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杜安东在给双湖县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上课。廖云路 摄

　　2019年8月11日，星期日。山东省济宁市鱼台县清河镇杜屯村，台风刚刚过境，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西藏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教师杜安东，提着苹果、桃子、饼干和香烛，来到自家田地里的一处墓碑前，“扑通”跪倒在地：

　　“娘啊，我来看您了。这一年学校很好，班里的孩子们很争气，吉宗考上了辽阳一中，白玛卓嘎去了珠海四中，来旺卓玛也被内地西藏班录取了。他们将来都会有出息的，您放心吧……下次回家，我再来看您。”

　　风，吹过田野。树叶摇曳着发出“沙沙”声，仿佛传来母亲的声音：“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3天后，杜安东和妻子曹晓花从济宁市出发，跨越4500多公里、翻上5000米高原，前往他们共同执教的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

　　从2008年工作至今，杜安东和曹晓花在全国海拔最高县——那曲市双湖县扎根基层11年。他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教书育人，播撒民族团结种子，“舍小家、顾大家”……谱写了一曲新时代基层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赞歌。

　　“学好汉语文，才能更加热爱这个国家”

　　那曲市，海拔4450米。从这里出发，一路向西北，窗外只剩下光秃秃的山丘，高低起伏的高山草甸，还有一望无垠的湖泊。整整行车一天后，在一处仿佛被风刮出的平原上，终于有了人间烟火。

　　双湖县平均海拔5000多米，每年冬季长达8个月，含氧量只有内地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坐落于县城的双湖县中心小学，是附近四个乡镇里唯一一所完小，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内的孩子大都在这里读书。

　　8月19日上午9时，晴空万里。双湖县中心小学操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全校438名学生迎来了新学期。

　　“上学期期末考试中，我带的五年级（3）班汉语课平均分是82.3分。这个成绩创造了双湖县教育局有成绩统计以来的最高分数。”杜安东说。

　　十年耕耘，终见收获。然而，杜安东不会忘记，2009年刚到学校时，他所带班级学生的汉语平均分只有7.8分。在百分制的满分中，这意味着学生们几乎已经放弃了对汉语文的学习。

　　旦增扎西是杜安东从二年级开始带的学生。他有很多优点：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劳动、爱护公物……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汉语文考试成绩经常不到20分，还是班上出了名的小捣蛋。

　　上课铃刚响不久，旦增扎西就坐不住了。他把纸巾撕下一角，捏成一个小纸团，又从兜里取出一根用过的笔芯，将纸团塞进去当“子弹”，再把纸团从笔芯里用力吹出去……一次吹得不远，再试第二次；一个人不好玩儿，再叫上两个同学比赛。被老师没收了“作案工具”，他很快又想出新的玩法。

　　“旦增扎西很聪明，只是心思没有花在学习上，帮他查找学习中的问题，成绩一定可以提上去。”杜安东说。

　　低年级的学生汉语水平普遍较低，大都只会说“是”和“不是”，而杜安东又不懂藏语，教学工作极难开展。他绞尽脑汁，一会儿用手比划，一会儿又请学习好的同学帮忙翻译。课后，杜安东又陪旦增扎西一起踢足球，让孩子释放爱玩的天性，当学生们喜欢上了老师，才会喜欢上学习。

　　两年后，旦增扎西的成绩有了进步，每次考试成绩都在及格线附近。杜安东仔细分析了旦增扎西试卷上的错题，发现“作业本”写成了“作业木”、“青稞”写成了“青棵”……离正确答案，总是差一点点。

　　杜安东把旦增扎西叫到身边，一笔一划教他重新写过，又鼓励全班同学“无论现在考了多少分，只要学习有进步，老师就有奖励”。

　　学校的孩子们大都吃不到水果，也很爱吃零食。为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杜安东和曹晓花商量，每月从工资里拿出部分钱，买孩子们爱吃的。

　　“有时作业写得工整，就会奖励一个苹果；有时上课积极发言，就会奖励一颗糖……”旦增扎西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奖励，让他更加喜欢上了杜安东的课；下课后，还经常追着杜安东问问题。

　　上小学六年级时，旦增扎西的汉语文成绩已经具备80多分的水平，藏语、数学也不错，很有希望考进内地西藏班。但是，杜安东又找到了新的问题：他的成绩还不够稳定，几次考试忽高忽低，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杜安东留心他的学习时间分配后发现，旦增扎西花在藏语、数学学科上的精力很多，在汉语文上的时间却相对较少，经常先把其他学科的功课做完后，再抽出时间学习汉语文。原来，在旦增扎西心中还有一个疑问：“学习汉语文，到底有什么用？”

　　双湖县是那曲市最偏远的一个县，靠近藏北无人区。学生们在家里说藏语，在县里购买东西用藏语，就连他们的父母、亲戚之间交谈也用藏语……学生们缺少学习语言的环境，也难怪无法理解学习汉语文的作用。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给学生们讲清楚，他们就没有学习汉语文的主动性。

　　一天，学校举行完升旗仪式，杜安东在教室里问全班同学：“你们刚才唱了国歌，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吗？”同学们七嘴八舌，答案五花八门。杜安东从近代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说起，是《义勇军进行曲》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全班同学听得入了迷，杜安东说：“《义勇军进行曲》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汉语文。学好汉语文，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他接着告诉同学们：“藏文是藏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固然要学习。而身为一个中国人，还必须掌握好这个国家的通用语言，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正当学生们对学习汉语文有了些启发，杜安东和曹晓花又邀请往届考入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回学校，跟班里的学生们交流在内地的学习、生活情况。

　　“内地的老师都用汉语文上课，他们的博学程度和讲授的知识，是我以前在双湖听都没听说过的；内地同学来自不同的民族，大家在一起说普通话才能结为好朋友，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今年17岁的卓玛央吉曾是曹晓花班上的学生，目前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二。

　　一席话，让全班同学眼中燃起了学习汉语文的热情。

　　双湖县中心小学有一间图书阅览室，但学习资料不足，已经不能满足学生们对汉语文课外读物的需求。今年8月开学，杜安东、曹晓花找到几个朋友一起，发出了这样一则微信朋友圈：

　　“双湖县中心小学的孩子特别开朗、聪明、爱学习，他们的梦想和内地的孩子一样，想当老师、医生、军人……但汉语是他们比较大的障碍，读书是开阔眼界，提高汉语最直接的方式。大家有没有闲置的读物？可以寄过来，留在学校里面，供孩子们读。”

　　消息发出后，大大小小的包裹从四川、安徽、山东等地寄来，杜安东和曹晓花每拆开一个包裹，就像推开一扇双湖孩子认识外面世界的门。他们把图书分发到学生手里，结合着党和国家给西藏孩子的特殊政策，教育学生讲党恩爱核心；结合着英雄人物故事，教育学生讲团结爱祖国；结合着西藏生活越来越美好，教育学生讲贡献爱家园；结合着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教育学生讲文明爱生活。

　　2014年，那曲地区“优秀教师”；2016年，双湖县“优秀教师”；2018年，双湖县“优秀学科组长”……杜安东和曹晓花获得的每一张奖状的背后，记不清向多少名学生传授了知识，塑造了多少名学生的心灵，让多少名学生走出了双湖。

　　“我们双湖的孩子，上初中前大都没有离开过县里，眼中只有这片高原、羊群和几间房子，是老师告诉我，山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是老师鼓励我，要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明年就要高考了，卓玛央吉的理想是报考师范类院校，将来回到西藏，做一名像杜安东和曹晓花这样的教师。

　　由于教学成绩优异，杜安东被推举为学校汉语文教研组组长。教研组一共有6、7名不同民族的老师，他组织老师们相互评课、交流教案、批改作业，查找教学中还存在的问题：汉族老师容易把课讲得太深奥，孩子们不爱听；藏族老师教案写作不够规范，上课随意性大……

　　发现这些问题，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让老师们接受，在教学中加以改进。杜安东从不当场指出听到的问题，而是利用课后聊天的机会，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与老师们分享，注意交流的语言、语气，还有他们听到意见后的感受。

　　“我刚走上讲台时，很想把知识尽快传授给学生，但效果并不理想。藏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思维方式有差异，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是杜老师让我尝试着换位思考，多用学生熟悉的事物作比喻，让他们循序渐进地理解。”2017年到双湖县中心小学工作的年轻教师陈春说。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双湖县中心小学的整体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在去年内地西藏初中班的招生考试中，双湖县中心小学学生夺得了那曲市西部四县总分排名第一名。

　　“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008年夏天，杜安东和曹晓花从新疆大学毕业后，回到山东老家工作。一个偶然机遇，他们参加了西藏的公招教师考试，一起被分配到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

　　“西藏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你们去那里工作，能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吗？怎么样与当地人交朋友？能不能适应高海拔气候？”杜安东的家人中，没人到过西藏，更不了解那曲，很担心他们将来的工作和生活。

　　杜安东告诉家人，自己读大学的新疆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期间不但没有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障碍，而且结交了不少各民族的朋友。他又买了一张地图，用红笔在上面标注了自己工作的地方：“你们看，这里是昆仑山，这边是横断山脉……我要在双湖县教书，让这里孩子考到内地的学校，让他们走出高原。”

　　但杜安东和曹晓花明白，在新疆读大学只有短短的四年，而到西藏工作计划几十年——能不能搞好民族团结，是他们教书育人的前提。

　　刚到那曲市双湖县中心小学报到时，他们是全校仅有的两名汉族教师；曹晓花班里的几名学生上课爱嬉笑打闹，不管怎么招呼都不遵守课堂纪律，气得她直流泪；身边没有一个亲戚，学校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身体力行……

　　“怎么样才能够打开学生们的心扉？怎么样才能够获得同事、家长们的信任？”杜安东默默地问自己。

　　在西藏汉语文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的课本中，有一课讲到了汉藏民族融合。杜安东就跟学生们讲述文成公主进藏的故事：文成公主从京城出发，带上青稞、豌豆、油菜、小麦、荞麦等种子和各种耕种技术进藏；西藏从那时候起有了五谷，老百姓学会了耕种和其他技艺，西藏和内地的来往更加紧密了。

　　话音刚落，就有学生举手提问：“杜老师，什么是豌豆？”“杜老师，油菜长什么样子？”“杜老师，你说西藏有了这些菜，为什么我们双湖看不到？”……

　　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提问，一下子问到了杜安东的心坎儿里。

　　“不能只跟孩子们说双湖生活苦、双湖条件差，还要让孩子们看到希望，要让他们明白双湖和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杜安东说。在高寒低氧的双湖县，绿色是最稀缺的颜色。但无论怎么样，杜安东也要试一试。

　　早上，一场小雨后，双湖县碧空万里。

　　杜安东和曹晓花在自家院子里，挪出一块空地，从外面搬了些泥土，再用砖头围成一片小小的菜地。这些年来，杜安东每次从老家返藏，都会像文成公主那样带些种子，西红柿、小葱、黄瓜、油菜……他都试着撒下这些“民族团结的种子”。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种菜，是何等困难：有的种子从来没有发过芽，西红柿长了5个月都还是青的，所有菜一到冬季就枯萎了……然而，他们夫妻俩从来不介意有多少收成，天天松土、拔草，隔三差五施一次肥。

　　杜安东和曹晓花的周转房与教学楼间，只隔着一条路。每学期夫妻俩要带5、6个班的学生。课间和周末，经常有学生到他们家串门。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第二课堂”。

　　一阵急促的下课铃后，双湖县中心小学校园变得热闹起来。

　　家门外，门缝里探出几只小脑袋，大大的眼睛、红红的脸蛋、洁白的牙齿，脸上还挂着汗珠。“杜老师、曹老师，我们可以进来吗？”小心翼翼地问，蹑手蹑脚地走进屋，然后嘻嘻哈哈地围到院子里的蔬菜前。

　　“我在书本上看过黄瓜的照片，还从来没见过长在土里的。”五年级（3）班的次仁旺久说。五年级（1）班的吉扎接过话说，这棵黄瓜他看上很久了，还帮忙浇过水，所以等这棵黄瓜长大了，一定是他的。

　　由于路途遥远，双湖县中心小学的438名学生中，有一半以上寄宿在学校，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出于学生安全考虑，即使周末放假，学校也不允许学生私自外出。这片几十亩地的校园，就是这些孩子的童年。

　　“老师，老师，这周放什么电影。”快到周末，杜安东和曹晓花老师班上的学生就按耐不住激动——大约每隔一周，夫妻俩就会组织班里的学生看电影，最先是在家里用电脑播放，后来学校购置了投影机，就改在教室里。

　　双湖的冬季气温，常常低到零下20多度。即便是一年级的学生，也要自己换洗衣服，一双双小手被冻得通红，还没力气把衣服拧干。

　　“我们这么大的时候，父母都在身边，是绝对不会让我们自己动手洗衣服的。”曹晓花不忍心，就把衣服拿过来洗。看到有孩子衣服破了，她就把他们带回家里，想办法补补；到学生寝室时，她特别留意宿舍棉被够不够，把手伸进被子，看看暖不暖。

　　六年级的女生洛桑卓玛很活泼，下课后喜欢追着曹晓花玩。一天，她对着曹晓花叫“干妈！干妈！”曹晓花有些受宠若惊。刚开始，她不让学生这样叫，因为“妈妈”是一个伟大的称呼，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

　　“我不管，我不管，你就是我的干妈。”洛桑卓玛说。

　　曹晓花拿她没办法。双湖的孩子学习条件艰苦，又很少跟父母交流，学校老师就像是他们的父母。渐渐地，“干妈”的称呼在学校传开了，扎西旺姆、维色拉姆、央金拉姆……曹晓花的干儿子、干女儿一天比一天多。

　　无论下课后，还是周末，班里的学生见到杜安东和曹晓花，都兴奋地扑到他们怀里。2017年，曹晓花回山东休产假期间，学生天天追着杜安东问“曹老师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暑假期间，六年级学生洛桑卓玛在他们的车窗上，用手指划过尘土写下：“我的干妈，回来吧，我想你了。”

　　双湖县地处藏北牧区，每到开学和农忙季节，就会有家长到班里领走自己孩子。从教11年来，杜安东记不清跟多少名家长做过劝学工作。

　　“我的孩子会点藏语和数学就够了，其他东西学了也没用，反正将来也是放羊。”卓嘎的母亲一边说，一边让卓嘎收拾书包。杜安东赶紧把她请到办公室，拿出杯子倒上水，细细地给她讲道理，孩子不能一辈子放羊，要有知识才能走出双湖，才有孩子自己的人生。

　　这头刚送走卓嘎的母亲，那头仁青的父亲又来了，情绪还有点激动：“我的孩子，我自己知道该怎么教育，不要你们老师管。”他嘟囔着，家里等着孩子回去捡牛粪、剪羊毛。杜安东一边安抚着他的情绪，一边带着他到教室参观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又拿出考上内地西藏班学生的例子与中途辍学的学生作对比，一点点让家长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把孩子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让他们学到知识，将来有出息的。”杜安东说。

　　每次从家长手中“抢孩子”时，杜安东都斩钉截铁。他深感，一名基层教师肩上的责任，为了双湖孩子的未来，不敢有丝毫松懈和退缩。他明白，要从根本上改变双湖县落后的教育面貌，必须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和家长们“打成一片”。

　　8月23日，开学还没几天，杜安东发现班里的旦增扎西汉语文成绩差了不少，还有些厌学情绪。他不得其解，决定来一次家访。

　　一顶白色帐篷里，一个炉子、一张桌子、两张藏式卡垫……在距离学校10多公里的双湖县多玛乡，这是旦增扎西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父母都没读过书，无法指导孩子完成假期作业；旦增扎西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寒暑假要帮忙放羊，既没法保障学习时间，又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到拉萨或内地开阔视野。

　　了解完情况后，杜安东打开了话匣子。他先夸奖旦增扎西家里羊肥牛壮，是因为掌握了在草原上生存的“学问”；接着，话锋转到将来孩子走到内地，也必须要具备内地的“学问”。现在西藏实行的15年义务教育免费“三包”政策，就是为掌握这些“学问”铺路的。

　　“今年旦增扎西就要小升初了，需要家长和学校老师的紧密配合，才能不耽误孩子的将来。”杜安东说。他一边说服了家长减轻孩子的家务负担，一边又让孩子放学后到自己家里补习功课。

　　杜安东和曹晓花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藏族学生，得到了学生家长、学校同事等各族群众的高度认可。

　　学生家长次仁顿珠说：“杜老师和曹老师很爱学生，为学生们付出了很多，我们家长非常高兴，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等这些孩子们将来长大后，一定会记得他们有过这样好的汉族老师、汉族‘父母’。”

　　许多学生家长不会说汉语，见到杜安东和曹晓花只能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嘴里反复说着：“嘎衣给更（汉族老师），哑咕嘟（好）！哑咕嘟（好）！”

　　双湖县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邓增曲加说：“他们夫妻俩有不错的学历，在内地也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但他们舍不得双湖的孩子，默默奉献在教育岗位上，播撒民族团结种子，让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了雪域之巅。”

　　“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坚守”

　　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高反让人头疼得厉害，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晚上经常睡不着觉；

　　严冬时节，物资奇缺，一连几个月都只能到吃土豆、白菜和萝卜，物价还是内地的好几倍；

　　没有自来水，只能花钱买3元一桶的桶装水，水还不能马上用，要等沙子、草根沉淀一晚后，才够勉强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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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双湖县的艰苦条件，但杜安东和曹晓花从来没有在电话里对家人提起。“不报忧，是不想让家人担心。尤其是我母亲，怕她受刺激。”杜安东说。

　　早在杜安东读小学时，母亲就检查出患有心脏病。2009年夏天，杜安东在电话里听出母亲精神不好。但他知道，母亲为了省钱，不到病得不行，是舍不得去医院的。终于等到了学校放寒假，杜安东一回到老家，就把母亲接到山东省济宁市附属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

　　起初，母亲还能走动，杜安东就骗她只是感冒，带着她到市里、县里想去的地方转转；后来，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痛，连离开家门都很困难。

　　2010年3月，眼看就要开学了，母亲叫父亲准备了杜安东要带回西藏的罐头、花椒、干菜，又叫姐姐买了他最爱吃的饭菜。一家人坐在桌前，聊起今年庄家的收成好，母亲特别开心，“将来赚到钱，就给三个孩子每人盖栋大房子”，又对杜安东说“你安心去工作吧，别老是担心我”。

　　4月18日中午，杜安东接到母亲打来学校的电话：“儿子，我快要不行了，我只想再看你一眼。”放下电话，杜安东急忙往家里赶。

　　从那曲市双湖县回杜安东的老家需要四天，第一天才走到那曲市班戈县，他就从家人口中得知母亲已经去世了。

　　“娘走得时候，安不安祥？有没有留下遗憾？她辛辛苦苦把我养这么大，我从来没回报过她什么，害得她连儿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在这之前，他还感觉到母亲一定会等着他。这一刻，他唯一的希望都破灭了。

　　按照当地习俗，把母亲安葬在自家地里后，杜安东一个人在房里发呆：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亲人们给他的压力，更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回西藏工作。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天早上，父亲又代替母亲准备了他要带回西藏的罐头、花椒、干菜，姐姐又买了一桌子好菜。这，跟他上次离家时一模一样。

　　“你母亲生前很理解你的工作，临终前嘴里一直念着，要你‘不要伤心，好好工作’。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回到双湖，去教育好那些孩子们，家里的事儿不用担心。”父亲说。

　　杜安东热泪盈眶，拜祭过母亲后，又重新踏上了回藏的路。此后的近10年间，每次回家和离家，杜安东都要去拜祭母亲，跟她聊聊工作上取得的成绩、双湖学生们的进步、妻子和两个儿子的近况。

　　2010年，杜安东和曹晓花生下大儿子杜俊昊，寄养在山东老家，由杜安东的父亲一手带大。去年，小儿子杜俊宇又出生了，交由杜安东的妹妹帮忙照顾。

　　杜俊昊刚上小学时，杜安东只能打电话与儿子联系，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杜安东的父亲不识字，不能指导作业。别的小孩放学回家后1个小时就把作业写完了，而杜俊昊从下午4点写到晚上9点，作业本上还有大片空白。

　　那年回老家，杜安东发现儿子非但成绩不好，还养成了一堆坏毛病：喜欢说谎，把老师布置的试卷和作业藏起来；学会了模仿大人的笔迹，在试卷上代签字。一气之下，杜安东和曹晓花第一次狠狠打了儿子一顿。

　　“爸、妈，班里的同学都有父母在身边关心，而我却没人管。班里有几个同学欺负我，笑我是个野孩子。”儿子边哭边说。杜安东和曹晓花意识到，这些坏毛病的养成，岂能都是儿子的错，也是自己没有尽到做父母责任。他们一家三口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他们的父母在西藏，就注定了与其他同龄孩子不一样。我们做家长的，没能陪伴他们成长，只能弥补一点是一点。”杜安东说。在杜安东和曹晓花的周转房里，没有电视、没有沙发、没有书柜，只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这两年才添置了一台洗衣机。他们每月省吃俭用，剩下的钱都寄回了老家。

　　与两个儿子相隔千里，杜安东就把他们成长的照片用A4纸打印出来，贴在了卧室的墙壁上。许多年过去，墙壁上贴满了两个儿子的照片。

　　2016年，初夏。杜安东像往常一样，在校园里散步。

　　刚刚走进家门，杜安东感到心跳突然加速，紧接着是一阵锥心的剧痛，便失去了知觉……也许过了几分钟，也许更长，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水泥地上。当时，曹晓花不在家里，他缓了一会儿，才自己爬起来。

　　这，已经不是杜安东第一次晕倒了。2013年初，他就时常感到心绞痛，“像是一根针扎在胸口上，有时几分钟扎一下，有时几秒钟就有一次。”杜安东靠着吃药，暂时把病情压了下去。

　　从到双湖工作的第一天起，杜安东就知道高海拔环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双湖县的人均寿命只有58岁，比整个西藏的人均寿命还少了近10岁。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大都患有多血症、心脏病、高血压、痛风等各类高原性疾病。

　　“医生建议我尽快离开高海拔地区，否则随时有猝死的危险。”2015年，双湖县教体局组织教师体检，医院出具诊断的结果为“室性心律伴有心律失常”。体检结果反馈给双湖县中心小学的领导，“你们学校有个老师，身体快不行了，想办法让他调走吧”。就这样，杜安东的病情渐渐在同事间传开了：

　　“从学校的角度，我希望你为双湖的孩子留下；从朋友的角度，我更希望你能考虑自己的身体。”学校党支部书记邓增曲加说。

　　“你们两口子在双湖这么多年，已经是很大贡献了。班里的孩子不用担心，我会安排其他老师顶上。”老校长珠旺加布说。

　　“无论干什么工作，命是最重要的，赶紧调吧。”年轻教师次仁久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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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想往低海拔地区调动的人很多，而真正有机会调离的人却不多。领导、同事一番掏心窝子的话，都是为他着想，令他非常感动。

　　上课铃再次响起，杜安东站上讲台，这也许是他给双湖孩子上的“最后一课”。他努力控制住情绪，仔细看清楚班里每个学生的模样，跟每个学生都说说话：“扎西旺姆，最近学习有什么困难”“罗布，上课要专心一点”“吉宗，还要老师帮你些什么”……

　　2016年10月的一天，杜安东带着学校、医院开具的“不适宜高海拔工作”材料，来到了那曲市教体局。他原以为，办理工作调动怎么也得一个月，这次只是问问情况。没想到的是，局里已经原则上同意了他的调动，还问他有没有意向调动的地方。

　　杜安东犹豫了，脑子里又想起了双湖的那些孩子们，“我再想想……还是不调了。”

　　过了两天，珠旺加布惊讶地看见，杜安东没有调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他又回来了，又拿起课本，走上了讲台。那一刻，珠旺加布既忍不住想骂他几句，心底又满是欣喜和敬意。

　　“条件再艰苦的地方，也要有人坚守。”杜安东说。他在家里装了氧气瓶，不舒服时就吸吸氧；他每年都定期体验，按医生吩咐注意保健；学校特别照顾，尽量不安排他干体力活儿；教职工食堂建成后，他也不用每天搬水做饭了……

　　随着杜安东身体的好转，他们夫妻俩更加坚定要留在双湖工作。

　　“双湖县是一个极高海拔且深度贫困的地区，教育是孩子们的唯一出路。杜安东、曹晓花夫妻坚守讲台十余年，像对待自己亲生孩子一样对待藏族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让老百姓对双湖的教育看到了希望。”双湖县教育局局长巴桑说。

　　“杜安东、曹晓花夫妻克服了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对故乡的思念等重重困难，扎根基层一干就是十余年，是双湖县干部职工的代表。他们为双湖作出的贡献和身上具有的精神，充分体现出了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原则，是我们双湖干部职工学习的榜样。”双湖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建华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这里的孩子一天天成长，将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杜安东说。当一名教师是他从小就有的初心，无论是在双湖或是在其他地方，他都只是履行了一名普通教师的使命而已，从未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不平凡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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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乌云压过天空，大风吹起地上的沙石，高原上就要有一场骤雨。

　　杜安东招呼着操场上的孩子赶紧回到屋内，孩子们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跑向他，就像雏鸟找到了自己的巢。杜安东搂着孩子们，望着窗外，不一会儿，天空就要放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