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巡查的警员们。受访者供图

参与巡查的警员在帐篷中吃饭。

成群结队的藏羚羊。

　　车驶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高原上，越过河和荒野，远处就是连绵的雪山。隆冬时节的高原被大雪剥夺了颜色，满目尽是单调刺眼的白。

　　无论冬夏，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员们年复一年不间断地巡山，一次少则三五天，最多的时候持续将近五十天。肩负着守护这片无人区的责任，这支队伍曾直面过荷枪实弹的盗猎者，血腥味和火药味在空气中蔓延，那是真正火水不容的较量。但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得把一腔热血糅进苦闷又危险的巡山路，山窝里跑车，风雪里行走，在独孤中对抗着严酷环境给身体带来的伤痛。

　　巡逻车跨过荒野，向山的褶皱驶去。2001年尼玛扎西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时，那些山就那样伫立，雪就那样落下，22年的时光走过，外面的世界变了又变，周围的人走了又来，这片土地一如往常。

　　每到傍晚的时候，落日会在高原稀薄的空气里显得格外浑圆通红，只有那时，时间给他们的感受才会短暂地变得具体。又是一天过去，通红的太阳划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在这片无人的高原上留下守卫者的痕迹。

　　深入无人区

　　在这片高寒、高海拔的无人区，每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细节都要被艰苦的环境重新定义。

　　2022年底，辅警尼玛扎西跟随巡山队伍再次出发。冬天的可可西里气温最低将近零下40℃，他带的饼子和馒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硬，渴了就喝舀来的溪水和化开的雪水，到了晚上，他们就在已至零下的车里艰难睡下，冻得受不了，就出来走几圈，发发汗，再回到车里挤在一起取暖。

　　漫长的旅途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还有如影随形的高原反应。

　　26年过去，民警赵新录仍然记得自己在可可西里的第一个夜晚，他辗转反侧，头疼得像是快要炸开，想出去转转，却感觉每走一步都要耗尽全身的力量。那几天的巡山路几乎颠覆了他之前对可可西里的全部浪漫想象，后来总结巡山生活，他用几个词来形容：“艰苦、琐碎、孤独”。

　　电影公路片中越野车在荒野里疾驰的画面永远不会出现在这里，陷车，是这里最可以预料，却最让人头痛的困难，“十公里的路，有时候走好几天都走不完。”冬天路上是雪，夏天是沼泽和泥，巡一次山，陷车十几次算得上幸运，三四十次是家常便饭。“有时走了一天，再回头看还能看到昨天扎帐篷的驻地。”

　　铁锹、防滑锁链、千斤顶都是巡山中最常用的工具，遇到整个车轮都陷进泥泞的情况，警员得“整条腿扎进泥里挖”，一铁锹下去，偶尔会发现使不上劲了，那是挖到了一米多深的冻土层。辅警袁广明回忆，有时一天里要挖上十多次，“手软得拿不起筷子。”一次赶往救援时，赵新录的车陷在泥里出不去，他和队友把车上的衣服、被褥全都掏出来垫在轮子下面，才勉强把车推出了泥泞。

　　频繁出现的陷车让巡山的路途充满了不确定，“有时候带了10天的干粮，路上遇上雨天，一走就是半个月。”尼玛扎西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到最后饿得实在受不了，他捡来高原上的野牦牛粪，用纸卷起来，点着了当烟抽。呛人的烟雾入肺，感到阵阵恶心，“这会让人有一种饱腹的错觉。”

　　比起环境的艰苦，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日复一日的孤独。无人区没有信号，他们和外界唯一的沟通方式是隔一段时间给局里打个卫星电话，每人只有一句说出“我很平安”的通话时间。出发时下载在U盘里的歌很快就会听得发腻，窗外的景色也让人觉得“看山不是山”，每天的生活在挖车、开车、再挖车的循环中往复。

　　巡山时往往四五个人一组，刚出发时还有说有笑，拉拉家常，讲讲故事，彼此分享新近的见闻，但话题很快穷尽，坐在车里几个人之间像隔着一堵隐形的墙，话几度想说出口，最后又咽了回去，“巡山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见面都没话说。”

　　在高原上待久了，尼玛扎西很难再适应城市里的生活，回到驻地，他发现与人交流变得格外艰难，有时想说的话就在嘴边，却忘了怎么说出口。有时经过喧闹的路段，他一阵恍惚，习惯了无人区的寂静，城市里的声音会让他感到烦躁。

　　苦行僧似的生活在可可西里森林公安警员的身体上也刻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风餐露宿和冷食让他们多患胃病，保持同一个姿势久坐让他们的腰椎变得脆弱。长时间在泥泞里挖车，风雪中行走，他们的关节患上风湿，就地舀来的溪水汞含量超标，喝久了，他们牙齿肿胀，甚至脱落。

　　“我们几乎是燃烧了自己的身体，透支着生命在保护这片土地。”尼玛扎西说。

　　危险近在咫尺

　　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员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可可西里，不经意间踏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有可能是这个星球诞生以来，人类在这里留下的第一个。”这在很多时候会成为事实，人类对这片土地知之甚少，哪怕是对于驻扎此地二十多年的老警员来说，这里仍然充满了未知、神秘和危险。

　　行进的每一公里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拥有21年巡山经验的尼玛扎西会辨认星星的方向，听得懂风的语言。只看河水的流向，他就知道前方是平原还是山谷。他要靠着这些技能来确定前进的方向，规避途中的风险。作为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员，他们必须要时刻保持野兽般敏锐的感知，一次疏忽、一次错误的决定都可能让他们陷入绝境。

　　一些危险是可以预料的，比如冬季行经苍白一片的雪原，有经验的老警员会用泥土封住巡逻车的前挡风玻璃，只在眼前的区域留下可供观察的小口，防止出现“雪盲症”。夏季路途泥泞时，他们会带上比实际需要更多的粮食，防止被困后的饥饿难耐。

　　但更多的风险来得猝不及防。尼玛扎西还记得，有一次他们翻山赶路，驱车开到一座山的半山腰，才发现前方的道路被冰雪封住，进退无路。他们只能用钢丝绳固定两辆车，把两辆车分别开向山的两个侧面，在将近70度的陡坡上缓缓前行，绕过冰雪封住的那段山脊。

　　“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系在那根钢丝绳上，如果绳子断了，连人带车摔下山，可能连一根螺丝都不会被找到。”21年的巡山生涯里，尼玛扎西掉进过寒冷刺骨的冰湖，“用手脚根本探不到底，整个人失去了知觉。”也面对过凶猛的野兽，“有时醒来，发现帐篷附近有棕熊的脚印。”

　　赵新录至今都忘不了自己最危险的那次经历。在太阳湖附近巡护时，他的车陷入湖边的泥泞中，怎么都挖不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他决定和队友步行前往最近的营地求救。在高原上每一步都让人筋疲力尽，他们却整整走了一天一夜，这几乎是人类身体的极限。白天，雪白得刺眼，眼睛甚至被灼出血来，到了夜晚周围漆黑一片，他们只能看着星星寻找方向，还要避免自己弄出响动，招惹到黑暗中栖息的动物。

　　走到夜里十二点多，队友疲惫地瘫坐在地上，“走不动了，真的走不动了。”赵新录尝试背起二百多斤的队友，却也无法再坚持着走完剩下的路。那时队友几乎要放弃，把枪递给赵新录，“你走吧，你自己回去。”但赵新录知道在深夜的高原上放弃意味着什么，“我几乎是连拖带拉，到了凌晨四点两个人才踉跄着走到营地。”

　　后来赵新录才知道，他们回程的路线翻过了一座雪山，在夜里路过了一个棕熊的洞口，他也在后怕中庆幸，如果当时放弃前进，等待两个人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这样的危险时刻隐藏在每一段巡山路上，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警员们的身体穿行在旷野，精神却好像走在一根钢丝上。对他们来说，选择遗忘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手段。

　　尼玛扎西很少独自回忆巡山的细节，“回到驻地，就不去想那些，越想越后怕。”每次巡山，在最初的几天里，尼玛扎西还会拍下挖车的照片，记录面对的危险，但即将结束巡护时，他总是默默地把这些照片删掉，“自己看到会害怕，家人看到也会担心。”

　　赵新录也习惯了把那些危险的瞬间藏进心里，去巡山之前，他从不打电话告诉家人，“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回来。”只有巡山结束，他才敢给家里人打电话报个平安，但从不提旅途中的那些艰险。

　　盗猎者的枪声

　　谈及来到这里的原因，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员们有着各自的故事，彼时刚刚退伍的赵新录觉得，“军人就该到偏远的地方守护”，经营着一家修车铺的尼玛扎西“想要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在玉树从事公职的袁广明“想去无人区保护藏羚羊”。

　　但他们总会提到一个相同的名字——索南达杰，对这一代可可西里森林公安的警员来说，索南达杰是他们来到这里的理由，也是他们工作中的指引和榜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软黄金”藏羚羊绒声名大噪，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沙图什”披肩，在中亚、欧美市场能卖到5万美元。暴利之下，盗猎者的枪声四起，高原大地满目疮痍，藏羚羊数量从20多万只一度锐减至不足2万只。1992年7月，索南达杰组织成立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组织——治多县西部工委，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

　　据人民日报报道，1994年1月，40岁的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7辆汽车和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歹徒袭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中枪后，他的身体被可可西里零下40℃的风雪塑成了一尊冰雕。

　　索南达杰牺牲几年后，西部工委撤销，其职责归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抗盗猎者，巡护无人区，索南达杰未竟的事业传承到了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巡山队员和可可西里森林公安警员的身上。赵新录这一代警员听着索南达杰的故事成长，受到索南达杰精神的感召，投入工作后，他们把反盗猎视作最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赵新录的记忆里，那些盗猎者凶残、狠戾，他们带着枪和精良的越野装备，每次遭遇，都会是一场既考验勇气，又依托智谋的较量。

　　在巡山的路途中，他们得时刻关注地面上有没有车辙印，荒野上有没有生火、露营的痕迹，寻找盗猎者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那几年里，盗猎者开的越野车性能往往好于警员开的巡逻车，在高原上贸然追捕，就像是“用粗网捞鱼”，不会有想象中你追我赶的角逐，而是在陷车中停滞不前，眼睁睁看着盗猎者溜走。“一次成功的抓捕往往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跟着车辙印慢慢靠近，根据地形和风向，选择最合适的收网方案。”

　　自然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高耸的山体是天然的掩护，乘着夜色，他们能够不露行踪，借着迎面吹来的风，他们得以掩盖声音。离得足够近，隐藏得足够好，他们才能有足够的把握和凶残的盗猎者短兵相接。

　　在2003年的一次反盗猎行动中，接近盗猎者的营地，赵新录亲眼看见营地旁堆满了剥下的羊皮，那些剥了皮的藏羚羊只剩下血色的尸骨，被随意地堆砌在荒原上，引来一片秃鹫。空气中满是血腥味，而盗猎者还在营地里听着歌，烤着羊肉。“那时正是藏羚羊繁殖的季节，很多母羊肚子里还怀着小羊。”

　　在赵新录眼里，藏羚羊和人类是“家人一样的关系”，巡山途中，他总会救下落单的小羊，带回保护站养大，有的小羊没断奶，赵新录把面糊含在嘴里嘴对嘴地喂给它，“它们毛茸茸的，眼睛很大，喂了几次之后会把你当亲人，走到哪跟到哪。”看到藏羚羊尸骨遍地的场景，赵新录控制不住愤怒，“一种生命怎么能这样侵犯另一种生命呢？”

　　愤怒涌上胸腔，随着收网的指令，赵新录冲上前去，几乎忘了在高原上奔跑的痛，等到把盗猎者按倒在地时，他也躺到了地上，呼吸间满是血的味道。清理现场的时候赵新录看到盗猎者的猎枪已经上膛，甚至枪边还有已经击发的子弹，“我有点后怕，但那种情况必须要上，没有别的办法。”

　　如今，在森林公安警员的不懈努力下，盗猎者的枪声已经有14年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响起，那些与盗猎者作战的岁月渐渐成为往事，但赵新录和同事们仍然不敢停歇巡山的脚步。尼玛扎西告诉新京报记者：“我曾经了解到有盗猎者专门找人在公安局门口守着我们，观察我们巡山的空当，如果巡山断了，后果不堪设想。”

　　2020年，当年参与枪杀索南达杰、畏罪潜逃的盗猎者马某被玉树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抓获，这是一个能让警员们感到安慰的话题。尼玛扎西忍不住想，如果索书记在天有灵，看到当年的嫌犯被抓，保护区内平和安宁，“他一定也会很欣慰吧。”

　　把守护者的责任传下去

　　可可西里保护区藏羚羊的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万只，增长至现在的7万余只，“以前公路沿线是看不到野生动物的，现在走过青藏公路沿线，那就跟动物园一样。”巡逻的闲暇，看着成群结队的藏羚羊，悠闲吃草的野牦牛、藏野驴，赵新录感到慰藉，“干了半辈子，我感觉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2020年11月，原省森林公安局及直属机构整体划转省公安厅领导管理，成立青海省公安厅森林（国家公园）警察总队，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警察总队。赵新录和同事们的工作又开启了新的篇章，“现在日常的巡护我们负责得比较少，更多的是配合保护区进行专项行动和一些刑事案件的出警。”

　　盗猎的风波过去，阻止及救助非法穿越者，成了警员们工作中的另一条主线。据青海公安消息，2021年4月25日，一男子在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附近的鸭子湖被困。接警后，赵新录第一时间带队出警，经过几个小时的搜索，成功营救了自残欲轻生的河南籍小伙。像这样的救助行动，赵新录不知经历了多少次。

　　最近的几年里，老警员们时常会感到自己身体上的衰老。尼玛扎西今年44岁了，牙几乎快掉光，每天起床他要忍受灼烧一般的胃痛和陈旧的腰伤，他有些担心，这一批人老去之后将会怎样，“我这辈子是打算奉献在这了，但这里条件太艰苦，挣得也不多，很多年轻人怕吃苦，受不了，不愿意来，补充不进新鲜的血液。”

　　如今，赵新录的儿子上了大学，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动物医学专业，“他想和我一样，保护小动物，保护藏羚羊。”尼玛扎西的两个儿子总在他回家时和他聊起动物和自然，语气里满是向往。传承的火种并未熄灭，尼玛扎西期待着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听到这里的故事，了解这里的精神，接力守护这片神秘、纯净的土地，和代代相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