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写到走不动时，继续写

　　与阿来聊天的时候，他提及这一周要去稻城，月底还要走一趟内蒙古……行走，是他一直保持的姿态。他的文字，也因此走向更广袤的大地和更深远的世界。

　　“爱一个国，不了解其地理。爱一个族，不了解其历史。爱一块土地，却不了解大地集中所有精华奉献出的生命之花。”阿来不允许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也希望更多的人走出这样的怪圈。所以，他深入历史、文化、族群、山河、动物、植物，每一种生命，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山水人文。

　　记者：为什么会写下《去有风的旷野》里的那些文章？

　　阿来：有这样的爱好很多年了，我常常在进一步思考我们人类与万物的关系。我到高山和高原，去探望那些植物、遗迹，希望跟它们建立起互相感言的关系。我们要认识所处的自然，而我们做文学的人，有责任进行这样的书写。古人说，格物致知。但今天，中国人写小说，甚至写散文、诗歌，都进入了无名时代，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记者：书里让您印象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阿来：每一个都印象深刻。但我想特别说一下这件事。我去大巴山，很多人就知道红叶，红叶只有10多天的光景。难道别的季节米仓山就不美吗？绿叶初生时不美吗？初夏百花盛放不美吗？红叶落尽、大雪纷飞不美吗？更何况，米仓山还是蜀道穿行的地方，人文遗址随处可见，不美吗？所以我写了米仓山那一篇，拨开重重迷雾，让更多人看到米仓山的本质。

　　记者：面对同样的大自然，您觉得您的书写有何不同？

　　阿来：要写这片大地，就要一一认识这片大地上的生命体，叫出它们的名字，提供掌握新知识的方法。从哲学上说，就是提供认识世界的路径。我们不光要前往地理上的远方，还要抵达思想和审美上的远方。在进行着这样的书写时，我学会在大自然中去寻找、去理解大自然的美好，接近它们，倾听它们，拥抱它们，感受它们，最后确确实实发现自己正在脱胎换骨。

　　记者：您被赞为作家里的植物学家、博物学家。您是如何做到的？

　　阿来：阅读啊，行走啊。我没有专门去研习什么博物学，在路上，视觉、嗅觉、听觉、味觉，都用来学习。我一直比较关注文学作品外的自然环境、植物学、动物学的书，外国的自然文学，也看地方志、典籍、古诗词。约瑟夫·洛克的书、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的书、斯文·赫定的书，还有莫里斯·梅特林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契诃夫、屠格涅夫等的书里，都充满了自然。知识会积累，慢慢地自动生成知识系统。

　　记者：您去过那么多地方，可能对很多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他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自然呢？

　　阿来：亲近自然，不是一定要去高山、旷野，能从身边做起就很好了。从认识我们身边的花花草草开始，当我们认识身边生物的数量从50种到500种，就会发现，世界不一样。

　　记者：在您看来，什么才是高质量的旅游？

　　阿来：我觉得，大家在旅游中，可以把网上经常给大家提供的旅游攻略忘掉一些，不要去找那些所谓的打卡点，摆个姿势、拍张照片，结束。要尝试着不依赖那些所谓的攻略、路线，而是要依赖内心的指引。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有这样的探索勇气，才能看到一些新的风景，新的人文，也会发现一个“可以不太走寻常路”的自己。

　　记者：您常常在旷野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都不在家里，甚至写作都是在路上，行走中的那种感触是不同的。获得启发和有写作冲动，都是在路上。可以说，我的生活、写作都是深入自然的。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应该使自己跟这个世界有更广阔更丰富的联系。

　　记者：通过书写，您希望读者们获得什么？您会一直写下去吗？

　　阿来：我希望自己能通过文学作品呼吁每个人有所行动，我愿持续地为自然书写与表达。我有时候在想，这些年我还能爬得动山，但总有一天走不动吧？那我如何弥补这样的遗憾？写植物。我储备了很多资料，那就是我的底气。我有成千上万张照片，都是我在不同的地方拍下的，那多是海拔五六千米以上的。我走不动了，就写，写这些植物，也能感觉自己还在山上，还在大自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