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藏东，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当成都还是一派炎热酷暑的时候，我们的越野车沿着214国道线一路朝着西藏高原东麓的南大门芒康开进。

　　漫山遍野迎面扑来的，是高原的凉风和浓郁的野花、青草、森林的味道。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加以描述的芬芳，只有热爱高原的人，才会从中体会到常人难以体味到的亲切感和清新感。

　　这些年来，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分别从川藏线、滇藏线进入到芒康，而每一次，藏东的这块红土地都会带给我全新的感受。一座座如利剑般耸立的山峰两相对峙，山谷之间是奔腾而下的江河，水流被狭窄的河谷挤压成一团团的浪潮，带着巨大的吼声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迎面扑来，却又转身扭头而去，让你始终能够感受到，这里，就是举世闻名的横断山脉。那山崖之间层层叠叠或平行或斜立着的崖面，曾几何时都是八九亿年前古地中海——又称为“古特提斯海”海底的石层，由于地球上两个巨大陆地版块的冲撞和挤压，它们才逐渐抬升出海面，在大约距今两亿年前率先脱海成陆。我望着眼前不断飞掠而过的景色，心里不禁感慨万端，与具有如此洪荒之力的大自然相比较，人类的历史显得多么短暂和微不足道。

　　之所以此行能够再次踏上藏东这片红土地，是应昌都地区芒康县县委和政府的委托，对芒康县境内的文化历史与自然资源进行考察，为芒康未来的旅游发展提出规划和建议。我也借此机会故地重游，踏访了多处近年来引发国内外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美术史学界强烈关注的历史文化遗迹，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传说中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路过此地时留下的各种“圣迹”。我们一行人首先到达了位于盐井乡的扎果西摩崖造像点。

　　当越野车抵达扎果西石刻点所在的山谷谷口处时，我不禁回忆起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情形。2002年6月，也是受昌都地区地委的邀请，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组成“茶马古道考察团”，分别从滇藏、川藏两条公路进入昌都，我是滇藏线的考察队员，进入昌都的第一站就是芒康县。到达芒康之后，便听到了不少关于文成公主路过此地的传说，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是说公主在邦达乡一个叫做然堆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藏语称为“朗巴朗则拉康”（汉语译为“大日如来殿”）的殿堂；其二就是在盐井乡的扎果西沟口（汉文中也有译为查果西、扎果学、扎廓西的）一座巨石上面刻下了她本人、松赞干布以及前来迎请她的吐蕃大臣禄东赞的形象。当我分别对这两处石刻地点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发现它们的年代的确属于吐蕃时期，而造像的题材都是大日如来及其胁侍菩萨像，这是在西藏东部芒康境内首次发现的两处吐蕃时期的佛教摩崖造像，意义十分重大。我把这次考察的结果写成了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发表在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上面，从而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在研究此处石刻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在我之前已经有陕西省当年参加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的陈建彬先生也曾经注意到这处石刻，他称其为“扎果学摩崖造像”，认为造像的内容分别为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和禄东赞。

　　但是，自从那次造访扎果西石刻点之后，虽然后来也到过芒康几次，却因时间安排的原因，没能再次来此考察。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惊喜的看到，今天的扎果西沟口处，已经专门为这处石刻点修筑了一座藏式的殿堂，周围也进行了绿化和道路的整治，在沟内绿树鲜花的映照之下，古典风格的扎廓西殿堂显得格外夺目。进入殿堂之后，我发现与我第一次到达这里时的情景相比较，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是当年被砌进墙体内的这两块刻在石头上的造像，已经完全从墙体上剥离下来，独立地耸立在殿堂的中央，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观察到造像的整体情况。而在当年，我却只能观察到造像的正面。

　　早在来此之前，我已经获知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陕西省考古院的专家们组成的调查队在我之后近年也来此做过调查，取得了不少新的发现，我既为他们的新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激发了我更加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处造像所处环境发生的变化，给了人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机会，可以更加细致、全面地对其进行观察和分析。

　　殿堂内的光线较为昏暗，借助手电筒的灯光，我细心的开始围绕着这处造像观摩起来。所有的石刻造像都是镌刻在两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其中最大的一块巨石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5米，南北最宽处约2米，石头的表面被后人涂满了酥油，悬挂着经幡和哈达。应我的请求，县文物局的藏族同志暂时除去了掩蔽在石块表面的经幡和哈达，使我可以更加清晰的观察到造像的布局和细部。

　　在石刻的正面，是一组三尊半浮雕式的造像，像体凸出于崖面之外。正中的一尊像为坐像，两边分别各有一尊站像，很显然这是一组三铺造像的组合形式。从服饰特点上看，与一般的佛像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三尊像都身著俗装，头上戴着三叶花冠，束以高髻，发髻之外还有以头带缠头的痕迹， 身上穿的是一种带有三角形大翻领的阔袖长袍，脚上可能穿着靴子。中间的一尊像为坐姿，双手结印置于腹前双膝之上，双腿盘坐结跏趺坐姿，细细的观察，还可以看到他双肩的左右两侧还各有三道发缕从耳后垂下，披于肩上。在他身边两侧各站立有一尊立像：左边的立像一手执莲花，一手下垂，双脚站立在莲座之上，三角形长袍的外面束有腰带。右边的一尊立像一手已残，左臂上举于胸前，手中执有一弯曲向上的长条形器物，但已不可辩识。正是由于这三尊造像身穿俗装，而不是像一般的佛像那样衣著袈裟，所以当地群众一直将这组造像比定为中间一尊为松赞干布，左右站立者则分别为唐文成公主、尼婆罗赤尊公主，以至于后来一些学者也沿用了这种称呼。

　　在这组造像的东侧，另有一块体量较小的石块，紧贴着大石块而立，上面也有一尊半浮雕的造像，体量要比大石块上的三尊像略小，也是著俗装，头戴高冠，内有高发髻，外穿著三角形大翻领的长袍，腰系宽带，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过去当地群众多将这尊造像比定为前去唐地迎请文成公主的禄东赞像。

　　上面这两块石头上的四尊造像，从雕刻的技法和风格上看，应当属于同一时期，都是半浮雕式样，造型稳健成熟，线条也十分流畅。但是，这两块巨石上的四尊造像又是何种组合方式呢？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分成了两组呢？十多年前在我第一次到此地考察时，曾经根据对现场附近山体情况的观察，提出过一个假设，认为这两块巨石现在所在的位置并非是其原址，而极有可能其原来的位置是在后面的山崖上刻成的摩崖造像，后来因自然剥落才从山体上滚落到山下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后来，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文研所和陕西省考古院撰写的考古简报上，也得出了与我的观察相同的结论：“据岩石外观和周围崖面情况观察，此二石最初可能位于沟北侧崖壁中上部，崩落于地后建一拉康保护”（这篇简报刊发于《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如果我们的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就会自然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两块石头上的四尊造像原来并非是固定的组合，而有可能是因为偶然的自然因素崩落之后，才被人为的置放于一处的。也就是说，后来传说这几尊造像分别为历史上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唐文成公主、尼婆罗赤尊公主以及吐蕃大臣禄东赞的组合，只能是人们后期的附会之说，而并非当时的实际情况。

　　现在，学术界倾向于将第一块大石上的三尊造像比定为大日如来及其两尊胁侍菩萨，提出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吐蕃人独立创作的一种身穿俗装、可能象征吐蕃赞普本人形象的大日如来像，其身边的两尊胁侍菩萨则有可能是两位王妃的化身，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另一块小石头上的这尊造像的属性又应当如何确定呢？它与另一块大石上的三尊造像之间原来究竟是一组造像，还是原本就是并无关联的两组造像呢？如果我们认定大石块上的三尊造像为大日如来及其胁侍菩萨，那么这尊独立的造像究竟应当是大日如来胁侍菩萨像中的一尊，还是另外的一尊佛像？从目前藏东地区所发现的其他地点的大日如来造像来看，其主题多为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难道这处造像是另一类我们尚不清楚的新的大日如来与胁侍菩萨题材？虽然也有学者将这尊造像认定为一尊供养人像，但如果联系到它们原先并非一定是某种固定的组合关系，而是在后期因自然原因才聚合在一起的这个因素来考虑的话，这个解释是否能够成立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我的目光再次停驻在这两块巨石的背面。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我第一次到这处石刻点考察时无法观察到它们的背面，这一次却因为新建和扩建了殿堂，两块巨石都独立放置在殿堂的中央，我才有幸可以绕行于其周。如同后来的学者调查注意到的那样，在这两块巨石的侧面和背面位置上，还刻有另外的几尊造像，它们均是身着佛装的佛像。其中一尊也是半浮雕式样的坐像，结跏趺坐，身后有身光，头部有头光，双手于腹前结印。而另外两尊像则是阴线刻成，服饰特点都是身著袈裟，身有头光，手结印相，头顶部有高发髻。从这几尊的造像在石面上的位置来看，十分显然都是后期补刻上去的，在雕刻技法和造像风格上看，也和石块前面的四尊造像有明显不同，形成的时代可能更为晚近。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那就是早期的两块巨石因自然原因崩落滚动到现址之后，被后世的人们奉为“圣迹”，并依造佛像的造像仪轨在不同时期又新刻了这样几尊后期的佛像。如果这个解释可以成立的话，扎果西石刻这处芒康著名的佛教遗迹的形成，就既有自然天成的缘份，又有人为礼拜的因素，两者合力，造就了这处历史悠久的佛教圣地。

　　天色即将黑尽，我不得不结束了在扎果西石刻殿堂内的考察。步出门外，眼前可以望得见远方奔流不息的澜沧江水向南流去，如同一条巨龙一般。落目辉映之下江边的块块盐田，泛起五色光彩，与红色的山脉融为一体。我不禁再度回望扎果西的深谷，遥想当年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山道上，曾经有多少高僧大德沿着这条高原之路将佛法弘传于雪域大地，在这些崇山峻岭之间留下来无数镌刻在巨石上的佛界众神，引发今人无限的追思和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