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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以下简称“茅奖”）5部获奖作品中，排在首位的是杨志军《雪山大地》。这是杨志军继畅销书《藏獒》后的又一部力作。他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深情回望父母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探索足迹，书写高海拔地区的时代巨变与草原牧人的精神天路。

　　本届茅奖评委会副主任阎晶明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说，经历30多年不断的写作实践，杨志军的创作没有离开西北高原，没有离开那片辽阔、神奇的土地。但他也有明显的转向，以《雪山大地》为代表，更加关注人的历史，他们的青春、奉献，他们对社会、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精神上的满足。一种更加强烈地对父辈，对荒原上所有奋斗者的崇敬之情流溢在他的新作中。这是一部情感真挚而浓烈的致敬之作，也是一部主题表达上的厚重之作，又具有拓展现实主义创作疆域的创新性。

　　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又在青海生活了差不多40年。“差不多”的意思是，其中有几年，他在陕西当兵。“是草原牧区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可能。”杨志军透露，《雪山大地》创作出来，交到出版社后，终审老师看了，直言这是一部“感恩之作”。“我觉得一语中的。我感恩雪山，感恩生活，感恩草原牧民，我的回报就是不断地写出有关青藏高原的作品。”

　　关于《雪山大地》的创作，杨志军给出了自己的创作谈。

　　父辈的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

　　在当下风格多样的文学语境里，能以生活的原色为父辈们树碑立传的写作并不多。在杨志军看来，正是父辈们的生命史，构成了青藏高原发展史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父辈们”这个词，从来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和故事的象征，它堪比经过磨砺就会发光的钻石，而非风吹即散的灰土。

　　杨志军父辈的故事开始于1949年。

　　杨志军的父亲，作为一个从洛阳来到西安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有着生命危险的“护校”任务结束后，与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来到西宁。

　　其时，杨志军的母亲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管饭又发衣服，她立刻从这边退学，到那边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杨志军的岳母更是激情澎湃。她当时正在河南开封读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赶赴昆明，跟已经离开家乡汝阳的亲人团聚，然后同去海外；要么西上比传说中更荒凉的青海，跟已先期到达的未婚夫见面。她没有过多犹豫，选择了后者。

　　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想扎根，也得找地方挖坑浇水。”杨志军说。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所以，杨志军父辈的“故乡”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能够穿越时空的不仅仅是幻想

　　地广人稀加上高寒缺氧，使青藏高原的人对温情充满渴望。他们热爱交际，喜欢抱团，人跟人的关系异乎寻常的亲近，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生存的严酷，战胜自然的荒凉和条件的落后。

　　“人人相亲，物物和睦，处处温柔，爱爱相守，家国必忧，做人为首”的信念就像注入高海拔的氧气，终其一生都在杨志军的父辈中氤氲缭绕。他的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走向了草原牧区，目的地是不断迁徙的帐房。

　　父亲在那里学藏语、吃糌粑、记笔记，跟着牛羊翻越缓缓起伏的草山。“他发现牧人的生活单纯而寂寞，孤独成了一切的属性，包括牧草与微风、太阳与月亮。采访或蹲点结束后，无以回报的他总是会留下自己在城里的地址。”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多年，父亲住过的帐房在脑海里如星斗般分布，虽然稀疏，却熠熠发亮。可以说，黄河源有多长，父亲到过的草原就有多广。

　　杨志军迄今还会清晰地梦到小时候的情形：“不止一个牧人，也不止一个牧人的妻子或孩子，拿着仔细保存好的地址，来到我家，目的只有一个：看病。”

　　他们不睡床，不睡炕，就裹着皮袍躺在家里的地上，一眠到天亮。他们说着“扎西德勒”，把风干肉、糌粑、奶皮和蕨麻，放在1960年的冰锅冷灶上。他们抱起杨志军弟兄俩，放进宽大的袍襟，抹一点酥油在他们额头上，这是祝福吉祥的意思。“然而，我们却毫不犹豫地抓下来，送进嘴里，每回都这样。”

　　此后20多年，年年都有牧人骑着马跋山涉水来到杨志军家：看病。母亲只是个妇产科医生，治不了他们的包虫病、风湿病和因生活艰辛、高寒缺氧、食物单调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但她会带他们去西宁最大的省人民医院，请同事们给予治疗。每次，母亲都会恳切地说：“从那么远的牧区来，不容易，你给好好看看。”

　　那些病有的治好了，有的没治好，留下许多庆幸和遗憾。久而久之成为心中的亮迹或划痕，有的抹掉了，有的盖住了……朝前涌动的生活，总会让过往变得越来越浅淡，让故人变得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他们不来了。

　　杨志军曾经想：“难道是我们的接待不周伤害到了他们？或者是父亲的去世让他们觉得不便再来打搅？可我的母亲依然健在，并保留着一个医生的牵挂，常常会念叨：放到现在就好了，许多过去治不好的病能治了。”

　　直到后来，杨志军跟父亲一样，动不动要下乡去草原时，才明白他们的猜测是不靠谱的。

　　当医院和卫生所已经普及到每个县、每个乡时，当大部分牧人的孩子因为接受过教育有了工作而能照料亲朋好友的健康时，当便利的交通包括高速公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断延伸时，当商品经济的发达已经让许多牧人在城市有了安家落户的可能时，“父亲的房东以及他们的亲友，还有什么必要千里迢迢、风餐露宿地来到省会，居住在我家，并拜托母亲寻求医疗呢？”

　　偶尔，杨志军的母亲在超市的货架前看到一个曾经来过家里的牧人也在挑选东西时，才反应过来：能够穿越时空的，并不仅仅是幻想。

　　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

　　杨志军的父亲最终死于肺心病，也就是典型的高原反应症。许多死于青藏高原的人，也都是因为环境对生命的制约。杨志军说：“但在我的感觉里，他们没有死，因为他们是在人心里播撒种子的人，是雪山大地上几乎所有事业的拓荒者。”

　　他们和当地人一起创造了草原牧区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医院、第一家商店、第一家公司、第一座城镇，他们培养起一代又一代的民族人才，让现代观念植根于人们的脑海，捧着好日子的模样和未来的景象，希望愿意前行的人追寻到底。

　　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印迹是那样深刻，里面贮满了父辈们的血汗和被时间侵蚀成荒丘的生命，在多年后开出了比初次绽放还要艳丽的花朵。“正是有了父辈们的不断扎根，才有了我们，有了我们对青藏高原更加彻底的归属感。”

　　杨志军表示，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已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它代表家族传承、土地滋养、风情融入、血脉联系、情感浸润、精神认同，代表生命长河的起源与归属。它让他们告别了过去生活中情感表达的简单之美，走向了复杂而茂盛的第二次涅槃，并在草原与城市、离开与回家、清醒与迷惘、拥有与失落、欢乐与痛苦的交替中，经历着从外貌到心灵、从肉体到精神的变迁。

　　最大的变迁，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正在脱离既往的生存模式，加入有固定居住地的新牧人或新市民的行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从一个不断更新的环境中破土萌发，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的巨变，会让我们看到人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根本。“沧海桑田”用来形容人的精神风貌，亦恰如其分。

　　《雪山大地》是关于爱的诠释作品

　　在西宁，杨志军住的小区里有一多半是藏族同胞，很多人几年前还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如今已是开着汽车到处跑的城里人。

　　每当看到他们提着一袋一袋的蔬菜和水果进出小区，杨志军都会高兴地说一声“乔得冒（你好）”，脑海里会浮现出20多年前当他知道某个草原乡的牧民人均寿命只有40多岁时的惊讶。

　　惊讶后的好几天，杨志军都在追根溯源，发现长年累月只吃高蛋白和高脂肪的牛羊肉以及奶制品导致的营养严重不均衡，正是罪魁祸首。现在好了，出门就是大超市。“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可以便捷摄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营养通道。”

　　有一段时间，小区门外的路边公园里，天天坐着一个戴着酱色礼帽的黑脸膛老人。杨志军跟他聊起来。没说几句，他就问医院在哪里。还说在家乡拉乙亥的时候，他知道看病的地方，隔三差五就得去一趟。如今，到城里住了两年多，不知道医院在哪里。

　　杨志军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杨志军说：“你肯定是不需要看病才不知道医院在哪里的吧？”他想了想，露出豁掉的牙齿，嘿嘿笑了。后来，杨志军意识到，老人其实并不是在打听医院，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显示他现在的生活多么惬意，连医院都不用去了。

　　“生活质量的提高，意味着身体的健康和寿命的延长。这样的变化一时看不出来，却是真正巨大的变化。”杨志军进一步解释，不仅日子好了，生命也更美好了。

　　对杨志军来说，没有新发现的旧生活和没有历史感的新生活，都不值得去表现。所以，每次写作，他都是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行走，是他感恩大地、探索人生的新起点。

　　杨志军一向认为：“我们不仅要有人的理想，更应该做一个理想的人。”他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大湖断裂》中写道：“全部生活就是一种怎样做人的选择。”几十年过去了，关于“人”的探索，几乎涵盖了他的全部作品。

　　在《环湖崩溃》中，他描写人与自然的冲突；在《海昨天退去》中，他展示人的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悲剧；在《大悲原》中，他梳理人的尊严和生存价值；在《藏獒》中，他大写道德——“人”的支柱；在《伏藏》中，他寻找人与爱的融合与分裂；在《西藏的战争》中，他发掘信仰之于“人”的意义；在《潮退无声》中，他寻求人被自己隐藏在复杂性后面的本真；在《无岸的海》中，他思考爱恨情仇对“人”的作用；在《最后的农民工》中，他眺望“人”的地平线；在《你是我的狂想曲》中，他探讨音乐熔炼“人”的过程；在《海底隧道》《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等儿童小说中，他追问“人”可以干净纯真到什么程度、如何做一个对别人有用的人；在《雪山大地》中，他追求“人”的质量，和主人公一起经历在人性的冲突中如何保有大地赋予的优良品格。

　　杨志军觉得，除了爱，一个人不可能再有更靠近“人”的标准的抒发。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作品——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杨志军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听。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他一起歌哭而行，流连忘返。希望自然之爱也是人心之爱，在广袤的故乡厚土上，延续一代比一代更加葳蕤的传承。

　　杨志军获奖感言

　　有多少感恩就应有多少作品

　　《雪山大地》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已从山东青岛来到了青海。我的计划一大堆，主要是一如往年地去草原上走一走，看看相识的山川地貌，访访旧有的人文风情，最关注的当然还是其中的变化。这些年变化天天都在发生，如果我还想继续描写青藏高原——我的故乡厚土，就得随时发现这些变化，并尽量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但是，现在，一切停下了。我必须站在西宁的阳光下，看清楚我自己近40年的文学历程里，到底有哪些是值得留恋的，有哪些是值得抛弃的，有哪些是还需要继续坚守的。

　　茅奖的到来，让我激动，让我感慨，又让我突然变得格外冷静。因为它是对我的一次总结、一次重新上路的激励、一次从麓底走向坡段的提升；它在我面前树起了一个新的标杆，这个高度被我一直仰望，现在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理解的文学是这样的：当你把它当作马拉松赛跑时，它就永远没有止境，当你不想停下，希望继续攀登时，高峰就永远都在前面，不会有真正的登顶，也不会有可以完全停歇的尽头。

　　我喜欢一边审视自己一边走路，因为审视会让自己变得清醒，变得谦虚——说真的，在文学面前，在许许多多前辈和同辈作家诗人成绩斐然的创作面前，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没有骄傲的资格，更何况是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我呢？我一贯的做法是，在勇于否定自己、纠正自己的过程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所以每每都有从零开始的感觉。

　　我又要从零开始了。但这次大不一样，因为我有了茅奖的鞭策，有了一个获得新的尺度和标杆的机会，有了一种在新的起点上认知生活、发现生活、表现生活的可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依然是我的励志格言。

　　文学是神奇的，你写的是自己独有的生活、独特的感受、独立的认知和表达，却有那么多人认同你，鼓励你，推动你，扶持你，愿意伴你一同前行。所以，在萦绕内心的情愫里，又多了一种感恩和敬意，感恩生活，感恩养育，感恩土地，感恩时代，感恩读者，同时还要感恩编者，感恩评委，感恩所有给我的文学伸出援手、给予厚爱的人们。如果没有他们，我将一无所成。

　　感恩和致敬往往是我写作的动力，有多少感恩就应该有多少作品——这是我对自己的希望。（据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