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100年来，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统一战线实践中，总结提炼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统战工作理念和方法艺术。这些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西藏工作，留下了很多值得永远铭记的精彩故事和历史时刻。站在百年统战的历史节点，回顾这些难忘的历史瞬间，对于做好新时代的西藏工作充满启示和借鉴。

　　（一）世界上什么事情最难做？应该就是争取人心了。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统战工作有技巧吗？有，那便是顺应时代，争取人心。

　　历史的长镜头转回70多年前。1950年4月，在中央确定进军西藏并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背景下，阿沛•阿旺晋美被西藏地方政府任命为增额噶伦、昌都总管。他提出“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职务，而是直接找解放军谈判。”但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

图为王其梅（中）与阿沛•阿旺晋美（左）会见

　　到昌都就任后，阿沛先是建议藏军停止进攻，后又在关键时刻下令藏军主力停止抵抗，和平归顺。这场人心、道义、力量、气势均不在西藏地方当局一方的战役，结果不言而喻。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取得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打开了局面。

　　昌都解放后，阿沛和总管府官员受到王其梅、吴忠等十八军领导的优待和照顾。时值寒冬季节，王其梅自己搬进帐篷里住，但安排阿沛等官员住在原来总管府最好的楼房内。部队在昌都“度粮荒”的约两周时间内，指战员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仍安排藏军代本吃中灶，阿沛吃小灶，并帮助他找到在战役中丢失的心爱物品。

　　解放军不但对昌都的西藏各级军政官员以礼相待，也友好款待那些放下武器的藏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发给遣返证明、口粮和路费。对伤病员和藏军官兵的家眷发给乘马，民兵私人枪支予以发还。还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注意不动他们身上的“护身符”。

　　进藏之初，人民解放军就先后制定了《入城纪律》《外事纪律》《十大政策》等，实行保护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政策，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人民解放军模范执行民族、宗教政策，也使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立场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亲身受到优待的阿沛这样回顾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前，拉萨谣言很多，耸人听闻。”“但是昌都解放后，我们与解放军接触了两个多月，耳闻目睹，解放军的行为并不像谣言所说的那样。他们不住民房，不住寺庙，而是不论刮风下雨，都住帐篷，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 1950年11月，阿沛与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联名写信，派专人日夜兼程送往拉萨。阿沛等在信中说：“目前进行和谈是个时机，共产党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做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

图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现场

　　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发生分化，摄政达扎被迫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1951年2月，阿沛•阿旺晋美被任命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赴京途经重庆时，邓小平与阿沛做了长时间谈话，详细讲说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以及共产党的政策，给了阿沛一份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的“十条公约”作为和平谈判及进军的基础。途经西安时，阿沛的老师——佛学泰斗喜饶嘉措大师叮嘱他：据我一年多来的观察，毛主席、共产党是伟大的，他们制定的各项政策是好的，尤其是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由衷地希望谈判成功。

　　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朱德总司令特意举行宴会以示欢迎。不久后的“五一”节，阿沛被邀请参加庆祝活动观礼，并在天安门城楼上获得毛泽东主席接见。多年后,阿沛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的话:“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啦。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就能办好。”亲身感受到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欢迎，以及周到热情的接待，阿沛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已经完全消失，和谈成功的信心极大增加，转向革命、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日益坚定。

　　图为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主席设宴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宴会上，毛主席与阿沛•阿旺晋美（左）亲切交谈

　　和平谈判历经曲折，这期间阿沛从维护团结的角度出发，从中周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以严肃的法律文书形式再次明确了西藏的主权归属等问题。毛泽东主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办了一件大好事，签订了一个好文件”。

　　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阿沛投身于时代的伟大变革。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的主要领导职务，还曾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始终以国家利益、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始终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为推动西藏发展进步，为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造福西藏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用真理的力量打动人心，用诚挚的尊重温暖人心，用正确的策略争取人心，正是对这些方式的准确熟练运用，我们党争取了许多朋友，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凝聚了最大的能量。

　　（二）从党外代表人士背后联系的人们看，他们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

　　通过藏族上层代表人士这“一根头发”，来团结其所影响和联系的藏族群众这“一把头发”，从而争取更广泛的力量支持，这是统战工作方法在西藏工作中的灵活运用，在和平解放西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为夏克刀登

　　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途中，首先要解决后勤保障问题。尤其在进抵四川省甘孜、德格后，粮荒问题更突出，危及生存。5月26日，邓小平电告张国华等，“请西康区党委用一切办法向甘孜等地买或借一部分粮食，同时，十八军进至甘孜部队应主动找当地喇嘛、头人设法买借。”康北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控制的德格、白玉、邓柯及石渠四县，是由康定入藏的必经之路。其中，德格、邓柯与西藏隔江相望，是进军昌都的咽喉，也是前线物资的聚散地。如获得夏克刀登的支持，将解决解放军的粮食供给、运输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对部队顺利进军有极大帮助。所以，解放军的先遣部队一到甘孜, 我党的藏族领导干部天宝就到当地土司、头人的庄园和各寺庙拜访，其中重点拜访的就是夏克刀登。

　　早在1936年春，红军长征路过道孚、炉霍和甘孜地区时，夏克刀登就在与时任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人的接触和谈话中，了解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感受到红军待人和善。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探视，更是打消了他的思想顾虑。1936年5月，当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时，夏克刀登当选为军事部部长。他对红军由敌视、怀疑到信服、支持，不仅协助安置伤病员，还赠送500多头牦牛、100多匹马和大批粮食，支援红军北上。1950年4月26日，西康省人民政府在雅安成立，廖志高任主席，格达活佛、夏克刀登等人任副主席。

图为康定群众迎接十八军

　　在与天宝会面过程中，夏克刀登得知现在的解放军就是以前的红军。通过对我们党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了解，再加上对部队优良作风的认同，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更加信服，明确表示愿意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他以合理价格售粮给解放军，帮助解放军解决了缺粮的燃眉之急。邓小平曾感动地说：“我们进军，因为粮食运不到，我们还只进去三四千人，但粮食成问题，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靠夏克刀登、格达、邦达多吉帮忙很大，不但粮食借到，而且价钱很公道。”

　　昌都战役前夕，张国华等人到达玉隆，夏克刀登予以热烈欢迎，友好招待。当张国华谈到运输补给困难，特别是粮食供应是个大问题，希望他大力帮助时，夏克刀登满口答应：“部队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别的没有，牦牛有的是，到金沙江边的运输，我可以负责。8000头牦牛好说，我有6000头，降央白姆有2000头。”

图为曲美巴珍

　　上层人士观念的转变，影响到群众对解放军的态度，西康的局面逐渐打开。就这样，昌都战役前后，夏克刀登动员群众，抽调人工，调配牦牛，组成运输队帮解放军运送粮食物资。在他的号召下，德格县龚垭村贫苦藏族妇女曲美巴珍，胜利完成了100多次艰巨的运输任务，甚至为了在雨雪天保护运送的物资而脱下衣服盖住驮子，被西康省人民政府授予“支援模范，藏族之光”的锦旗。

　　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在1950年10月底，西康地区支援进藏解放军烧柴1500万斤、马草500万斤、帮购粮食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支前运输的牦牛约10万头……一个个数字见证了人民群众为和平解放西藏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时任西康区党委委员苗逢澍曾说：“单康北地区在夏克刀登副主席（西康藏族自治区政府）亲自领导下，其运输力即等于一千辆汽车工作一次的伟大作用。”

　　党外代表人士“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毛主席以“头发”作为比喻，生动地讲出“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关系，揭示了统战工作的深刻内涵。

　　（三）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

　　1989年1月28日，惊闻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圆寂的噩耗，习仲勋非常震惊。回想起不久前才见过面的好友突然撒手人寰，习仲勋悲不自已，痛感“失去了一位合作共事40个春秋的知心朋友”。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负责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便同十世班禅有了联系。在此后的40年里，两人彼此以诚相待、肝胆相照，堪称统战工作联谊交友的光辉典范。

　　图为1951年4月22日，习仲勋（前左）率领西北军政代表热烈欢迎途经西安赴北京的十世班禅（前右）图片来源：《中国西藏》杂志

　　习仲勋与十世班禅第一次会面是在1951年4月中旬。当时班禅进京向毛主席致敬，途经西安时，习仲勋作为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这位英俊的少年活佛便激动地对习仲勋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初次见面，十世班禅的爱国热情和坦诚豪爽的性格，让习仲勋不禁感慨“有志不在年高”。当天，习仲勋便把他接到西北局大院自己家中，让他和自己的大儿子习富平一起玩耍。习仲勋的真诚随和，让年少的十世班禅自在无拘。

　　1951年冬，十世班禅自青海西宁返藏前夕，习仲勋受中央委托，代表毛泽东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赴西宁为他送行。想到前世终生未得回藏，十世班禅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与激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图为1952年习仲勋与十世班禅的合影

　　为十世班禅感到高兴的同时，习仲勋也不忘嘱咐他：“你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做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分别之际，十世班禅紧握着习仲勋的手说：“习书记，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此后多年，受中央委托，习仲勋一直负责同十世班禅联系，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友情越来越深厚。每年春节，十世班禅只要在京，习仲勋全家必有一天和他在一起度过。

　　十世班禅为人心直口快而真诚热情，疾恶如仇而胸怀坦荡，是非分明却不固执己见。习仲勋对自己这位“小友”的性情一清二楚，而且认为非常难得，他曾表示：能交上这样的诤友可谓幸事。也正因如此，习仲勋对他一直坦诚相待，以心换心。习仲勋常对他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十世班禅深知习仲勋对自己一片真诚，对正确的意见总是听得真切，做得认真，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仲勋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教育真是无微不至，每次听到他的谈话，都使我对问题的认识提高一步。他真是我的师长，又是诚挚的朋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世班禅和习仲勋各自回到工作岗位，都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是，他们见面交往的时间并没有减少，坦诚相见的习惯一如既往。每当班禅视察、出国和进行其他重大活动时，习仲勋总是叮嘱他：一要注意身体、安全；二遇事要冷静、不要动气。出门要告别，回来要谈心，成了两人交往的老习惯。

　　1985年，十世班禅对河南省把少林寺交给嵩山管理局一事提出了强烈批评，并要“就这件事闹到底，不搞个水落石出决不撒手”。习仲勋见了这份材料，立即指出：“抓政策落实，精神可嘉，但不要火气太大”，“少林寺由僧尼管理为宜”，“如拖着不办，再派大员去查明原因何在？”最后这件事得到妥善解决，十世班禅很高兴。

　　图为习仲勋(右二)与乌兰夫(右一)、十世班禅(右三)、赛福鼎•艾则孜(右四)、杨静仁(右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图片来源：《中国西藏》杂志

　　还有一次，青海和甘肃发生草场纠纷，双方牧民僵持不下，有关负责同志请习仲勋做十世班禅工作，由十世班禅出面解决问题。习仲勋同志就给十世班禅打电话，说“按中央说的办！”十世班禅立刻答应了，并利用自身影响力，妥善解决了这场纠纷。关键时候一个电话解决一场纠纷，来源于40年培育的深厚感情，这就是为党交友的光辉典范。

　　“砥砺岂必多,一璧胜万珉。”习仲勋和十世班禅之间的铁杆友谊，源于两人数十年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长期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党广交、深交了一批如十世班禅一样的挚友、诤友，所以在风雨如晦时，总有人陪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无论是争取人心、交铁朋友，还是通过“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都是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总结的方法、概括的方式、形成的艺术，既需要高超的智慧，更需要真诚的情感，归根到底在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党运用统战策略开展西藏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仍在持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西藏网 文/孙健 王茜 部分资料参考自：《统战工作与西藏和平解放》《长征时期中共对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及其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