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地理上相互接壤，文化联系历史悠久，人民之间感情基础深厚，都有着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愿望。

　　南亚交流文明互鉴

　　中国与印度、尼泊尔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尼泊尔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称：在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加德满都谷地曾是一个大湖，湖面上生长看一朵奇异的莲花，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光华，前来膜拜者愈来愈多，其中有来自中国的高僧文殊菩萨(Manjush)，希望这朵莲花能在谷地绽放，于是用剑在湖南边的山背上劈开一个豁口，让湖水从此排出，加德满都谷地便由此出现。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年届65岁的中国高僧法显(334—420年)和同门多人一起前往天竺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历时14年，巡游30余国，搜集到《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等多部梵文经典。回国后，法显与人共同将所携佛经翻译为汉文。法显所撰《佛国记》(即《法显传》)，既是了解和研究印度芨多王朝(320—480年)超日王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古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的重要典籍，还是中国南海交通史领域的名著。

　　唐朝时期，是中国和印度、尼泊尔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僧人玄奘(602—664年)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西天取经之路，十九年(645年)回国。潜心译经75部，总计1335卷。玄奘还口述、由弟子辩机笔受完成历史地理名著《大唐西域记》。该书不仅是研究古代中亚南亚地区历史、古代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还是研究印度历史极具特殊价值的著作。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甚至评价说，“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玄奘还奉唐太宗敕令组织翻译《老子》为梵文，应邀赠给印度，对当时印度的宗教和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朝使者王玄策，贞观十七年(643年)奉命作为副使跟随李义表出使印度；二十一年(647年)又以正使身份再度前往。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并写下《中天竺行记》一书，部分内容保留在《法苑珠林》、《解迦方志》等著作之中。有关此行的史事还以“大唐天竺使之铭”保留下来，今存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成为珍贵资料。

　　印度、尼泊尔物质文化也影响到唐代中国的文明。《新唐书》记载：摩揭陀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印度的熬糖法自此传入中国。同年，尼泊尔国王那陵提婆把源自波斯的菠菜作为礼物送到长安，献给唐太宗，增加了中国人的蔬菜品种。

　　西藏，架起联通内地与南亚的桥梁

　　历史上，中国西藏就是与印度、尼泊尔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公元639年，尼泊尔王阿姆苏·瓦尔马(AmushuVarma)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此即赤尊公主，她不仅带来释迦牟尼8岁等身佛像，还有尼泊尔的建筑雕塑技术和绘画工艺。通过文成公主、赤尊公主、两国使者的往来，一条从今天西安出发，经拉萨、加德满都到印度的交通路线更加畅通。唐代僧人玄照、道希、玄太、玄烙、道方、末底僧诃、玄会等往返印度，也都先后到过尼泊尔国。其中玄照从印度返唐，还得到尼泊尔国王派人护送，并在吐蕃探望了文成公主，而文成公主乳母的两个儿子后来则定居尼泊尔，精通梵文，在大王寺出家为僧。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曾有80人尼泊尔工匠应邀到中国西藏，为帝师八思巴建造黄金塔。其中阿尼哥获得师傅八思巴的引荐，至元朝大都(今北京)觐见忽必烈，受到礼遇，大展才华，主持梵像提举司，专管铸像、绘像、土木雕塑等项事务。后来，阿尼哥又被委任为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成就一大批著名寺院建筑和雕塑画像。

　　西藏地方也有在尼泊尔修复佛塔，影响尼泊尔佛教建筑艺术的案例。根据尼泊尔史书记载，1751年，西藏的喇嘛前往尼泊尔修缮已残破的斯瓦扬布佛塔，并通过捐赠转经筒、在斯瓦扬布山修建完全藏式的寺院，将藏式风格带到尼泊尔，此后百余年相沿不断。姚莹《康輶纪行》记载：“廓尔喀有九塔，相传自天竺飞来……每十二年，达赖剌麻(喇嘛)遣人往修塔一次。”甚至尼泊尔的博达哈和斯瓦扬布“几乎完全由西藏人掌管，喇嘛们是这里持久的经管人”。

　　共商共建共享南亚友好再续前缘

　　近代以来，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和印度、尼泊尔人民不仅感同身受，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也受到干扰和毒化。中华民国时期，双方的精英再度开始接触，试图恢复传统的友谊。1901年11月至1903年5月，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在印度居留17个月，著有《印度游记》，他还和梁启超等一起，撰文抨击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所采取的高压统治和种族歧视政策。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掀起中印关系热。接着中国学者谭云山、徐志摩、许地山等先后访问游学印度。1934年5月，印度设立由泰戈尔担任主席的印中学会。1935年5月，中国设立中印学会，蔡元培任理事会主席。1937年4月14日，泰戈尔在新建成的中国学院发表演说称，“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两国人民现在要把这些信道开阔平整起来，使之畅通无阻，以便更密切有效交往。”表达出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使中国和印度等南亚地区国家关系开启新的发展阶段。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谈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过中国、印度和缅甸等国政府的共同倡导，成为国际共识。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时赞扬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同年，中国还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请求，将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玄奘顶骨一份，由达赖喇嘛护送转赠印度，至今仍在印度那烂陀寺玄奘学院纪念堂供奉。

　　当今的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以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为宗旨，是惠及中国也惠及世界，特别是惠及邻国、合作共赢的方案。2013年5月，国务院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得到印度、孟加拉国、缅甸三国的积极响应。

　　无论从历史溯源角度，还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我们都有理由相信，通过南亚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增进友谊、缩小分歧、扩大合作的基础上，南亚地区实现重续传统友好、造福各国人民的宏伟愿景并不遥远。(作者介绍：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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