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军进藏女兵 为家为国为信仰（二）

　　编者按：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中，全国人民正在为建设祖国而摩拳擦掌。此时，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部队，为了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在雪山上跋涉，在荒野中行走，在激流中前进。

　　进藏路上，不仅仅只是行军，还有修机场、修路等艰巨任务，这些可爱的女兵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

　　谁说女子不如男？

　　经过四天的奔波，母亲她们终于到达了四川甘孜。因为物资运输困难，粮食供给不足，需要修建机场，投运物资。当时，物质生活保障十分关键，供给处任务艰巨。母亲重点要做好供给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全体人员踏踏实实、深入连队，及时发现问题，发现群众中的好办法，集思广益。炊事人员干劲十足、情绪高涨，他们提出“习惯高原生活，保证饭熟菜香”的口号，得到部队指战员大力支持、鼓励，做到了干部、战士、上级全体满意。他们说：“苦点、累点搞好伙食是应该的，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比起施工人员还不算苦不算累，他们更苦更累。只要他们能吃饱睡好，施工好，我们是甘愿苦的，也是愉快的。”

 
图为战士们挖窑洞。

　　母亲说，让她最心疼的是那些女兵。她们大的不到二十岁，小的只有十四五岁。为了参加解放军，离开校园，告别父母亲人，愉快地加入到进军西藏的队伍中。虽然她们大多数从未离开过“天府之国”，一入伍就要走向荒凉陌生的康藏高原，但是她们为能亲身参加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的任务而兴奋。

 
图为进藏途中，用挖来的野菜蒸的包子。

　　高原的气候瞬息多变，乌云来时一阵雨水、冰雹让人措手不及；转瞬又是烈日高照，强烈的紫外线晒得人脱一层皮，没几天女兵的脸上都出现了“高原红”。 在修建甘孜机场过程中，这些女兵像男兵一样坚持施工，不喊苦不叫累，母亲也和她们一起砸石块，推小车。砸石块时，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女兵们的手被磨得鲜血直流，又粗又糙；拉土车时，衣服磨破了，肩勒肿了，晚上躺在床上，一个个累得连翻身都困难。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比她们年纪大，又是供给干部，为没照顾好这些女兵而内疚自责，但当时真是无能为力啊。

图为女兵们砸石块。

　　但是，如此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也没有泯灭这些女兵乐观的天性。施工间隙，她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男兵们一起跳劳动舞蹈，鼓舞干劲，将劳累抛到九霄云外。同时，她们还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教藏族女民工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给她们讲解放西藏、统一祖国的伟大意义，还和藏族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

图为施工之余，跳劳动舞蹈。

图为战士们和藏族群众互动。

　　修建甘孜机场期间，部队的女兵们付出了比男兵们更大的代价。53师一女兵班的窑洞由于没有经受住雨雪的冲击倒塌了，11名女兵被埋在了窑洞内，全部牺牲。战士们将这些牺牲的女兵安葬在能俯瞰到整个机场的一个山坡上，让她们能分享机场建成的胜利果实，并永远陪伴着它。

　　时隔几十年，母亲每每提及此，都会流泪。2001年6月，为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重走十八军当年的进藏路，我的二哥和很多十八军子弟来到甘孜机场旧址，专门祭奠了这些已长眠于此五十年的女兵们，还了母亲多年的夙愿。并深切地感谢为女兵坟墓守护了五十年的原十八军老战士张镇泰、白玛夫妇。

　　陌生的母亲

　　就在修建机场将要竣工的时刻，母亲接到十八军李觉参谋长电话，说要见母亲。母亲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孩子出事了。急忙赶到后，李参谋长说：“文心同志，告诉你不要着急，孩子在成都病了已送医院，没有大的危险。”接着又说：“军党委已决定调你去担任十八军成都采购站政委，这个担子也很重，关系到咱们全军进军西藏的军需物资保障，你要做好工作。”

图为母亲（中）带着我（前右）、四弟（前左）和两位阿姨合影留念。

　　原来前不久，李觉参谋长去成都公干，专门看望了留在成都的十八军子弟们。当时正值冬春交替之际，气候阴冷、潮湿，两岁多的我感冒发烧了，李参谋长来看我们，发现我病的严重，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已合并严重肺炎，再晚些日子送来，就没命了。李觉参谋长回到甘孜和首长们商量后，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悲剧重演（张国华军长的女儿难难就是因为肺炎，照顾不周而去世）。于是，母亲就被派回了成都。后来，母亲经常对我说，是李觉伯伯救了你的命，你要永远记住。

　　一路风尘，母亲坐了几天的汽车终于到达成都。一下车立即问：“进军呢？”母亲说，当时的我黝黑瘦小，顶着个大脑袋，瞪着一双大眼，根本不认识母亲。母亲难过地说不出话，只能流泪。当时，好多十八军的孩子都因为长期见不到父母，对父母亲已经很陌生了。所以就出现了保育院里的孩子们，只要看到前方回来的军人就喊爸爸妈妈的心酸事情。

　　母亲，母亲

　　1952年，父亲去南京军事学校学习，母亲带着我和弟弟随父亲去了南京。1953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母亲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业部门工作，参加了南京机器制造学校（现为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筹建。后因父亲生病，1954年，母亲又带着我们随父亲辗转回重庆，在重庆市组建一机部办事处任教育科长。当时，全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人们都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无论走到那里，母亲都以工作和党的需要为己任。

图为我们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1955年，父亲考虑到西藏的需要，毅然决然地选择重回西藏。父亲对母亲说：“西藏虽然艰苦，但总要有人去，党和祖国需要，作为共产党员更是义不容辞。现在的条件比刚进藏时强多了，还有那么多老战友仍然奋战在高原呢。”母亲当时带着我们兄妹6人，还要兼顾工作，非常辛苦，虽然深知当时西藏的艰难环境，比起内地要辛苦千百倍，但是仍然全力支持父亲的决定。后来，母亲对我们说，当时你们太小了，又无人照看，否则我一定会跟你们父亲再回西藏工作，好好照顾他。那样的话，他也不至于刚刚年过四十，就离我们而去。

图为我的父亲和母亲。

　　1957年6月2日，我们的父亲金绍山，因积劳成疾去世了。那时母亲还不到三十五岁，却遇到了中年丧偶这一人生之大不幸。当时我们兄妹大的13岁，小的只有2岁，母亲脑子里一片空白，无所适从。军委领导考虑到母亲的实际困难，决定将母亲从重庆调到北京工作，方便家人照顾。

　　刚到北京，组织上征询母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母亲没有提任何要求，完全服从组织决定。母亲认为，作为共产党员，一切由党安排。

　　为了不让痛苦压倒，母亲把我们兄妹几人安排好，大些的送去上小学、幼儿园寄宿，小点儿的由阿姨照顾，随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为了让我们记住父亲的优秀品质，永远继承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母亲将父亲的一生，归结为“谦逊、坚（定）辛（劳）、朴素”这六个字，给我们六人取新名，分别为“金谦、金逊、金坚、金辛、金朴、金素”。

　　1957年，母亲进入北京市二轻系统工作，一直到离休都兢兢业业，信守“相信党，相信群众”的基本原则。母亲教育我们，要感恩、要回报，母亲常说：“你们的父亲虽然早逝，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很多战友牺牲了，他们连名字都不曾留下，如此说来，你们的父亲是幸运的。你们永远不要忘记牺牲的先烈们。”（中国西藏网 记者/孙健 讲述者/金坚 图片均由金坚提供）

　　后记：在母亲节之际，谨以此文献给已经逝去的张文心同志及所有十八军进藏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