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 被誉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以周秦汉唐几代历史遗存最负盛名。在明城墙内西北角上，有一处建于清代的皇家寺院，这就是陕西省唯一的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广仁寺。

　　有着“汉地雪莲”美誉的广仁寺是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在巡视西陲之后，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政权统一，更好地以藏传佛教笼络蒙古而敕建的，它为当时从青海及西藏等地派遣的僧侣提供了歇脚处，同时成为达赖、班禅赴京朝觐途中的行宫。几百年来，虽历经风雨，广仁寺内的不少文物古迹依旧保存至今，藏在精舍待君识。

　
图中左为《御制广仁寺碑》，右为康熙御笔《御制广仁寺碑》碑文 摄影：李元梅

　　碑石与康熙御笔真迹双全的《御制广仁寺碑》

　　西安是人文胜地，古代名碑数不胜数，但碑石与手书真迹能俱存至今者寥若晨星，康熙《御制广仁寺碑》便是其中之一，堪称镇寺之宝。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广仁寺建成之后，康熙皇帝为此撰写了一篇碑文，名为《御制广仁寺碑》，叙述了他巡视陕西的活动及意义，阐明了敕建广仁寺的经过、目的和意义。如今，人们还能在广仁寺中见到裱于黄缎之上的康熙御笔真迹，只见边沿有些许磨损和虫蛀小孔，字迹部分尚完好无损。从碑文可见，敕建广仁寺是为了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项“因俗宜民”的政策。

　　《御制广仁寺碑》严格按照康熙御笔真迹雕刻，为康熙年间宫廷刻师梅玉峰的杰作。清末，碑亭被毁，碑石被移至西安明城墙小北门，后又移回寺内。因字迹已磨损，民国时依据真迹重新刻写，碑阴刻有广仁寺僧人与陕西辛亥革命先驱张云山交涉归还此碑的经过，也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文献。碑首因历史原因已与碑身脱离，但未散失，现独立摆放在新修的碑亭之前，作为历史文物被精心保护。

　　
图为藏经阁内部 摄影：李元梅

　　
图为藏经阁内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和弥勒佛立像 摄影：郑朔

　　
图为藏经阁内所藏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修订的明代版《大藏经》（部分） 摄影：李元梅

　　康熙皇帝御赐明代版《大藏经》

　　广仁寺建成之后，康熙皇帝曾将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修订的明代版《大藏经》6600卷及藏文《甘珠尔》107卷赐予该寺，如今，这些弥足珍贵的佛教典籍还珍藏在寺内的藏经阁中。

　　藏经阁分为主殿和左右翼殿，主殿样式为双层楼阁式歇山顶，翼殿为单层攒尖顶。主殿一层正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其后伫立着一尊香樟木雕刻的9.9米高弥勒佛立像。行至藏经阁二层，便可见两侧的红木书柜中摆满了佛教典籍。

　　
图为绿度母殿 摄影：李元梅

　　
图为康熙御书“慈云西荫”四字匾 摄影：李元梅

　　声名远播的“绿度母道场”

　　广仁寺建成之初，康熙皇帝御书“慈云西荫”四字匾赐寺，现悬挂于绿度母殿殿门外上方，此匾外框镂空雕刻花蔓，内框浮雕九龙。康熙自比“慈云”而赐“荫”于西陲，证明了他建寺于西安而用心在蒙藏。

　　殿内主供的绿度母菩萨像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广仁寺的历史悠久得多，这尊佛像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相传唐朝时，禄东赞受松赞干布之命被派到大唐求亲时，从吐蕃带去这尊绿度母菩萨像并献给了唐太宗，唐太宗将其供奉在唐朝的皇家寺院——开元寺。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请走了开元寺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后来，唐太宗到开元寺去拜佛，看着空着的莲花座，心想：在这上面供奉一尊什么佛像好呢？这时，绿度母菩萨像开口讲话了：“皇上不必供奉其他佛像了，就由我来替代释迦牟尼佛教化和普度长安的众生吧！”从此，这尊“长安绿度母”声名远播。康熙皇帝敕建广仁寺时，把这尊绿度母菩萨像从开元寺请到了广仁寺供奉，因此广仁寺又被称为“绿度母道场”，很多藏传佛教信教群众不远千里赶来朝拜。

　　
图为“团结柏” 摄影：李元梅

　　奇树“团结柏”

　　广仁寺中除了镇寺之宝等珍贵的历史文物，还有不少有趣的自然现象。二进院院庭中，有一棵柏树，并非两树一身，也未曾嫁接，但树冠却由两种不同的柏叶组成，一种是针叶柏的针状叶，一种是扁柏叶。虽不知原因为何，但这与康熙敕建本寺以增进民族团结之意相合，因此得名“团结柏”。

　　
图为广仁寺 摄影：李元梅

　　绕着西安明城墙一圈，驻足西北角，俯瞰广仁寺，寺院玲珑别致，古朴典雅。作为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广仁寺的建筑与文物融合了汉、藏、满、蒙文化特征，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在历史上起到了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中国西藏网 记者/李元梅 部分资料参考自陈景富编著《康熙敕建广仁寺》、仁钦扎木苏主编《西安广仁寺文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