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0年3月29日，先遣部队在乐山军民热烈欢送中出发时的情景。

　　1950年的春季，我们进藏先遣部队抵达邓柯的第二天，一个身着藏装的青年人，来到我的门前，他带着羞涩而又兴奋的神情问道：

　　“可以进来吗，首长？”

　　当他坐在我的面前开始叙述他的来意时，我发现他是经过我们党教育过的倔强的青年人，因此，我很快喜欢起他来。

　　“首长，咱们队伍刚到这里，人地生疏，困难一定很多，只要我能办到的事，请随时派我去办，我的名字叫周大兴。”

　　“同志，听你的口音像是四川北部的人，怎么到这里来的？又怎么穿起藏装来了?”

　　“这是过去很久的事了，就不用谈它了吧。首长，请你相信，我绝不是坏人。能够帮助咱们队伍做一点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显然他已经陷入深深的回忆中,脸上显出严肃而又痛苦的表情。

　　我不好继续问他的身世和经历，暗地猜想这位热情的青年人一定是在我们部队工作过，莫不是被敌人俘虏过，流落到这里来的？我感谢他帮助军队的好意，并请他以后抽空砍些柴火来。

　　从此，周大兴每天两次或三次把大捆木柴背到我们驻地来。他工作得那样起劲，常常见到他的藏族妻子把饭送到我们驻地等他吃。我们付给他柴火钱时，开始他推说以后打总给他，当司务人员把钱往他荷包里塞的时候，他几乎恼怒起来：“我是为了钱才给咱们队伍砍柴的吗？”他像受了很大侮辱似的，把钱摔在地上，头也不回，往家里走去。

　　一连两天，周大兴没给我们砍柴。

　　周大兴奇怪的表现，引起了我要详细了解他的兴趣。当我到他家里的时候，只有他妻子在家，屋里空荡荡的显得很苦。从他的妻子口中打听到，周大兴平常就依靠砍柴卖得很少的钱，买些糌粑，挖些人参果，维持生活。

　　“他这样穷，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好奇地问。

　　“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红军！”她回答得那么自然，那么骄傲。

　　“啊？他是一个红军，他现在在哪儿？我想跟他谈谈。”

　　经过她的指点，我一口气跑到周大兴砍柴的地方，他正在使劲砍柴，没有发现我已走近他的身边。

　　“红军同志，还在生我们的气吗？”

　　他突然听到这种称呼，显得十分惊讶，但又掩不住内心的喜悦。

　　“是我老婆告诉你的吗？我再三嘱咐她暂时别忙告诉你们，等你们从行动上知道我……唉，讨厌的病，使我离开咱队伍15年了。我总算活着亲眼看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我做了些什么呢？”

　　年轻人被痛苦的回忆激动着，晶莹的泪花，闪动在他的双眼里。

　　“要是你感到过去做的工作不多，今后，有你做不完的工作呢！”在回家的途中，我这样安慰他。

　　经过同周大兴的交谈和侧面了解，我知道了他是四川巴中人，1933年，11岁的他被红四方面军供给部的同志称为“红小鬼”。参军前，他给地主放牛，受尽折磨，因此怀着炽热的阶级仇恨，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红军到了甘孜，他得了重病，不能随队北上，含着热泪，送走了自己的队伍。他牢记着红军首长临别时的指示：“想尽办法，活下去，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回来！”他又干起给别人放牛羊的差事。25岁那年，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坐探，把他关进监牢，苦打硬逼，要他供出共产党组织的线索，但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个字。他被释放出来后，主人也不敢再用他了，在这家当佣人的藏族姑娘却爱上了他，同他一道搬到邓柯来住。

　　周大兴很快跟部队同志熟悉起来了，大家都喜欢同他接近，要他讲红军的故事，向他学习藏语，介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从此他变得特别活跃，特别年轻，我们部队不论干部战士要他帮助办的事，他都非常热情非常认真地去办。

　　6月中旬，传来某地藏军准备袭扰邓柯的消息，我们决定派侦察排去探明情况。不知是哪位侦察员把这件事情“小广播”给周大兴了，并且还说：团长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向导正在发愁呢。

　　我和团长郄晋武同志正在研究侦察排出发的路线和任务，侦察参谋包荣领着周大兴进来了。他今天特别高兴，笑容始终挂在脸上，见到我们，还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显示聪明的神气。他有趣地眨一眨眼，还用右肘碰了一下包参谋，然后站在旁边，一声不响。

　　“首长，我还有一段历史忘了交代。”周大兴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终于开了腔：“我在四方面军供给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被敌人围在一条山沟里，找不到突围的道路。我向首长请求去侦察敌情和地势，我装成走亲戚的小孩，跑到敌人驻地周围转了几圈，啥都看清楚了，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被敌人捉住了。他们吓唬我，打我，还拿把大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想逼迫我承认是红军的探子。我一口咬定是走亲戚的，我被打得昏过去了。等我醒来时，我已被关在一间破房子里，我伸一伸胳臂和腿，感到自己还可以爬行。我悄悄瞅瞅门外，天已黑，没有人，我便忍着疼，支起身子逃走了。回到部队，向首长详细汇报了情况以后，很快给我治了治伤，我领着队伍，悄悄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我和团长都懂得周大兴叙述这段历史的用意，相视会心一笑。团长却故意地说：“我们不需要审查你的历史，你谈这些有什么用？”

　　“不，我不想你们了解我的历史，我是想说明我干过侦察工作，能完成侦察任务。请准许我去吧，团长同志！”

　　“准你到哪里去？”团长问。

　　“是这样的，周大兴同我们一送去侦察情况，他说他懂藏话，道路也熟，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包参谋显然也希望我们准许周大兴同侦察排一道出发。

　　团长同我研究了以后，同意了周大兴的要求。

　　侦察排出发的时候，周大兴依然穿着藏装走在队伍面前。他腰上挂一支匣子枪，肩上还扛着一支步枪，从他英武的步伐上，明显地流露出他重新扛起枪后充满光荣和自豪的感情。

　　6月26日，侦察排在一个茂密的森林里，同一股藏军打上了。周大兴首先向藏军冲去，藏军误认为他是自己人，没有在意，等到冲锋枪和步枪一齐尖叫起来，藏军才慌乱地逃窜。这时周大兴身上却增加了一支缴自藏军的步枪。逃散的藏军在四周山上吆喝叫嚣，见到我们人少，又成群结队地向我们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周大兴向包参谋建议，由包参谋率领侦察排，带领缴获的物资枪械向邓柯撤退，他在后面掩护。包参谋和侦察排同志都不同意这样办，一定要他先走，另外派人掩护。周大兴着急地说：“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我懂藏话，又比你们熟悉地形，我留下掩护大家，要有利得多。”说着，他迎着敌人追来的方向，昂头走去。

　　周大兴掩藏在大石底下，看见一个藏军骑马过来，他瞄准一枪就把那家伙撂下马来，等到过来的藏军多了，就向后跑一段，找好隐蔽地方，又向后撤。藏军被这一个穿藏装的青年人弄恼火了，就四面八方向他围过来，一心要逮活的。

　　周大兴边打边退，退到一条树木掩映的激流边。藏军吆喝着向他逼近，他摸摸身上，只有3发子弹了，就朝着最靠近的藏军“砰砰”两枪，揍倒了两个，然后把枪挂在肩上，跳进激流，飘到江边的树丛里，隐藏起来。当天夜里，他用裤子扎成浮水套圈游过江来。

　　周大兴的英雄行为，很快在部队中传开了，大家更加喜欢他，尊敬他。但是，周大兴突然忧郁起来，这是在我们部队快向昌都进军的时候发现的。

　　我和团长都知道这位青年人的心思，因为直到我军快离开邓柯的时候，周大兴还没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士，虽然他在三个多月内，实际上做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应做的工作。他经常到连队试着穿戴战士们的衣服和帽子，望着“八一”帽徽发呆，战士们也热情地对他说：“到咱们队伍里来吧！”“只要能准我来，就是比红军生活还苦百倍，我也情愿。”他有些激动了。

　　我和团长商议后，决定把周大兴想回部队的愿望报告师部。

　　离开邓柯的前一天，我把师部准许他回队的决定告诉了周大兴，这位青年人竟喜欢得掉下泪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半天没说一句话。

　　“你跟着队伍出发，你爱人愿意吗？”我问。

　　“我想她会愿意的，但我决定暂时不忙把我回部队的事告说她。”

　　“那可不成啊，她是很爱你的！”

　　“好吧，明天走的时候再告诉她。”

　　周大兴在进军昌都途中，担任了向导、翻译、侦察员、民联工作员等数种工作。他有时化装成藏族青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了解道路和敌情，有时走在全队后面，搜集群众对我军的反应。到了宿营地，既要给干部担任翻译，进行统战工作和了解情况，又要帮各单位买柴买草，他成了大家非常喜爱和不可缺少的人。他起得最早，睡得最晚，行军时，总背着自己的全部行李，还帮助年纪小、身体弱的同志。他慢慢消瘦了，但他从来不在同志们的面前表现出一点疲惫的样子。

　　团里为了照顾他，决定给他一匹乘马，但他坚持不要，并主动把那匹马放在收容队，给掉队的病员骑。

　　部队过囊谦寺的第二天，我发现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干粮袋，艰难地走在队伍的后面，脸色铁青，显然是在硬撑。我硬将他的行李夺过来放在马上，对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身体。”

　　“这比红军时代好多了，那时候的困难比今天不知要大多少倍！”他像是有意鼓励同志们战胜困难似的，脸上显露出无限的乐观和自信：“我的身体挺结实，这几天得了点小病，过两天就好了。”

　　部队决定要用快速动作，向类乌齐兼程急进，便让周大兴和其他有病的同志，在后边慢慢跟进。我们刚到甲桑卡的时候，周大兴却赶上来了。他已三天没吃饭了，面部黄肿得使人害怕，他刚把行李放下就气喘吁吁地说：“前面路不好走，让我给部队带路吧！”

　　这种坚毅的精神和热爱部队的表现，使我极为感动。我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发现他的病势不轻，经过医生诊视后，才知道他是严重的心脏病。如果再不休息，会有生命危险。临出发的时候，我一再嘱咐医生和几个留在后面看守病员的同志，对周大兴要特别照顾，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病医好……

　　部队解放了类乌齐以后，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在后面收容病员的同志前来告诉我，由于气候恶劣和医疗条件不好，周大兴在甲桑卡牺牲了。临死前，他请求把一封信转给他妻子。我沉痛地念着他写的信：

　　亲爱的益西泽玛：

　　我永远不能再见到你了！我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的队伍，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我的志愿就算达到了！我没有辜负红军首长对我的指示，和你对我坚贞的感情。泽玛，不要为我难过，永远跟着共产党，做你应该做的事吧！

　　周大兴

　　1950年10月13日

　　永远跟着党走，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不要为他难过，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像周大兴这样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为了党，献出了自己一切的人，又怎能不使我们永远怀念他呢！(中国西藏网 文/杨军 时任十八军52师154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