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缩影

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笔者应邀两度赴哈佛大学出席藏学研讨会，通过和与会美国藏学家的接触、交流和对美国藏学研究机构的考察，增加了对长期关注的美国藏学研究的感性认识，对美国藏学重镇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将其诉诸笔端，以飨同好。

国外藏学发源于欧洲，美国藏学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国外藏学从19世纪30年代产生至今，在20世纪初、60年代初和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过三次高潮。20世纪至今，美国藏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藏学研究萌芽；第二阶段（1950－70年代），美国藏学研究走向成熟；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美国藏学研究兴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中美建交，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美藏学界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这为美国学者认识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1989年以后，东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超独强的格局。“六⋅四风波”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仅从经济上制裁中国，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权”、“民主”等手段压制中国，并图谋将西藏作为肢解中国的突破口，于是，西藏又从“冷战的孤儿”变成了“后冷战的宠儿”。这样的国际形势，对美国学者研究和认识西藏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总之，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近100年对西藏的接触、了解、认识和研究，美国学者对西藏的认识基本定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和鲜明特色的“西藏观”，美国藏学已脱离欧洲藏学的巢臼，自成一体。

哈佛藏学是美国藏学的先驱

哈佛大学是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开设梵文课，拉丁语法学家詹姆斯⋅格林劳夫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列为拉丁语选修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至今仍是标准的教科书。1891年，《哈佛东方学丛书》编纂出版。1902年，印度－伊朗语言系更名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该系再更名为“梵文和印度学系”。该系现在开设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语、乌尔都－印地语、泰文、孟加拉文、尼泊尔文、信德语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语言课程。1995年，随着一个西藏和喜马拉雅山研究讲席的设立，现在开设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课程。

20世纪以来，许多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和藏学家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和研究。著名汉学家和中国边疆研究专家拉铁摩尔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华裔语言学大师赵元任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学哲学和中文讲师。华裔美国语言学家李方桂，1928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1946-1948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的客座教授。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1919-1922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藏文3年。他们后来都曾“客串”藏学，并写下了名篇佳作。著有《明代中国与吐蕃》（1972年）的历史学家罗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学作研究生。杰夫瑞⋅霍普金斯和罗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瑟曼深受哈佛大学的熏陶，他于1962年获得英语学士学位，1969年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72年获得梵文和印度学博士学位，后又返哈佛大学任宗教学访问教授。1963年，霍普金斯和瑟曼于哈佛毕业后前往新泽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卡尔梅克蒙古高僧格西旺杰为师，入美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美国喇嘛教佛教寺学习藏传佛教，瑟曼还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学经。后来，霍普金斯和瑟曼都成为国际知名的藏传佛学大师，这两位藏学耆宿至今仍活跃于美国藏学大舞台。上述学者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哈佛藏学的基础。

哈佛藏学在美国藏学界独树一帜

哈佛大学是国际知名学府，是举世闻名的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近年来，由于藏学成为国际“显学”和西藏问题国际化趋势的加剧，哈佛部分学者和机构自然地将注意力和兴趣转向了藏学。哈佛－燕京学社、神学院、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法学院、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西藏研究领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哈佛大学已成为美国藏学重镇。

进入21世纪，受国际藏学发展趋势和西藏问题国际化形势的影响，美国藏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与美国其他藏学研究机构相比，哈佛大学藏学研究的特点——双重性（学术性和政治性）十分鲜明。

第一、作为学术的藏学——加强和充实哈佛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哈佛藏学研究的历史较长，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欧洲藏学相比，其学术实力还较薄弱。欧洲藏学的特点是厚古薄今，重历史和传统，轻现实和现代；重学术，轻政治。与欧洲藏学一脉相承的哈佛大学，其藏学研究自然会受到欧洲藏学的影响。近年来，哈佛有识之士注重学术导向，力图从研究方向、人才培养和聘请学者等方面提升西藏研究的学术水平。梵文和印度学系、哈佛－燕京学社和神学院，都以学术研究为宗旨。范德康和杰妮特⋅嘉措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可以说是美国藏学研究队伍中的“少壮派”。范德康以元代西藏、藏传佛教佛教和藏汉关系史为研究方向；杰妮特⋅嘉措重点研究藏传佛教宁玛派；访问学者侧重研究西藏宗教、历史、语言和文化艺术。只有加强学术研究（基础研究），才能在国际藏学界立足，这是中外藏学家的共识。显然，只有使哈佛藏学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才能与哈佛大学的学术声望相符。

第二、作为政治的藏学——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西方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强调“参与研究”，这包括经济参与——推动当地发展，政治参与——为有关当局出谋划策。学术研究服务于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学术区别于欧洲学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这在美国藏学研究领域也有充分的体现。近年来，由于美国国务院《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西藏部分的发表以及“西藏信息网”美国分部的活动，促进了美国藏学与“西藏问题”的联系，使美国藏学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经世致用”、“参与研究”、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成为一些美国藏学家研究西藏的宗旨。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色彩十分鲜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亚洲中心、俄罗斯中心以及法学院、社会学系和政治学系等，经世致用，寓学术研究于现实政治之中，积极为解决“西藏问题”出谋划策。在确定研究方向、组织学术活动、聘请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邀请访问学者等方面，都以藏学研究为解决西藏问题或为美国的西藏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导向。克劳斯研究美国的西藏政策，积极为美国处理西藏问题出谋划策。藏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题目有不少是研究当代西藏的。当然，哈佛藏学界和中国学界也认识到，应用和对策研究必须以基础研究为依托，因而“学术的藏学”和“政治的藏学”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