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聚焦西藏乡村振兴
中国西藏网讯 4月2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西藏民族大学联合主办、西藏文化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西藏乡村振兴研究所承办的首届“西藏乡村振兴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西藏脱贫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题,展开交流研讨,阐述了关于西藏乡村振兴的独到见解,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的思想观点互相交流、融合、碰撞。
西藏实现脱贫摘帽具有三个层面的文明增量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郑新业认为,深度贫困集中连片的西藏实现脱贫摘帽,具有三个层面的文明增量: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我国西藏地区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增强了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信心,这对世界文明来说,是一个增量;我国脱贫攻坚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上,把整体富裕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这对世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对科学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文明增量;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历史上,脱贫攻坚基本上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是华夏文明的一个增量。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日喀则地区行署副专员余成群认为,脱贫攻坚以来,西藏人民在海拔最高、地理区域最特殊、生态环境最脆弱、资源禀赋最缺失、进步历史最短促、区域经济最滞后的“世界第三极”上,牢牢把握“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实现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脱贫摘帽奇迹,跟上了全面小康的步伐,为伟大的中国扶贫成就和减贫事业增添了“西藏样板”,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西藏特殊区情的有效结合,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开发理念和“扶贫组合拳”的贫困综合治理的有效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要围绕核心实施“四轮驱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刘金龙认为,西藏自治区广大农牧区中低收入群体规模大、收入结构不合理,易致贫易返贫因素复杂,巩固拓展难度很大,制定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冷静再冷静,要坚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围绕核心实施“四轮驱动”,即以构建党在农村基层政权全面执政为核心,“四轮”就是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社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旨在建立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治理体系,有效推动政府管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贴近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要相信市场是实行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激发社区原生动力,努力形成以乡村法治为准绳,以村民自治为主体,以乡村德治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作用的乡村治理体系。
西藏自治区扶贫办政策法规处处长蒲正学系统地阐述了西藏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现实路径。他认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存在三个相同点:目标相同,政策方向相同,责任机制相同。同时也存在一定差异:脱贫攻坚属“战役”,是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发起的一次集中性、阶段性的攻坚战,具有紧迫性、突击性、局部性和特殊性的特点;乡村振兴是“战略”,是长期性、可续化、常态化的课题目标,具有渐进性、持久性、整体性、综合性特征;脱贫攻坚围绕的是贫困地区,乡村振兴面对所有农牧区;脱贫攻坚标准是脱贫,乡村振兴标准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因此,在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共同点上要传承好做法,在差异点上要创造新措施,建立和完善防返贫监测预警机制,将单纯针对贫困人口的特惠政策,转变为对乡村低收入群体的常态化扶持政策,逐步弱化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西藏乡村振兴必须依赖于产业兴旺
四川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健康人居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唐柳认为,西藏乡村振兴必须依赖于产业兴旺,并从动力、本质、路径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产业兴旺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提出将大数据智能融入西藏产业发展,整合西藏产业数据资源,推动产业“活络联通”,用数据资源把握发展脉搏,构建合理的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生态,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谢延军认为,产业引领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而振兴的难点在山区。他介绍了农林生物质资源对于乡村发展的意义,农林生物资源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治理的重要保障,而且能够助力乡村旅游发展,是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保障。
西藏农牧学院食品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万人计划获得者、西藏藏药材研究首席专家兰小中就藏药产业如何助力乡村振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建议藏药开发种植不能跟风,不能选择没有优势的品种,尽量少选择外来品种,不选没有技术支撑的品种。要选择既能满足藏药生产,也可观赏、食用的有多重价值,可综合开发利用的品种,实现藏药材开发与产业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康养、生态环境治理的巧妙结合,综合推进乡村振兴。
西藏民族大学教授狄方耀认为,我国西藏与南亚各国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边境一线的各族群众一个也不能少。要通过发展产业的方法为当地群众创造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传承文化,发展边贸。同时,西藏边境地区乡村振兴,必须是在“固边”前提下的“兴边”,将国家的边境安全与当地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重塑合作机制,加大教育扶贫
中国人民大学校办副主任、法学院副教授宋彪认为,乡村振兴在广度、深度、难度等方面远远大于脱贫攻坚。因此,应延续“五级书记抓乡建”的体制机制,有条件的采取政府职能嵌入乡村治理,从政策性层面重塑东西部协作合作机制,继续实施“四不摘”帮扶体制,积极建构“同一目标、分类施策、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刘金龙认为,西藏需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元素,勇敢地抛弃与现代性不相宜的因素,构建面向现代性的西藏乡村文化,使健康饮食、合理消费理财、热爱学习、崇尚科学、尊重法制的意识等扎根在农牧民心中。建设一支爱农村、爱农业、懂农牧民、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队伍,尽可能留住乡村学校,改善乡村教育条件。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卓认为,西藏基础教育整体比较落后,区域发展存在特殊性,教育扶贫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但是教育扶贫是消除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才,要在全国教育系统组团式援藏促进西藏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教育扶贫多元主体互动机制,完善可持续的教育扶贫帮扶模式,完善教育扶贫政策的协同保障机制,全面促进西藏乡村振兴、社会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中国西藏网 通讯员/陈航行 李翔煦 刘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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