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实践证明，西藏与涉藏州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同时，也面临许多亟待破解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这对我国藏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我国藏学研究队伍肩负为西藏与涉藏州县的发展与治理提供服务的重要使命，聚焦中心工作，胸怀“国之大者”，强化责任担当，近年来，在西藏与涉藏州县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6月11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法学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青藏高原发展论坛暨西藏与涉藏州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50余位专家学者广泛交流各地成功经验，深入研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难题，通过思想碰撞，集中攻坚，力求在学术探索上取得突破，进而为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撑，使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

　　高效率推进深化农村改革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宝。尤其要注重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堵点在哪里就要疏浚哪里，是西藏与涉藏州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

　　其中，民营小微企业是我国市场主体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研究中心教授宋爽使用连续8个季度的企业微观数据，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西藏民营小微企业的影响和金融纾困政策出台前后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情况。研究发现，疫情对西藏民营小微企业造成了负面冲击，迅速出台的金融纾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目前，西藏存在着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程度不足以满足成长中的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解决普惠金融发展中规模扩张与成本增加之间的矛盾迫在眉睫，银企信息不对称是政策传导机制中的痛点堵点等问题。应从金融机构层面、小微企业层面和政府政策层面出台支持西藏民营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才项多杰聚焦西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情况，认为西藏目前统筹推进两大战略衔接的领导体制和制度设计基本健全，财政支持和资金利用有序调整，工作成效和创新做法不断涌现，例如推出了1+6规划体系。但也存在认识不足、力度不够、水平不高的问题，尤其县一级农村工作协调是目前遇到最突出的问题。建议将重点放在工作体系和政策举措的转移衔接，加强规划引领和考核力量，优化扶贫资产管理与利用机制，不断优化顶层设计调整实施方案，为衔接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有侧重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我国乡村形态将迎来快速演变的阶段。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是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尉针对西藏与涉藏州县生态搬迁安置普遍面临诸多挑战问题，认为在迁入地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之间、群众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及文化心理认同的需求与基层服务之间、群众安居乐业的需求与迁入地和谐稳定之间、经济社会环境供给能力与群众后续发展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匹配、不平衡等问题。例如，西藏山南森布日生态搬迁安置从物质保障、精神需求以及自我发展的多重维度因地制宜，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但也面临安置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应进一步完善措施，促进供需平衡，实现精准前置，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高地”。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副研究员力毛措认为，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既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的振兴，也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振兴。加强农村基层医疗体系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2003年以来，我国相继建立了新农合、农村医疗救助、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等制度，但当前仍存在着各层次保障制度定位不准、多层次医疗保障结构不均衡、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用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乡镇、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等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信息化水平低、资金不足、设备陈旧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着力乡村医疗建设，加强医疗服务队伍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地区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强化基层医疗队伍管理。振兴乡村，医疗先行，基层健康势在必行。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浙江大学国家认同与族群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健认为，青藏高原地区的乡村总体上未经历乡村空心化的衰落过程，到目前仍然基本保持较为完整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方文化形态，经过近些年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保持了持续发展的态势。而位于东部沿海的浙江省，在高度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基本保持了城乡平衡，是全国乡村振兴的先进地区，其乡村不仅避免了明显的衰落过程，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提升。因此，浙江的乡村与青藏高原地区的乡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共性和发展领域的可借鉴性。2022年2月，浙江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党建为统领，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建设方向，打造未来产业、风貌、文化、邻里、健康、低碳、交通、智慧、治理等九大场景，集成“美丽乡村+数字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善治乡村”建设，着力构建引领数字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乡村新社区。由于科技变革对物理空间距离的消解不断加强，自然生态、特色文化、经济分配、治理效能等因素高度凸显，青藏高原地区乡村的比较优势获得显著提升。所以，在西藏与涉藏州县若干具备较好发展基础和资源条件的乡村，结合实际开展青藏高原未来乡村试点建设将成为可能。

　　宽领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

　　振兴乡村，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实现优化配置，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渠道。

　　其中，在西藏与涉藏州县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个体和家庭经济状况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小单位，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丁赛提出，学界普遍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是公共产品的一种，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是语言资本的核心形式，直接关系到个人或群体所能达到的社会地位和获得的各种资源，国家通用语言掌握得不好，成为阻碍个人获得经济社会资源的重要障碍。通过分析青海省果洛州班玛县2019年个人和家庭调查数据也证实了当地藏族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强对家庭收入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消费结构趋于理性，更有向外发展的意愿，可助推县域城镇化的进程。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情况，如果从无法用普通话交流转变为能流利运用普通话交流，可使其非农就业概率提升52%，分别提高从事兼业和纯非农就业概率24%和34%，如果从无法用普通话交流转变为普通话虽不熟练但可以交流的情况，也可以使其从事非农就业概率提升22% 。

　　此外，由于乡村所处的区位、资源禀赋、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等各有不同，因此，各地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多元化的。西藏民族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狄方耀聚焦西藏边境县城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西藏全部74个县（区）中有21个县分布在边境线上，这些县城基本上都处于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具有地理及生态环境独特性、人口城镇化进程缓慢性、民族文化多样性、空间分布稀疏性、交通物流枢纽性、国土前沿门户性、战略地位重要性等特点。由于县城各项设施更加完备等因素，可预见未来会有更多人口进入边境县城，因此，这些县城对于本县域乡村振兴具有人才培养与城镇化进程、交通物流枢纽、商品与物资集聚、金融服务、传承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特色产业的引导与调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引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需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才能发挥出综合性最大效果，才能确实带动、引领、辐射周边乡村。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何爱民关注了作为城市边缘拆迁村庄代表的青海省西宁市陶北村的乡村振兴实践。该村利用乡村治理，化解矛盾，维护共同利益，解决问题，推进乡村发展进度，同时，该村充分利用靠近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业、传统文化产业、合作社等的发展使村集体经济从2015年拆迁前不足200万元，2021年增长到了近500万元，村民户均年收入从51460元增长到了96645元，实现了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紧靠城市，村民往往通过和城市居民生活状况的对比来衡量自己的生活状况，因此建设宜居乡村、改善村民生活条件非常重要。对于拆迁型村庄乡村振兴，可借鉴之处包括基层社会治理需要长期化与机制化、必须克服产业模式的同质化、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加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从而利用好区位优势，进行产业转型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下功夫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存在“散”的突出问题。因此，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还要重视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扎洛对西藏年楚河流域“人畜分离”项目进行了观察。在西藏农村，“人畜分离”项目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广泛。“人畜分离”中，“小分离”即在自家庭院中实施人畜物理隔离，“大分离”即家畜全部集中到村庄之外下风口的养殖区。在2006至2013年实施“安居工程”时西藏农村已基本实现“小分离”，目前正在试点推进“大分离”。村民普遍欢迎“小分离”，对“大分离”则有意见分歧。尤其是一些村民居住分散、非核心劳动力充裕、难以获得理想的替代性政府项目的传统村庄多表现出抗拒心态。人居环境改善符合村民根本（长远）利益，然而，项目在实施中常常演变成基层政府与村民或明或暗的博弈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养殖模式下，“大分离”显著提高了村民喂养家畜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部分村庄的经济发展阶段。扎洛提出，必须全面把握“政策适度超前”“抓住项目机遇期”的内涵要义，立足实际，分类分步骤有序推进。工作方法上尽量避免博弈拉锯，更多采用凝聚共识的办法。要按照“正确的事要正确地办”“好事要办好”的要求，沟通协商、科学决策，真正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原则落到实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解决“散”的问题的重要抓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研究馆员冯智、云南省迪庆州藏学研究院研究员和春燕以云南省迪庆州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当地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向，抓住了民族团结这个根本主题，尤其是注重顶层设计和指导成效显著，通过“党建+”抓好党员先锋作用的发挥，推行以“党支部+村团支部”“党支部+村妇代会”“党支部+合作社”等“党支部+党建引领模式”，使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党员干部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优势资源和旅游条件，不仅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步伐有效衔接，而且体现了“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宗旨，因而使当地乡村振兴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边巴拉姆以西藏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衔接为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取决于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特别是各项具体支撑工作是不是坚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集中统一路径的内涵。其中，推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眼点、着力点与突破口及最佳典范与生动实践。在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下，西藏消除绝对贫困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解决深度贫困加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衔接乡村振兴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格日措、中共海东市委党校讲师叶妙春聚焦青海省海东市民族工作和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海东市作为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融合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现实价值。例如，海东市民族工作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当地有17万人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小城市开设了2.7万多家拉面店，因此当地全力打造流动人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海东样板”，使他们积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促进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从而也使拉面成为真正成为了当地群众的“致富面”“小康面”，成为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团结面”。

　　在当下我国的规范体系中，包括法律规范、党内法规与党的政策、国家政策和社会规范。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的作用。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牛绿花就法治保障青藏高原乡村振兴中民俗习惯的作用研究提出，由于地理、民族与宗教等现实情况，在青藏高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法治保障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而同样作为行为规范的当地民俗习惯需要得到正确对待。法律、习惯（法）、村规民约等是多元化解纠纷的社会规范，对应的，各类民间人士、人民调解组织、人民法院等作为多元化解纠纷主体都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可以分为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5个领域，在乡风、治理、生活领域中，民俗习惯作用的空间很大。因此，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违反公序良俗，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多元解纷规范与多元解纷主体可以在基层中发挥作用。这对2050年要实现的乡村振兴目标之一乡村善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刘星雨注意到，西藏农村人口占比高达64.27%，是全国唯一的农村人口多于城镇人口的省级行政区，推动西藏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基层法治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对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J乡小学2019年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纠纷案的梳理，发现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执行过程中存在民族语言翻译不规范、群众法治观念淡薄等问题。提出当前西藏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基层法治化建设应加强对包括村规民约的合理性、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法的指导；在司法、执法等方面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作用、界定“乡贤文化”适用范围、推行由政府主导与出资的引进律师等专业人士参与的法律援助机制；要更加注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村民公民意识、参与法治建设的自觉，从而强化对法律的信仰。

　　此外，要实现乡村振兴，还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尕藏关注了青海农牧区基层社会组织及其现代化路径分析，通过对2017年建村的青海省黄南州德吉村进行研究，提出在县委政府的长期关怀和当地村民的社会实践中，摸索出了适合本村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该村作为一个新型的乡村社会，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组织模式，该村通过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和本村群众自行组织的民间组织进行定期和非定期的村务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在当地社会中带来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效带动了当地村民积极参与相关的社会活动。例如，在村党组织的带领下创新“文化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构建新型农牧区经济组织合作化、着力推动公益性组织发展、联合村内外社会组织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等。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柔旦对青海省尖扎农牧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当地多民族杂居，在区域内形成了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三种不同性质的社区形态，存在农业、牧业、林业并存的生产方式，基于当地社会历史发展背景、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当地基层社会形成了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传统社会组织——“干松”组织。该组织不仅服务本地的社会活动，还对外族外乡到当地开展经营活动人员提供服务，在当地家庭、村落和乡镇中发挥了促进团结、推动发展的作用，对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而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西藏与涉藏州县乡村振兴战略正向纵深推进，中国藏学界应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高质量发展为统揽，深刻领会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广泛交流各地成功经验，深入研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挑战难题，通过思想碰撞，集中攻坚，在学术探索上取得突破，为实际工作提供理论支撑。

　　2020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青海社会科学院在青海省祁连县联合召开了“首届青藏高原发展论坛暨青藏高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成果丰硕，广受好评。2022年第二届青藏高原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走向第一线，为藏学界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力量。

　　党旗所向就是责任所在，中国藏学界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干精神，以抓铁有痕的工作作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向党和人民交出高质量的答卷，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不断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西藏网 记者/刘莉 孙健 王茜 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