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9日，出席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九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表决同意，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对维护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对深入开展西藏的反分裂斗争，争取国际舆论，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有着深刻、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实践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民主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二步，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第一步的胜利。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共中央在坚持民主改革方向这一点上是坚定的、明确的，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就指出，要将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十七条协议》也明确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在改革的方式和策略上，中共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努力争取上层合作，争取在多年内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为此，《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以后，民主改革才提上议事日程。在认识到改革的条件尚不具备之后，中央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为争取西藏上层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不是要“六年不改”，而是要“永远不改”。为了达到“永远不改”的目的，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于1959年3月10日，发动了对抗改革、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命令，责成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要求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奋斗。

　　以3月28日国务院令的公布为标志，带有人民民主政权性质的自治区筹委会取代了政教合一的原西藏地方政府。这一天，成为西藏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分水岭”。由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六年不改”的方针，改为“边平边改”。这一天，成为西藏开始实行民主改革的“里程碑”。在平息叛乱的同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的胜利是人权事业在西藏的巨大历史性进步。

　　二、“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有着重要、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教育人民，特别是各民族青少年，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个时期以来，一方面达赖集团调整策略，欺骗性增强；另一方面在长期和平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旧西藏的黑暗岁月，没有经历过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等严峻斗争的锻炼，对这些情况所知不多。设立农奴解放纪念日，通过回顾历史、新旧对比，揭露达赖集团统治下旧西藏的落后，揭露达赖集团是被推翻的“三大领主”残余势力的代表，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对达赖集团的政治本质和西藏反分裂斗争实质的深刻了解和清醒认识。

　　廓清迷雾，澄清是非，还达赖集团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在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不久，2009年的3月10日，达赖照例发表了一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具有欺骗性、煽动性的讲话。达赖的种种陈词滥调，毫无新意。但有两点，达赖没有讲，反而值得人们注意。一是只字未提新设立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这种刻意回避的事实说明，“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击中了达赖集团的要害。他们不敢否认，也否认不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二是在当时，全世界都在应对金融危机，达赖却没有提出一点办法。因为达赖集团一直都不是靠发展经济来应对金融危机，而是靠制造事端，制造热点，蒙蔽舆论，从而取得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和资助。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有助于“让人类良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和方式，阐明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揭露达赖集团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真相，剖析达赖集团种种政治主张的分裂实质，展示西藏经济社会的历史巨变，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发展、进步的西藏。（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拉巴平措 朱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