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西藏，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

　　而农奴一般分为“差巴”“堆穷”。其中“差巴”，意为支差的人。要向地方政府支应各项差役，并且要为领主的自营地从事无偿劳动。而“堆穷”是“差巴”破产后降低的又一等级，是“农奴中的农奴”。

　　在旧西藏，农奴的性命不是命。

　　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中写道：“女人因多梳一根辫子而被征辫子税……养殖盆花的被征花盆税，而且每盆都被征……逢事若是拿不出纳税单，就会挨鞭笞，或遭受重罚。”

　　领主还把农奴当作私有财产，随意用于赌博、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

　　同时，命如草芥是农奴生活的真实写照。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可以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置司法机构和法庭，除官府所设监狱外，每一个较大寺庙和贵族都设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进行判决、鞭挞、拷问，给农奴戴上镣铐、枷锁。大量藏文档案清晰记载着，割舌、割鼻、戴石帽、剁手足、剜眼、抽筋、剥皮、投水，甚至投入蝎子洞等几十种酷刑。

　　在旧西藏，农奴的命运是“宿命”。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农奴辛苦劳作一年，绝大部分的粮食需要付给领主，自留的很少一部分远不足以果腹，要想活命只能找领主租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滚利债台高筑，祖祖辈辈欠下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当时流传一首民谣：“爷爷的爷爷欠下的债，爸爸的爸爸没有还清，到了儿子的儿子那辈，连利息的利息也还不完。”贫穷将从出生开始伴随农奴一生，直至死亡也不会停止，个人和家庭的苦难境遇不会因奋斗而好转。

　　物质上的枷锁尚且无法摆脱，精神上的控制更让人难以喘息。

　　旧西藏的宗教势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恶性膨胀并扭曲了佛教教义。三大领主宣扬“极乐世界”和“来世幸福”控制农奴的精神思想，让他们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卡玛”，即命中注定的。1913年进藏的日本人多田等观在《入藏纪行》中写道，“西藏人的想法完全是宗教性的，他们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达赖喇嘛为了挽救他们才课以重税。他们还认为今世如能减轻罪恶，来世就能幸福。”

　　贵族的儿女将依然是贵族，农奴的儿女将永世为奴。旧西藏农奴物质和精神上被禁锢的沉重枷锁，共同织成无法摆脱的“命运”——直至西藏民主改革。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腐朽的社会形态必然被进步的社会形态替代。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的各阶层逐渐意识到，封建农奴制度的存在完全背离人类历史发展潮流，注定要被历史抛弃，爱国上层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改革的愿望更加迫切。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婚嫁、流动、居住、劳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接受教育等权利的制度枷锁。活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甚至更久，百万农奴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人身解放，获得充分保障的人权与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生活条件也极大改善。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约280多万克（约18.67万公顷）。建立起第一个供销社、第一个农村信用社、第一所民办小学、第一所夜校、第一个识字班、第一个电影放映队、第一个医疗卫生机构。纳金水电站建成发电，拉萨普通市民首次用上电灯……

　　六十多年伟大跨越，西藏各族人民开启了幸福美好新生活。如今，西藏各族儿女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灿烂，西藏人民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中国西藏网 文/欧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