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站在先生的遗像前，除了阴阳两隔的痛苦和欲哭无泪的无助，怅然若失也突如其来。夜寒窗，梦迷茫，往事随风追忆忙。

　　陈庆英先生与他的4个博士合影，左起赵桐华（2008级）、王晓晶（2007级）、罗旦（2007级）、金雷（2006级）。

　　第一次听到“陈庆英”这个陌生的名字，是2006年从郑德强先生那里。他鼓励我考博士，深入学习藏学，导师就找陈庆英，理由是先生是“三好生”：人品好、学问好、酒量好。从2007年成为先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藏族弟子到今天，郑先生当年的评价，还算客观，除了酒量好这一条。先生气质儒雅、性情谦和，不过江湖传闻先生酒量曾经是如何如何地傲视群雄，可惜我从没有目睹过先生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的“盛况”，据说是因为肠胃的原因不喝了。可是，另外两条，令我感受颇深，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鼓励着我。

　　要知道当年作为先生的第一个藏族弟子，他对我的期望值，尤其是在藏文方面的期望值非常高。然而，当“见识”了我的三脚猫藏文，他手上的香烟一根接一根，脸上的笑容依旧，却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过了很久，先生问我有没有破釜沉舟深入学习的勇气，我斩钉截铁地回答，总算让先生眼神里又有了光芒。

　　从此，读博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先生填满书籍的办公室里度过的。藏族历史、文化、宗教、文献等方面的知识，先生总是信手拈来，对我循循善诱。正所谓“智者促膝对座谈，自能另辟智慧径”。在先生为我言传身教之际，经常会有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前来请教。于是，先生就会对我这个“编内学生”按下暂停键，转而不厌其烦地指导“编外学生”，等对方完全理解了、吃透了，才又笑眯眯地对“编内学生”按下重启键。除了这样一对一的室内教学，先生也经常鼓励我们四个弟子去北大、人大等高校旁听讲座，还时不时带我们去雍和宫、白塔寺、故宫、乐山大佛等文物单位进行现场教学，或者安排我们做博士答辩会记录员，为毕业做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几人均成绩优秀如期毕业。就我而言，毕业前后，我的四本藏学成果也得以出版。毕业之际，先生推荐我到哈佛大学燕京学院继续做博士后，认为藏学学者必须走出国门获得一番历练，才能找准定位、找到发力点。虽然未能如先生所愿，可是先生的知遇之恩永生难忘。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此前，我的新书本想请先生作序，可因为健康原因，先生婉言谢绝；2021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准备在先生80岁之际，举办“陈庆英先生学术研讨会”，我们几位弟子也接到了预通知，可因为疫情的反复，只能作罢；2022年，在成都过春节期间，我准备带儿子去邛崃给先生拜年，可先生偶染风寒，我们未能成行。尽管如此，我坚信，一定会盼到同先生的欢聚，可如今等来的却是“一片伤心画不成”。

　　诚然此刻心字已成灰，然能同先生的至亲一道送别先生最后一程是何等难得。《清稗类钞》云：“所谓喜丧者，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老北京人谓“喜丧”是“福寿全归”。在西藏，先生应当就是那群身穿福寿日月衣、笑意盈盈漫步八廓街头老人中的一位。

　　人世沧桑终坦荡，天堂无恙，愿康平。（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罗旦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