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西藏自治区党委原第一书记阴法唐(1922- )同志委托工作人员转送我一部由他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书名全称为《从泰山到珠峰——阴法唐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出于对西藏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关注和对老领导、老西藏的敬佩，我进行了认真的阅读与学习，全书丰富的内容和蕴含的精神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回忆录》引言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在世，其走向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关，与所受的影响有关，当然，还看个人的选择……作为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在党的指引、领导下发挥自身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国家时局的变化也让个人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一条新的人生之路开启了大门。”

　　在其百年人生中，作者沿着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崭新道路，在党的指引下，参加并经历了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社会变革、复兴发展息息相关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过程，先后经过了鲁西南的游击战、随大兵团转战豫皖苏、挺进中原、激战淮海、扬帆渡江、溃敌于湘鄂赣、追残敌于大西南，特别是作为十八军的重要一员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长期建藏，并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作者的革命生涯特别是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人生经历，充分彰显了爱国主义的内涵和老西藏精神。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综观中国当代历史，作者所出生的年代，正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重要时刻。此时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为争夺势力范围连年混战，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人民正在觉醒，中国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这种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作者的成长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正因如此，作者16岁就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

　　国家时局的变化，考验着每一个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激发起全民族抗击外敌入侵的斗志。在伟大的全民抗战中，作者得到了真正的锻炼，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并在参加革命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队伍里的一员。在这支革命队伍里，作者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锻炼成长，从抗日游击队到山东纵队再到地方兵团，从泰西转战冀鲁豫，先后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连、营、团职干部，在抗战中不仅参与了大大小小的上百次战斗，而且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部队政治工作者。

　　抗战胜利后，作者又踏上了解放战争的新征程，先后经历了部队整编、转战冀鲁豫皖苏、挺进大别山、激战淮海、渡江作战、进军大西南等，其间参加了多场战斗，也曾多次受伤。成都战役后，十八军受命驻防川南，作者同各团的战友一样，期待着战后平静下来的安定生活，可未曾想到，一场艰巨任务已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进军西藏解放昌都

　　参加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的艰巨任务，使作者翻开了绚丽人生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此时还在帝国主义的羁绊之下。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西藏人民，党中央、毛主席适时作出了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并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此时，作者所在的十八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光荣地承担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重任。

　　在对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记叙过程中，作者的笔下出现了一批从将军到普通战士等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如，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司令员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与战友们刚刚洗掉征尘，正回师川南，突然接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电报，令部队在乐山等地待命，军、师主要领导人到重庆接受新的任务。张国华、谭冠三当即赶赴重庆。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驻地，刘伯承、邓小平向张国华、谭冠三等十八军军、师主要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大决策，赋予十八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刘伯承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负起来。”邓小平强调说：“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听了刘、邓首长的讲话，十八军将士深受教育和鼓舞，张国华、谭冠三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信任！”从此，十八军将士把他们最宝贵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解放西藏和为西藏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壮丽事业。

　　为使部队更好地担负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光荣使命，军、师、团等各位主官把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据作者回忆，在此关键时刻，他所在52师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根据分工，作者主要抓全师由“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弯工作。川南地区山清水秀，气候温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大家刚刚进驻川南，上下兴高采烈，许多人已作了要在川南娶妻生子，安家落户的打算。然而在转瞬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全军要去数千里外的西藏高原，严寒缺氧，重山阻隔，语言不通，风俗迥然。命运出现了这样大的转弯，一时之间，干部战士的思想难免出现波动。但通过一系列动员、教育活动，广大干部战士明白了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增强了爱国主义精神，激发起解放西藏的热情，自觉地扛起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大旗，并决心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实际上，动员进军西藏只是解放西藏的开始，之后的路更长，困难更大，任务更重。如沿途边行军，边剿匪；山川阻隔，运输困难；进入高原要翻雪山、涉冰河；在物资供应紧缺、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徒步进军，几千里大迂回成功地实施昌都战役。昌都战役胜利后，作者驻防昌都近一年的时间，在昌都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紧密配合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在昌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争取工作。如“部队广泛向上层人士和群众散发、张贴和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联合发布的中央批准的‘十大政策’的布告，并通过过往商人、释放的俘虏和朝佛的香客，将布告带到拉萨等地，传播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在过冬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首先是免除了原西藏政府摊派的各种乌拉差役，为藏族群众减轻了负担，再是免费为群众治病；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此外，还在昌都办起了第一所现代化小学等等。”部队在昌都的出色表现，不仅团结了上层爱国人士，还深深地影响到周围的群众，人民群众从解放军的言行中初步认识了解放军、共产党，进而对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

　　长期建藏的江孜11年

　　作者在自序中说，“从我的工作时间、投入的力量和铸造的感情来说，我要写的回忆文章，必须以西藏为主，这也是我写回忆文章的初衷。我的一生中，在西藏工作的时间最长，走的路最多，吃的苦最多，做的工作最多，与群众接触最多，扶持培养的人、团结教育的人、争取改造的人也最多，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特别是与达赖集团的斗争用的功夫也最大。各方面都有经验教训。从这方面看，西藏的问题复杂，难写而又最需要写，从我所经历的事情来看，也值得写。”由此看出，作者所经历的西藏岁月，既是个人人生的重要节点，更是党领导西藏革命和建设大背景的真实写照，其中，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所铸就的“老西藏精神”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早在进藏时期，张国华、谭冠三等十八军领导同志就经营西藏、建设西藏作了动员，树立长期建藏思想在干部战士中有一定影响，但在戎马倥偬的进军中尚未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昌都战役胜利之后，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教育提上了议事日程。牢固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是“老西藏精神”的具体体现。作者不仅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这一思想，而且在进军西藏之后的几十年的岁月里，一直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践行“老西藏精神”。1952年6月，作者被任命为江孜分工委书记，至此，将自己的人生与西藏各族人民紧紧地联系到一起。

　　江孜工作的11年，作者先后身临一线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不仅有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稳定发展这样的重大事件，还有组织建设、开荒修路、培养民族干部、建立学校、医院、处理对印度交涉事宜、抗洪救灾、生产自救等具体工作。如“1952年8月，在江孜成立了医疗门诊所，这是共产党在江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医疗机构。仅建所后的4个月时间内，就免费诊治病人1837人，复诊2912人次，特别是治愈了上层人士仲吉•索康的疟疾，挽救了贵族尧西•平康小姐生命垂危的女儿，影响迅速扩大，甚至百里之外的群众也闻讯赶来江孜门诊所就诊。医疗门诊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欢迎。随着就诊人数的增多，许多上层和群众要求尽快扩大门诊规模，建立医院，有的上层人士还主动划出土地作建院之用。于是，江孜卫生院在门诊所的基础上于1953年7月建立了起来。”

　　参与对印自卫反击战 深刻感受翻身农奴热情支持

　　参与对印度的自卫反击作战，是作者所经历的人生重大考验，此次考验是与国家命运、边疆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59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在侵占我领土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10月21日，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更大的流血冲突。从1962年初开始，印度在西段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先后设立入侵据点共达43个。在东段，印度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大侵占范围。在印军加紧对中国领土入侵的同时，印度飞机也加紧侵入中国领空，频繁地进行侦察，并空投成批军事人员和大量军事物资给印方设在中国境内的侵略据点。印军的蚕食活动，破坏了边界现状，严重威胁中国边防的安全。党中央、毛主席对印军不断扩大对我国领土的入侵蚕食极为重视。中央及时提出对中印边境入侵印军的斗争方针和应对措施。

　　综观这次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不仅有力地打击了印军的入侵，保卫了边疆安全，打出了国威、军威，还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反击作战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据作者记述：“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支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子送父，兄弟姊妹争上前线的动人事迹……山南地区隆子县的翻身贫苦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支前。全区共出动支前民工3.2万余人、民畜1万余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16万公斤、柴火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

　　《回忆录》记述了在支前工作中，部队打到哪里，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保证了作战物资的供给。广大民工为捍卫民主改革的胜利果实和祖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忍饥耐寒，不畏艰险，积极配合部队作战，有的不顾枪林弹雨为部队带路，在火线上奋不顾身掩护、抢救伤员；有的宁愿自己挨饿，把仅有的糌粑、干粮，仅剩的一口水让给伤员；有的夜以继日地抢修通往战区的公路，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

　　践行“老西藏精神”，长期建藏

　　参与对印自卫反击战、进军西藏、开辟江孜工作都是作者践行“老西藏精神”的具体体现。而终生践行、弘扬“老西藏精神”则是其始终不渝的人生追求。1964年，作者先后调任西藏军区、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副政委等，但始终不能忘怀魂牵梦绕的西藏。1980年，作者接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其职务、工作、生活环境尽管多次发生变化，但对西藏的深厚感情始终融入于思想深处并体现于实践之中。

　　在担任第一书记期间，作者几乎走遍了西藏的各个县，许多乡村也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些事迹更让人民群众难以忘怀。例如，1982年夏季，带领调研组深入到那曲、昌都一带调研，从巴青冒雨经过热曲河到索县的荣布区调研，由于河水暴涨，竟然将乘坐的车子冲翻，全身一度被河水打湿，但却毫不在意，经短暂处理后继续调研工作，这种工作作风令在场的工作人员赞叹不已。工作中始终乘坐一辆普通的桑塔纳，下乡时轻车简从，起居饮食要求简朴，一件授衔时的军大衣多次更换里子。

　　1985年6月，作者又一次调离西藏，但对西藏的恋恋不舍、时常牵挂如影随形。这年7月份，便带着全家人到江孜认亲，“1985年7月，……我领着女儿建白到江孜认亲，女儿亚农同行。建白出生在江孜。她出生后，主要是由当地藏族阿姨潘多照料抚养……我领着女儿到日喀则后，经多方打听，了解到了潘多二女儿扎西群宗在日喀则的详细住址……性格开朗的扎西群宗喜出望外。她拉着建白的手，眼含热泪，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记得我们呀！’建白说：‘这些年来，我爸爸、妈妈和我一直都在惦记着潘多阿妈和你们全家人啊！’……她双手握住我的手，泪水夺眶而出，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的眼眶也红了。走进一个宽大、整洁的房间，坐在卡垫上。扎西群宗给我端来了青稞酒，我们大家围坐在了一起。扎西群宗禁不住诉起往事。诉说了在农奴制度下当农奴和奴隶的苦。又谈到了平叛和民主改革。她说，我们分得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日子好过了，后来姐妹俩又到设在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学习，毕业后回来就参加了工作，姐妹俩又都入了党……”

　　作者离休之后，在不断地进藏参加各类活动的同时，还潜心研究“老西藏精神”。他在《回忆录》中说：老西藏精神，说到底就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觉遵守政策纪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人民的创造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历史的发展过程从不否认一个个具体人物的作用。作者在参与并见证的历史过程中，无愧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无愧于党的优秀分子的称号。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那样，“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泰山到珠峰——阴法唐回忆录》一书中所彰显的爱国主义内涵和老西藏精神，正是民族脊梁的特有体现。

　　2022年2月14日

　　（中国西藏网 撰文/车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