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9日上午，西藏自治区以千人锅庄的形式，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祝福。王淑 摄

　　解放西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把帝国主义势力驱除出西藏，废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是西藏工作题中的应有之义，二十世纪50、60年代，西藏的一切工作都是紧紧围绕这一总目标而开展的，并成就了西藏近现代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70年来，西藏地方经历了和平解放，平息叛乱，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以及改革开放，跨越式发展，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令人感受最深刻的还是人的变化。

　　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的工作放在首位

　　中国共产党的西藏工作强调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而且是从做人的工作开始的，并紧紧抓住这个核心，从而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重重难题。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后，解放军对被俘虏的5000～6000名藏军，不仅不打、不骂、不虐、不杀，还给他们治伤、包扎，给他们优先治病。按照中央和西南军区的要求，十八军对放下武器的俘虏，释放时每人发放路费银洋三至五元，缴获的私人物品一律归还。这些举措让深受感动的藏军俘虏说出了“解放军是活菩萨”的心里话。

　　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除了诸多政治原则和制度安排之外，还特别包括有“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两项条文，既解除了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和上层贵族的最大关切，又化解了推进西藏各项事业进步的诸多阻力，为促成团结，实现共同目标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亲自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工作，嘘寒问暖，循循善诱。毛主席多次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写信交流，指导西藏工作，关心他们生活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还随信赠送一些礼品。比如1953年3月10日，毛主席随函附送达赖喇嘛“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传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筒一件。”同日，同样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件之后，“随函附送扩音器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传一个，留声机片子十二张，又黄缎三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筒一件。”在1954年4月给班禅额尔德尼信件的同时，“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把对西藏上层政教首领的关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4～1955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期间，毛主席多次与他们交谈，内容涉及国家大事、西藏工作、宗教信仰，也涉及到他们个人的私事，甚至会回答达赖喇嘛关于“他的哥哥在外国不回来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还问到班禅额尔德尼的年龄、家庭地址，以及“西藏小学课本是用什么文字”等问题。1956年7月12日，周总理在给达赖喇嘛信函的最后提到：“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航空线试航成功以后，我们互相来往就更加方便了，地理上的距离已经不能再成为阻隔我们的因素，我们都时常想念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想实现我的夙愿，到西藏去走一趟，并且同你在拉萨相会。”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通过这些具体而微小的细节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对赢得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藏地方上层发动武装叛乱后，他们丧失人心和不堪一击的道理。

　　直指人心做好上层贵族、爱国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1952年10月8日，毛主席亲自接见以柳霞·土登塔巴为团长的西藏致敬团代表并发表讲话；1953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以朵噶·彭措饶杰为团长的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并发表讲话；1955年10月23日，又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地区青年参观团负责人并发表讲话，受到接见的包括拉鲁·次旺多吉、噶雪·却吉尼玛、桑珠·登增顿珠、才旺多登、悦希凭卓、仁青顿珠等人。1956年2月12日，毛主席又与藏族代表人士拉敏·益喜楚臣、拉鲁·次旺多吉、桑颇·登增顿珠等谈话，敞开心扉的交流让他们深受感动，纷纷对西藏工作献计献策。这些都为后来开展民主改革，以及促进西藏社会进步打下了认识上的和民意上的深厚基础。

　　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摆在优先位置

　　和平解放初期，如果说西藏工作的重点是做上层人士的工作、贯彻落实十七条协议的话，那么最为核心的任务则是推翻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奴和奴隶解放出来。毛主席在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地方上层代表的谈话中，多次提到释迦牟尼进行改革，替大众着想，甘做群众领袖的事情。1955年3月，在同达赖喇嘛谈话中，毛主席指出，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1959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被平息后，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西藏平叛，针对国外反华势力的污蔑和指责，他强调指出，“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民主改革首先是人的解放，原来在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的百万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和尊严，任意被三大领主买卖、赠送，甚至被严酷刑罚夺取生命，遭受肢体残害。现在完全自由了，不受阶级约束可以自由恋爱结婚，没有人身束缚可以自由劳动生活，没有受人强迫自由信教或者不信宗教，政治上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国家和西藏地方事务管理。

　　民主改革还充分保障了百万农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分配土地财产开始是按照阶级分，后来是按照人头分，人人有份，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不仅如此，政府还给获得土地的农民分配农具、种子，真正解决群众最为关切的生计问题。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和领主也采取了较为宽大的赎买政策，政治上还赋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继续当官，从而保障全体群众的基本人权，为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巨大动力。

　　在旧西藏，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是贵族子弟，占总人口95%的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以上。和平解放特别是民主改革后，昌都小学、拉萨小学、拉萨中学、西藏公学等规模迅速扩大，各个地区、县陆续建起中学、小学，大部分乡、部分村建起了小学。1961年，西藏第一所师资学校拉萨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祖祖辈辈没有机会读书、接受教育的农奴和奴隶子孙，就这样开始了全新的学知识、学文化，成为知识分子、专业骨干、技术能手，以及社会精英，踏上主宰自己人生命运、服务国家社会的新历程。（本文节选自《中国西藏》2019年第6期，作者：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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