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光芒》，马丽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第一版，99.80元

作家访谈

在马丽华进藏工作的1976年，正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西藏大规模野外考察第四年，也是众多科学发现“井喷”式问世的一年。通过媒体报道和科普书籍传播，新知迅速转化为常识，甚至转化为当时文学青年的写作资源。

1998年，马丽华接受西藏自治区科委布置的任务，为青藏科考队“树碑立传”完成《青藏苍茫》（北京三联书店，1999），和上百位科学家近距离接触采访，使她的写作赋予了神圣的使命。

如今，“青藏科考”已是专有名词，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简称。这项科学实践活动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程，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球科学进展中也是相当亮丽的篇章。对于马丽华来说，“青藏科考”伴随着她西藏工作四十余年的见闻经历，伴随着她的青春韶华。

中华读书报：《青藏光芒》侧重于表现青藏研究一线专家事迹业绩，多阶段，几代人。然而综观本书谋篇布局，前后“画风”有别：前半部分是线性叙述，捋出一条科考史迹，一个群体多种学科；后半部分则是块状结构，以学科领域划界，多个团队围绕一个专业领域，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

马丽华： 回望青藏高原科考研究一路走来的行色，的确称得上史诗级别。正如刘东生院士在2005年指出的：“这项事业已在时间隧道中穿过了斯文·赫定和金敦·沃德的拓荒阶段，新中国登山科考及综合考察的科学大发现阶段，从专题研究到理性认识的深化阶段，现在已进入‘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阶段。青藏研究正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同时丰富了青藏研究。”这段话高度概括了百余年来这项科学活动进展的阶段、程度和意义，本书主体结构依此而来：前半部分主写青藏科考队1973—1992年在西藏地区、横断山区和西昆仑—喀喇昆仑的考察活动，只需要把握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呈现野外现场和发现瞬间，以填补地区空白为主旨，同时进行高原隆升演化机理探讨，相对单纯；后半部分主写青藏队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青藏研究参与历次国家重大基础科研计划中的出色表现，人员和装备组成、研究内容和手段无不极大改观。举个例子，1973年青藏科考队出征时，最初仅有40多人，每人一个专业；而现在，每一专业都有多个团队在做，每一学科又细分为若干分支，而且各学科定点、半定点观测研究在高原面上铺开，取代了从前的路线式考察，所以学科进展就很自然地成其为结构方式。

中华读书报：从《青藏苍茫》到《青藏光芒》，您认为青藏科考研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您在采写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主要有哪些？

马丽华： 本书正好结束在第二次青藏科考启动之际，比较深刻的体会太多，难以尽述，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长期的跟踪采访，见识并记录了中国地球科学界长足的进步。就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地学界发生了两次“革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代表的“地学革命”中，我们的科学家还是跟从者，但在八九十年代基于“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地球系统科学”理念酝酿阶段，中国科学界已经是参与者，并且担当了其后“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即“全球变化的研究”）的先头部队，表现在青藏研究事业中，无论基础科学研究、应用科学研究与实践，都有突出表现，交出了很棒的成绩单。由此也推动了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成为国际地学关注的聚焦点和竞技场，被公认为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最理想的实验室。

作为一部科学人文之作，可以感触到贯穿本书的是满满的情怀。体现在科学家书生报国、勇于探索的人文精神，也体现在研究对象本身的魅力感召。就像“黄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黄河如何孕育成长”“长江何时东流去”这类专节对于科研成果的介绍，就不仅仅属于知识传播，意义也显然超出了自然科学范畴。与此相得益彰的是好看的配图，各专业考察现场的黑白或彩色照片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地图和一般读者少见的专业图件，为本书平添了审美价值。对于图片的搜集想必是煞费了苦心的。

说到情怀，正如现今青藏研究领军人姚檀栋院士在本书序言中所说，他们都是青藏高原的“铁粉”。没有一份深爱之情，的确难以长期坚守在高海拔地区并有所成就。对于黄河、长江演化史的研究，黄土作为重建古气候环境变化介质的研究，本为青藏项目各专题组成部分，之所以满怀热情去探访并专节呈现，来自一个情结：多年前读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他在“土壤、风向和雨量”一章中有言：“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据此引申出中国“大一统”观念由来，大中华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必然——“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当年读来印象深刻，现在终于有机会涉笔黄土、黄河长江和季风雨，实感荣幸之至！所以说，青藏研究讲述的不仅是地球故事，备感亲切的当属青藏高原形成、中国山河大地变迁，及其沧桑经历种种。为此选配了相应图片，实地实景之外，包括早期手工绘制的、后来电脑绘制的，这些专业图件同样来自作者多年积累的结果：先是在读论文、听讲座以及课件教材学习时“发现”，然后向有关专家索求而来。起初只打算作为配图而已，没想到集中于书稿初排时，就被“惊艳”到了，索性继续努力，多方搜集，就这样科学的也是艺术的，成为科考研究历程中的高光亮点。为此我甚至有些自得——本来高居自然科学殿堂，是一个文科人士让它们“下凡”到大众层面。

中华读书报：青藏研究何以能从一个地区性的、时断时续的、填补科学空白式的科考活动起步，做到今天令国际地学界瞩目，并且有望对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起到带动作用，从而达到世界引领地位的程度？通过这么多年的追踪采访和写作，您是否找到了答案？

马丽华： 既有内生驱动力，外加多方“神助攻”，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年那支小小科考队如何“走”成当今的千军万马——这是我在本书“后记”中所做总结。内生驱动力，既指青藏高原所具备的地球科学研究资源的先天优势，是自带了光环的，又指研究者们坚持不懈，是自带了能量的；多方“神助攻”，则来自国内和国际诸多方面的实质性推助。综合因素中的关键之点，我认为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三代科学家群体矢志不渝的坚守。刘东生院士曾对青藏研究的工作范式和“青藏效应”做过归纳：是团队攻坚、探索自然的凝聚效应，是学科交叉、相互渗透的放大效应，是科星涌现、人才辈出的催化效应，是普及科学、促进发展的社会效应。后来地理学家郑度院士写过专论《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范式、效应及其精神内涵》，完整、精到地进行阐释，作为重要补充收录于本书。

中华读书报：您希望读者从这部书中了解到什么？《青藏光芒》这部书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有何特别意义？

马丽华： 以往我写西藏题材的纪实作品，面向的是对那片高原心存向往的读者，多为历史文化追溯和当代风貌纪录。可是西藏不仅拥有景观之美、人文之美，更有科学之美之壮丽。通过这部致敬高原、致敬高原探索者的《青藏光芒》，算不算得上提供了一个科学西藏的打开方式？希望是。然而就个人创作而言，有了这一部分内容的加入，自认对于西藏的书写才算得上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