下进入拉萨准备劫狱救出热振未成。噶厦随即调集大兵，配备大炮等武器，包围喜德林寺，同时围攻色拉寺。黎吉生不仅为藏军攻打色拉寺出谋划策，还派英国报务员福克斯帮助架设无线电台，沟通前线指挥和在布达拉宫的达扎活佛、噶厦之间的联络，藏军使用大炮轰击，经过两天激战攻入色拉寺，僧人伤亡惨重，杰扎仓被抢劫一空，阿旺嘉措带10多人突围而出，逃往康区。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致电达扎和噶厦，要求保证热振活佛的安全，色拉寺僧人的反抗更使达扎等人对热振活佛的巨大影响恐惧害怕，决心除掉热振活佛。5月7日，热振活佛在狱中被害。热振寺的500僧人得知热振活佛被害死的消息后，再次举行暴动，将住在热振别墅的16名藏军杀死，并与前来镇压的藏军激战7天7夜，为首的热振活佛的索本堪布益喜楚臣在失败后带领十余人突围，逃往青海西宁。热振活佛被害后，噶厦宣布取消他的呼图克图的名号，其转世降为措钦活佛，没收其大部分财产，并罗织其“罪状”，在大昭寺前公布。对热振活佛的亲信等人也给以不同的惩罚，扎萨坚白坚赞、卡多喇嘛、孜娘活佛等许多人被判处鞭打和终身监禁。尽管如此，噶厦还指示其驻京办事处处长图丹桑布向国民政府面呈噶厦的报告，宣称已照中央指示，对热振活佛的亲信人员“从轻发落”。不久，与热振活佛及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在拉萨突然去世，他的去世显然与亲英分子的暗害有关。

热振和朗顿呈给国民政府的信

“热振事件”之后，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更加紧进行分裂活动。1947年10月，仍然是在黎吉生的策划下，噶厦派出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为首的“商务代表团”，准备到美英等国考察“商务”，表面上宣称的目的是“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购买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实际上是想以此表示西藏能够进行外交活动，要求美英等国承认“西藏独立”。夏格巴后来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中也说，这个代表团是为了“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后却遇到护照签证和没有外汇等问题，于是夏格巴等人在1948年初又不得不到南京，请求国民政府帮助解决。当时国民政府劝代表团不要出国，如果一定要出国，应该拿中国护照，由中央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在南京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联系，司徒雷登让他们去香港，由美国领事在噶厦自己制造的“护照”上签证，同时将噶厦向国民政府申请的一批生丝出口证卖给印度商人，取得外汇，才购买机票到了美国。夏格巴等人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等国活动了几个月，可是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他们只好空手返回了拉萨。

1949年夏天，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并向华南、西南各省进军。逃到广州的国民政府于6月3日由代总统李宗仁发布命令，批准班禅堪布会议厅在青海寻访的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官保慈丹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而此时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的英国人黎吉生在拉萨也在加紧策划一个新的阴谋，他一方面对达扎和噶厦说，“在拉萨的汉人中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催促噶厦赶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一方面又上书印度政府，要印度考虑接受离开拉萨经印度过境的中国人。7月8日，噶伦然巴土登贡钦等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请到噶厦公所，以防止共产党混迹拉萨的名义，要办事处的全体人员以及在拉萨的所有汉族人在两周内撤出西藏，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并同时派藏军以保护安全的名义封闭了办事处的电台，包围办事处人员的住所，不准办事处与中央政府联系。从7月16日开始，蒙藏委员会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和在拉萨的汉族商人等100多人，由藏军“护送”分三批离开拉萨到印度，直到7月21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才得到驻藏办事处的人员被迫离开西藏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对西藏的“驱汉事件”无可奈何，只是由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发了几封电报，表示反对。而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统一，对拉萨当局的“驱汉事件”表明了严正的立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9月3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殖民地奴隶”，“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就在此时，由夏格巴牵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评论员罗威尔⋅托玛斯父子进入西藏，同达扎活佛和黎吉生等人多次密谈，并转交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艾奇逊的信件。托玛斯父子鼓动西藏当局赶紧建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接受游击战技术训练，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在托玛斯父子返美前后，达扎等向美国政府要求“十亿美元”和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武器”援助，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答应给达扎等提供一批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及弹药等军事援助，并取得了印度政府的同意，准备将这些武器经由加尔各答、大吉岭运往西藏。于是噶厦决定扩军一万人，并向昌都、那曲地区增兵。黎吉生这时本应退休，印度政府又将他的任期延长一年，以便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在黎吉生和托玛斯等人的策动下，噶厦的“外交局”在1949年11月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经黎吉生策划，达扎还命噶厦起草了“西藏独立宣言”，由黎吉生修改定稿并翻译成英文后，派夏格巴和嘉洛顿珠带到联合国去吁请各国支持。还决定派出“亲善代表团”到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去活动，请求支持“西藏独立”，给西藏派来能够使用新式武器、指导藏军作战的人员。这个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已经走到江孜，由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50年1月对日对此发表了严正谈话，指出“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英、美、印度等国政府致电噶厦，表示不能接待这个代表团，噶厦不得不将已经出发的代表团召回拉萨。

民国时期西藏的历史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阶段。以英国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千方百计想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鼓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势力从事许多分裂活动，但是他们的阴谋活动始终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立场，同时西藏僧俗大众中，由于历史上和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联系，也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分裂分子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九世班禅出走到内地，说明西藏上层中仍有许多人希望保持与祖国的血肉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后期也恢复了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在寻访达赖喇嘛的转世等重大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仍然要依靠和通过中央政府来办理。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分裂活动，给西藏人民和西藏社会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统治集团矛盾加剧、经济文化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痛苦的局面。历史事实说明，即使是在中国处在八年抗战这样的危急的关头，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也不可能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西藏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坐床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