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君教授所著《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一书，前几年先后被列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培养资金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是一部历史研究学术著作，也是一部藏学研究专著，其正式出版反映了近年来在清代固边图藏背景下清末川边历史研究、赵尔丰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我并非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对清末川边的历史及赵尔丰这位清末大吏在川边地区的经营未作过全面系统的探究。但近20年来，因先后承担《清季民国康区历史文献整理研究》《四川民族史》编撰等项目及担任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对清末时期川边历史、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等也有一些了解，对相关研究的进展也一直关注。在我看来，时至今日，不论在藏学研究中还是在康藏史及四川史的研究中，清末经营川边这段历史的研究虽然已有不少成果出现，有的成果也得到了好评，但关于清代治藏战略的整体研究仍然是薄弱环节。因此，《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这部力作的出版问世可喜可贺，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全书32万多字，除绪论与结语外，主要内容分为五章。通览此书各章内容后，觉得有两大特点。首先，全书从开篇到结尾都反映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逻辑。书中，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方法认识记述历史、考辨史料、认识并论证清末川边诸多重大事件内在原因与结果，既坚持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体现出中国史学研究的新时代特色。

　　近20多年来，随着原川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国外学者有机会到四川省涉藏州县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多地有到国外学习进修的机会，有的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获得研究职位，在研究中转换分析视角，采用西方的学术分析体系及话语。当重新审视清末川边经营这一段历史时，近年来兴起的新清史运动被部分出国的学者吸收，并用来分析清末川边经营历史，得出了与之前国内外史学家都不同的看法与结论。具体讲，多是采用新清史研究的“帝国”概念，考察川边地方势力与清政府的关系，论述中反复强调地方视角和“帝国”概念。新清史有关民族认同和多元文化、性别、帝国和殖民主义、战争和军事文化、地区和仪礼、公共和私人空间以及物质文化视角的基本特点，强调重视民族文字及地方视角，其研究理路与视角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造成了冲击，瓦解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体系的意图非常明显。然而，这些研究在国外主要偏重一些重要的理论性、学术性问题，套用到中国则必然涉及现实性问题。国外学者最近几年有关清末川边的研究，已很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现实性冲击。若顺着国外的地缘政治学或新清史研究理路，在全球视野中解读清后期尤其清末的川边地区经营，则将会步入国外学者对新疆问题研究的路径，即将新疆视为清帝国于18世纪中期领土扩张的结果，并认为新疆是清朝、俄国和中亚共同竞争的对象。这种所谓的“研究成果”不符合历史事实，不仅在学术上是错误的，而且为当下某些分裂势力提供了借口。这已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也绝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不仅成为一个值得担心的政治问题，也将会使现实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该书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既摒弃唯心史观及有神论思想，也不采用西方的视角及学术分析体系与话语，坚持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不去追捧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人云亦云。由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方法，清末川边经营研究才有了自己的特点与特色，也才在这一研究中有了话语权。

　　其次，全书谋篇布局结构严谨，五章内容依时叙事与依史叙事结合，脉络清晰，逻辑性强。观其内容，全书实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即第一章“清季西南边疆危机及举措”，从清后期尤其是清末西南边疆危机以及西南边防意识的形成切入。作者以对丁宝桢督川十年（1876-1886）期间西南边防意识形成及其积极筹谋川藏边疆各项措施的分析开始，展示以川督丁宝桢为代表的清后期边疆大吏关于西南边防思想形成的过程。在这一部分中，对清后期西南边防思想的形成过程、川边地位的提升以及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策略的先后产生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第一大部分对以上诸问题着墨或较多或较细，使之后的讨论有了坚实基础与逻辑起点。第二大部分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赵尔丰川边经营（上）”，全面呈现赵尔丰的川边经营思想及策略的形成过程，以及其与清中央政府就固边图藏、拟建行省等问题的互动情况。作者以赵尔丰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跟随川督锡良到四川开始，重点分析赵尔丰针对西南边防危机提出的“平康三策”及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又根据调查提出在川边开办设官、屯垦、兴学、练兵、开矿和通商等事项（被称为“经边六事”）。最后写为更好地固边图藏，赵尔丰提出拟在川边建立行省以预杜外人窥视及收回瞻对主张，并分析赵尔丰丧失和错失了进藏的最佳时机的原因。第三章“赵尔丰川边经营（下）”，在前一章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赵尔丰的“经边六事”。在此章中，作者分节讨论分析每一事，并依据史料作出相应的评述。所谓“经边六事”，均以“新政”形势逐步推行，这也是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清代其他地区改土归流的主要区别。在第一大部分基础上，通过第二大部分，作者对赵尔丰川边经营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讨论，以事实道出了赵尔丰川边经营与清后期边疆大吏西南边防意识及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策略的逻辑关系。第三大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在第四章“清末川边经营分析”中，作者主要用两节对清末川边经营中的几个方面以及经营效果再作深入讨论。第五章“清末边藏经营的经验教训与启示”为此书重要的一章，也是此书所讨论问题逻辑结构中应有的部分。在前两大部分基础上，最后的第三大部分对清末川边经营作全面整体审视，总结了清末川边经营的经验教训，也指出了这段历史给后人多方面的启示。全书五章、三大部分内容，脉络清楚，结构严谨，内容的逻辑性，相信读者观此书后会留下深刻印象。

二

　　读完此书各章，我认为《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一书还做到了这样几个坚持。这几个坚持，使其研究显深入，成果有特色，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有助于对西藏以及川边地区的再认识。

　　一是坚持将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这段历史置于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中去审视，去分析。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有的研究者是以赵尔丰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跟随川督锡良到四川开始其研究，有的研究者甚至是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开始其研究。同样，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有的研究者只是以川边言川边，有的研究者虽然在讨论中也提到了西藏与四川，但多为一般提及，并未作进一步的尤其是整体的分析。很显然，这样研究清末川边经营，有就事论事、就赵尔丰谈赵尔丰之不足，这样研究也不可能全面正确分析清末川边经营的内在原因与思想认识之根源，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书第一章题为“清季西南边疆危机及举措”，以对丁宝桢督川（1876-1886）期间西南边防意识形成及其积极筹谋川藏边疆各项措施的分析开始，再分析川督锡良时代（1903-1907）的“筹边援藏”和“固边图藏”策略，对清后期西南边防思想，尤其是固川、筹边与固边，以保固西藏、稳定西南，把“川、滇、川边、藏联成一气”的边防体系思想的形成过程、川边地位提升以及“筹边援藏”“固边图藏”策略的先后产生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与分析。这一章的设置，已可看出作者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中审视赵尔丰川边经营背景的苦心；在之后各章的字里行间，亦常见到与之相联系的分析与评述。从全书的分析论证看，坚持从更广阔的时空中去审视，的确保证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是坚持广搜资料，立足史料。资料是否广泛搜集决定了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低，充分的并经过认真鉴别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从此书各章内容看，本书作者在研究中高度重视并始终坚持广搜资料与鉴别资料，既注意汉文资料，也注意藏文资料，并发挥自己所长充分利用了大量外文资料；既注意文献资料，也注意通过调查获得口述资料，并注意各种资料的比对、考辨及综合运用，从而保证了资料的可靠及各章内容的真实与丰满。如，第一章“清季西南边疆危机及举措”第三节“四，风全之死”与第三章“赵尔丰川边经营（下）”第七节“筹练新军，办巡警”中，作者没有简单地据一般资料沿旧说，而是广搜资料，充分挖掘资料，除引用的档案、实录、奏稿多达数十种外，还引了《东华录》《四川官报》《康导月刊》《边政》及一些地方志、学者著述、回忆录、文史资料等的相关资料。由于资料有了坚实基础，讨论言之有据，分析也比已有的研究更进一步，即使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有了新的发现。在历史研究中，论述与结论都应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恩格斯曾这样论述：“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冷静钻研的工作。”“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所强调的，即历史研究要“以史料说话”。此书是一部历史研究学术著作，从各章内容看，作者做到了坚持立足史料，不说空话，这就保证了其研究的学术水平。

　　三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历史研究需要学术勇气，推进历史上某一问题的研究也需要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从此书各章内容看，本书作者立足史料，通过深入分析与论证，敢于提出一系列新观点，并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如，作者分析论证后指出，19世纪后期的国际环境变化与西南边疆危机，促使晚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对西藏及西南边地的管辖与治理。由此，开始计划在西藏建省，改变雍正、乾隆时期以来中央政府仅派驻藏大臣的办法，提出了与内地一样的行省模式，然而此时内外交困的清中央政府已难以有效掌控形势。为了稳固川滇和保护西藏地区不被英国等外敌觊觎或侵占，川督及其他西南边吏们思考通过“固川”“筹边”“固边”等间接推及的形式，最终实现稳川滇而又固西藏。这一思路，正是今天我们提出“稳藏必先安康”的思想之源。对于今天谋划长期建藏之策，指出这一思想之源非常有意义。又如，作者指出，川边（指川西高原一带，清代也称川滇边，民国时称康区）曾经仅是进藏大道，设置土司而未设州县，清末在西南边疆危机下被清中央逐渐上升为援藏、保藏和固藏的重要战略基地。不仅设立了“以军府之制，督地方之责”的川滇边务大臣，又在川边进行屯垦、兴学、开矿等新政措施，同时更把四川、云南与川边和西藏联为一体，谋划西南边防尤其是西藏的稳固问题。这种“川、滇、边、藏联为一气”的西南一体的思考与策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今天谋划长期建藏与维护国家统一而言，明确指出清末边疆大吏与志士仁人的这种西南边防与西藏稳固的整体思路也非常有意义。再如，作者分析后指出，赵尔丰在川边改土归流、施行新政具有“新”“旧”杂糅的特点，既有封建王权政治文化的遗留、延续，又包含了相当分量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萌芽。其具体的施政，尤其是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废除川边延续千年的沉重劳役——乌拉，开办新式学堂、开设药物局，修路架桥、引进新式农作技术与耕具等等，都具有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赵尔丰以武力为先导顺利进入川边，此后也计划以驻藏大臣兼办边务的身份，亦采用同样的“武力前导”“恩威并施”策略方式进入西藏。然而，由于此时国力衰微下的清中央政府对于藏事的过于谨慎，加上筹办边藏事务大臣之间的嫌隙与掣肘，还因赵尔丰本身眼光的局限与思维惯性，后不得不中辍。作者的这一学术见解，是在资料梳理、分析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因而读后让人信服。

　　本书作者徐君教授关注清末川边历史及赵尔丰在川边的经营已有多年，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固边图藏——清末赵尔丰川边经营》一书应是其相关研究的集中展示。近年来，徐君教授虽抽出时间与精力关注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与牧区扶贫减贫问题，每年深入到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藏族牧民中开展社会调查，但清末川边历史及赵尔丰在川边的经营研究仍在继续推进，我相信，随着这方面材料的不断挖掘和认识的不断加深，徐君教授还将推出更多的新作。

　　（中国西藏网 文/赵心愚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博导，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