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90岁的柳升祺先生近照

2001年1月5日，伦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去世的消息，并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黎吉生这个名字，国内外从事西藏历史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详。在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策划的侵略和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黎吉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于1933年初次进藏，1936年随古德使团到达拉萨，然后非法留居，于1937年出任英国驻拉萨使团的负责人，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兼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处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吉生一度在重庆英国驻华大使馆任职。1944年再度返回拉萨。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并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各种“权利”。此后的3年中，黎吉生受雇于刚刚独立的印度政府，依旧留驻拉萨，出任印度驻拉萨使团的负责人，直至1950年8月，在我和平解放西藏前夕被迫离开西藏。伦敦的那家报纸将他称之为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国/印度常驻拉萨的代表。

然而这一段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2001年藏历年前夕，我同陈乃文先生去看望柳升祺先生，就黎吉生与西藏的关系请教于柳先生。

本文作者在采访升祺先生

柳升祺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藏学家，生于1908年。自1944年起，他就作为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英文秘书在拉萨任职，直至1949年。他对那段时间的各种事件十分熟悉，在拉萨同黎吉生有过数年的交往。

柳先生回忆起黎吉生入藏的经过，事情还要从30年代说起。1933年末，达赖喇嘛十三世圆寂。1935年，南京政府任命黄慕松为专使，率团进藏为其致祭。这是南京政府1927年成立之后派出的第一个高规格的入藏使团，受到西藏当局的高度重视和隆重欢迎。完成致祭任务后，黄慕松离藏，留下了刘朴忱、蒋致余二人和一部电台在拉萨，他们成为后来驻藏办事处的前身。为了抵消黄慕松使团的影响，破坏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改善关系的努力，黄慕松一行刚到拉萨，英国就派出怀特（White）入藏监视。黄慕松离开拉萨不久，英国又派出了以锡金政务官古德（Sir Basil Gould）为首的一个规模更大的使团，于1936年8月抵达拉萨。黎吉生即是该团的成员之一，身份是江孜商务代表兼古德的特别助理。次年2月，古德离藏，黎吉生则被留在拉萨。从此，在拉萨出现了一个英国政府的常设办事机构。

英国在拉萨派驻代表是没有条约依据的，实际上是非法的。早在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时，英国侵略军的头子荣赫鹏就想为英国争得在拉萨派遣常驻代表，或者至少英国人可以随时前往拉萨的权利。在他的压力下，当时昏庸的清朝驻藏大臣有泰甚至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承认了上述权利。但是由于其他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反对的压力，英国政府后来未予批准，只在江孜设立了商务代表处。因此《拉萨条约》的最后文本中就删去了这方面的内容。古德为了留下黎吉生在拉萨，是搞了阴谋诡计的。离开拉萨之前，他故意在一些问题上与噶厦政府反复争论，而后表示愿意留下黎吉生在拉萨继续磋商。因此黎氏之常驻拉萨，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英国学者兰姆就曾经指出，在拉萨的英国办事机构不过是锡金政务官的一个前哨。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英国不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后来国内外的一些著述将该机构称作英国驻拉萨的领事馆，显然是错误的。

50多年前的柳升祺与黎吉生，1947年摄于驻藏办事处。右一为时任国民党驻藏办事处英文秘书的柳升祺，右二为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处首席代表黎吉生。

采取骑墙政策的噶厦政府，希望依靠英国的支持与中央周旋，因而默认了上述有实无名的不正常状况。1940年，南京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十四世的坐床仪式，并正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1944年，蒋介石指派沈宗濂接任驻藏办事处的处长。柳升祺先生就是在这一年随其进藏的。那时的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只有数人，肩负着维护中央在藏权威，保持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和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数重使命，日常的工作就是结交和影响拉萨的僧俗上层贵族、了解西藏政局的变化信息、抵制英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而黎氏则尽其所能做相反的工作——在拉萨的上层贵族中培植分裂势力、散布亲英思想、鼓动西藏独立。黎吉生来到中国之后，还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与其英文名字读音相近的中文名字——“黎吉生”。双方的斗争尖锐而复杂，但是在公开场合还要保持绅士风度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据柳升祺先生回忆，在拉萨期间，他和黎吉生经常见面，有时还一起打网球。

陈乃文先生是后来出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陈锡章先生之女。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现在仍然从事有关西藏近现代史的著述。1944年她随父母进藏时，只有11岁。她也依然记得黎吉生的像貌，并给我们看了五十多年前黎吉生在拉萨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就是在拉萨的一处网球场边拍摄的，除了柳升祺先生和黎吉生之外，还有一个英国的医生和一名尼泊尔人。

黎吉生生活的时代，特别是他在西藏供职期间，正是昔日的大英帝国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之际。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包括印度在内的一批英属殖民地国家经过斗争获得了独立，帝国主义的英国无可挽回地没落了。那个时代造就了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一批死死抱住英帝国不放的帝国主义者，黎吉生也是侧身其间的。柳先生告诉我们，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黎吉生的情绪一度相当坏。一次，他悻悻然地说，当初我还曾经参与捕捉尼赫鲁手下那些鼓吹印度独立的分子，而今竟然轮到他们来解雇我们了！

坚持帝国主义立场、反对印度独立的黎吉生，如此卖力地支持西藏独立，这中间是有缘故的。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之所以要侵略和分裂我国的西藏，目的就是将其变为保护印度东北边境的“缓冲区”，排除其他国家插手的可能而由英国独自控制这片广袤的高原。但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政府不肯让西藏落入英国手中。因此，从寇松、荣赫鹏直到贝尔、黎吉生之流就竭力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让她“独立”。这种“独立”，当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独立，而是要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承认表面上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而内里西藏享有尽可能大的自主权。”这时的西藏独立活动首先是符合英国殖民主义利益的，这也是当时的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本国政府支持西藏独立活动的原因。及至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撤离南亚次大陆，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仅仅两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面对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西藏的农奴主阶级预感到封建农奴制政教合一政权的危机，希望用独立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摆脱自己阶级腐朽统治的末日。这时的西藏独立活动又符合了西藏反动没落的农奴主阶级的利益，这也是这一小撮人积极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原因。印度大资产阶级摆脱了英帝国主义长期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之后，一心要继承英国在我国西藏的侵略利益；加之那时冷战正酣，策动西藏独立的活动便同时成为印度政府中一部分人奉行扩张政策和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它同样符合美、英帝国主义的利益。于是，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少数人图谋西藏独立，进行分裂活动，而印度政府中一部分人和美、英帝国主义对这种活动予以种种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黎吉生之所以在英国撤离印度之后被新的印度政府留用，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并不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也不以西藏农奴主的利益为出发点的美、英帝国主义，本来无心去保护什么西藏的文化或宗教，更没有兴趣出钱出枪去挽救那个行将就木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印度标榜奉行不结盟政策，也不愿在西藏问题上过深地卷入，因而上述任何一国的政府都不肯公开出面支持和承认西藏独立。这倒反衬出黎吉生支持西藏独立的“执着”。1950年离开拉萨之后，他始终关注西藏形势的发展。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的武装叛乱发生，黎氏亲往纽约旁听第14届联合国大会关于西藏问题的辩论，对出于种种考虑不肯承认西藏独立的英国和印度的代表团批评责备。回国后，黎氏便写了《西藏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ibet）一书，歪曲西藏历史，向西方世界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从那时开始，他还一直指责英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找英国政府外交部的官员发泄不满。直到1990年，黎氏还在撰文说，他对于英国政府不愿意承认西藏有“自决的权利”，以及英国政府对待达赖喇嘛所持的态度“曾经深感耻辱，并继续感到耻辱”。

晚年的黎吉生在苏格兰寓所

作为上个世纪先后呆在西藏将近10年之久的一个英国人，黎吉生不仅是那个时期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当时西藏社会的见证人。他真的觉得西藏封建农奴制度那么美好，这样一个旧西藏的统治者可能通过西藏独立而避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大潮，在现代世界继续存在下去吗？并不尽然。如今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份文件，记录下了当时他对旧西藏前途的某些预测。今天看来，很可以发人深省。

1949年12月3日和4日两天，一位名叫戴维斯（Davies）的人在印度采访了刚刚从拉萨抵达加尔各答的黎吉生。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表示一定要解放西藏。他们交谈的中心话题自然是西藏未来的命运。黎吉生坦率地说：当时西藏的政权掌握在一小撮富人手中，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预计中共迟早要“入侵”西藏，而西藏的封建制度将会垮台。黎吉生还提到，生活在封建条件之下的西藏人民，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而唯一阻碍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的是他们的佛教信仰。这就是说，黎氏自己也认为，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已是行将就木了，而饱受封建农奴制度剥削和压迫的西藏人民，将会欢迎一个废除了这种落后制度的新社会。至于西藏独立能否实现，黎氏的回答是：“假如中国出现了军阀，在若干年共产主义的统治之后，西藏将会有独立的机会。”

我们不知道这件档案编号为“FO 371/76314/18828”的访谈录，后来是否刊载在哪家英国的报纸上。至于黎吉生何以要对这样一个他也认为无疑即将垮台的政权表示同情，希望由这个政权来实现西藏的独立，斯人已去，我们就更加无从探询了。但是显然，黎吉生当时并不认为那个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值得并且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并没有像今天某些从未到过西藏的西方人那样，把他生活其间多年的旧西藏描述为人间天堂，可是，他的这些认识，在其后来所著的《西藏简史》中，都全然不见了。

黎吉生所说的“西藏独立”的机会并没有出现。不但如此，西藏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遗憾的是，黎吉生在半个世纪前离开拉萨之后，再也无缘重返西藏，亲身感受西藏所发生的这些巨大的变化。实际上，1950年黎吉生的离开西藏，与稍后不久另一位英国人福特（Robert Ford）在西藏的被俘，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时代的结束。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目睹旧中国长期遭受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欺侮，并不觉得有何不妥；谈论起当年荣赫鹏率领侵略军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西藏僧俗之后闯入拉萨、逼签条约的往事，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在英印士兵的武装扈从下，在拉萨观看藏军用英语口令操练、演奏英国国歌，他也并不担心是不是会影响了西藏的“自治”；但是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把帝国主义势力从西藏，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之后，他“良心”发现了，要出来伸张正义了。可惜的是，他所主张的西藏独立，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违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这样的“西藏独立”，在中国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世界的20世纪一直没能实现，在中国日益强大、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21世纪更不会有实现的可能。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对此只好抱憾终生了。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之外，还有一个作为学者的黎吉生。黎氏在藏多年，受藏族文化影响颇深，一生著述不辍，直到1998年仍然在发表有关西藏的文章。他对于藏文古碑刻的研究，在西方藏学界具有较高的水平，其学术地位受到公认。客观上，他也为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西藏和藏族做了不少事。但是，由于顽固的帝国主义立场，他在对西藏历史进行研究时，对史料随意取舍、歪曲史实，立论偏颇，刻意否认藏族与汉族、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密切联系，否认自己在藏期间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不法行为，为其西藏独立论服务。对于这些，就是当今西方的藏学家也不乏讥评。我们为失去了作为藏学家的黎吉生先生而感到惋惜，但是对于他在西藏历史研究中的那些错误观点，特别是鼓吹“西藏独立”的观点，则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不仅不能同意，我们还要对其进行批判，并且在批判的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

200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围绕黎吉生的话题，把柳升祺先生带回到对当年的回忆中。抚今追昔，柳先生告诉我们，50年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能够在掌握全国政权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用和平解放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的22年中无法解决的西藏问题。不久后，中国人民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当时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打了个“平手”。这两件事，令他从心底佩服中国共产党，也是促使他下决心从印度返回祖国的根本原因。

黎吉生先生去世了，但是“西藏独立”却并未寿终正寝。失却了昔日“天堂”的西藏农奴主和他们的代表，西方坚持冷战思维、图谋分化、西化中国的反华反共势力，总之，一切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人，都在利用所谓的“西藏问题”做文章。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仍然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