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正式公布《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和平解放。从此，西藏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并永远地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实现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伟大历史转折。

　　这一天，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开篇之作——中央民族学院藏语班于当日隆重开课（此时中央民族学院尚未正式成立）。我有幸作为该班首批30名学员之一，从此开始学习藏语文和藏族文化，继而从事对藏族学生教学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与西藏和藏族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这种珍贵的情谊，甘之如饴，历久弥新，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

图为开斗山在北京家中阅读《西藏日报》

　　1929年正月，我出生于安徽省桐城县一个普通农户，家里本无力供我上学，仅因我读书好，先是意外地被私塾先生免费收学，后又幸运地被当时的国立小学章校长赏识而破格录取，我这才有机会读书。在战乱中，我勉强读完中学，适逢桐城解放，我经过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仍如饥似渴地坚持学习，终于在1950年夏天考取了当时设在芜湖市的安徽大学中文系。

　　作为农家子弟，我入学后虽然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但在经济上仍十分窘迫。1950年末的一天，我在校园公告栏里看到一则中央民族学院组建招生的海报，中央民族学院免收学费、免费提供食宿、发放被服及津贴费的优厚条件，对我极具吸引力，便立即报名参选。经过严格考核，我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由中共华东局教育部颁发的《中央民族学院录取通知书》，我记得上面还标注有：“学制不定，随时根据国家需要到边疆地区工作。”

　　我们报到的地点是北京市国子监，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批学生只有我们藏语班的30人，大都是在读大学生，其中有6名女生。创设这个班的最初目标，是通过半年左右的藏语培训，让学员们粗通藏语文，配备到进藏部队中担任翻译，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们这个班，配备了高规格的领导干部和师资力量：国家民委派来了红军干部胡佳宾同志担任学院秘书长，主要负责领导藏语班；班主任由著名的回民支队政委白振河同志担任；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季羡林、于道泉、马学良、林耀华、李有义、马约翰等著名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于道泉先生教授藏语，辅导老师是格桑居勉、土登尼玛、洛桑曲珍三位先生。

　　藏语班的生活条件在当时可谓十分优越，国家免费提供全部被装鞋袜和生活用品，伙食是县团级的中灶标准，每月伙食标准15万5千元（旧币，下同），另外每人每月还发3万元的津贴费。我作为贫苦农家子弟，非常珍惜和感恩这种机遇。

　　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一经公布，立即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尤其对我们当天正式开课的藏语班来说，可谓是双喜临门。这天晚上，我们藏语班的师生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沿着国子监周围的雍和宫、北新桥、宽街、交道口、安定门大街游行，热烈欢庆西藏和平解放。斯情斯景，恍如昨日。

　　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开学典礼在国子监小礼堂隆重举行。藏语班女生黄布凡、李佩杰代表学院教职员工，向出席开学典礼的领导敬献了鲜花。

　　“十七条协议”签订，解放军把红旗插到喜马拉雅，中央决定我们这个班暂不进藏，继续完成本科学业。

　　藏语班在国子监学习三个月后，搬到北长街的一处院落，白天就在大院里的核桃树树荫下上课，被同学们戏称为没有校园、没有教室、没有图书馆的“三无大学”。在此期间，有个别同学不太安心学习，胡佳宾同志针对这一苗头，及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经过一年的基础藏语学习后，学院安排全班到当时西康省实习，实习队师生30余人从北京出发，辗转到康定，再由康定骑马进入实习地点康定木雅区的贡嘎寺。贡嘎寺坐落在海拔3800多米的贡嘎山半山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物资供应全靠马队从康定运来，每个月往返一次。尽管如此，我们都能克服各种困难，积极乐观地学习和生活，主动走访藏族群众家庭，除了练习口语，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助民劳动活动，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和科普知识，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营造藏汉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在实习期间，贡嘎山的一草一木和藏族群众的纯朴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触动了我们写作的灵感和激情，我与好友王尧合写了《康藏高原的早晨》《夜宿藏民家》《牧场上的爱情》《扎堆老人的心事》等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海《文汇报》等报刊发表。

　　1953年5月，经过近一年的实习和锻炼，我们满载而归，返回北京继续进行专业学习。1954年夏，我们学完了本科课程，经严格考试，全班30名同学都获得了藏语文专业本科毕业证书，这是新中国高等院校第一次颁发藏语文专业本科毕业文凭，非常值得纪念。全班同学除了2人被抽调到中央部委工作外，28人全部留校，我被分配到预科部，负责教授藏族同学学习汉语，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与藏族学生结下深厚师生情

　　在教学中，我有意识地多使用汉语讲课，尽量要求藏族学生理解和使用汉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当时缺少汉语培训教材，我就到魏公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头天晚上我先读一段原著，并将大意译成藏文，第二天晚自习时先把要学的内容先用汉语讲一遍，训练学生们的汉语听力，再用讲故事的方法教授汉语，使同学们带着兴趣去学，汉语水平提高较快。由于我所带班级学生的汉语成绩好，引起学院及预科部领导的关注，其他老师只带一个班，我后来却带了两个班，每周24节课，工作量非常大。我为了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只能以勤补拙，加班加点工作，认真备课和批改作业，工作紧张却很充实。

　　藏族同学纯朴、热情、善良，对老师特别尊重和虔诚，我在教学过程中，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和友谊。1957年初夏，我得了传染性重感冒，被学校医院隔离治疗。学生们得知我患病，全班到医院看望我，被于佳祥主任阻拦，于主任和同学们说：开老师得的是传染病，必须隔离，不能探视。同学们纷纷说：“我们不怕，我们要看开老师”。同学们没能从门口进入隔离区，就搭起了几组人梯，踩着肩膀爬上高墙，纷纷跳入隔离院内，女生们也和男生一样翻墙入院。同学们见我持续高烧、精神不振，女生先哭了，随后男生们跟着哭起来，我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个班的学生年龄不等，个别人甚至还比我年长，隔离室内哭声一片，个个成了泪人。

　　这些同学毕业回到西藏工作后，仍然十分牵挂我，有的同学每逢新年还专门给我寄来哈达，表达美好的祝愿。藏族同学这种真诚挚朴的情感，让我永生难忘。

　　我从1954年大学毕业起直到“文革”初期，一直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其间一共带过多少藏族同学，已难以统计。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在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藏族民间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明显，风趣幽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我在教学中鼓励同学们结合汉语学习，讲述各自家乡的民间故事，师生们教学相长。我从藏族学生那里了解、采撷到许多珍贵的藏族文化宝藏，由我个人或与王尧、庄晶等联名编译，以诗歌、故事、散文等体裁陆续投给报刊杂志发表，向内地读者宣传丰富多彩的藏族民间文学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因为身体原因，逐步离开了教学一线，转而从事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参与编撰了《格萨尔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等著作，受聘担任《中国文学大辞典（少数民族卷）》编委。

　　我们家的“西藏情结”

　　受我的熏陶和影响，我们全家都有浓郁的西藏情结。我爱人吴碧云1974年响应组织号召，积极报名参加国家机关援藏教师团，在西藏最为艰苦的那曲地区工作了两年，与同事们一起创建了那曲中学，为西藏和那曲地区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受到当地领导和藏族群众的高度赞誉。1982年，她和黄灏先生共同编纂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是当时国内外第一部全面展现仓央嘉措生平、诗作及其研究、评论文章的集著，引起了热烈反响。将近40年过去，黄灏先生和吴碧云都已去世多年，但这部书仍不断被再版和传播。长子作为国家部委援藏干部，两次进藏工作，累计达七年之久，他传承和发扬“老西藏精神”，恪尽职守，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先后荣立三等功和二等功。次子作为环保工作者，为了筹建西藏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多次进藏，努力协调、沟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成拉萨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顺利建成投产，为发展西藏环保产业、打造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贡献了一份力量。

　　我高兴地看到，我的孩子们现在都有了自己的藏族兄弟和亲密朋友，“藏汉一家亲”的理念和行动，在我家会一直传承下去。

　　70年栉风沐雨，70年筚路蓝缕。参加过1951年5月28日中央民族学院欢庆西藏和平解放游行的存世者现已屈指可数，老叟今年九十有二，有幸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沧桑巨变和伟大成就，藏族人民当年在新民歌中对翻身解放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现在都已成为现实：北京金山上的金色光芒普照雪域高原，公路、铁路和飞机航线像无数条圣洁的哈达，把首都北京及祖国内地与西藏紧密地连结起来，西藏各族人民正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康庄大道上……我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为西藏和藏族人民做了一些有益工作，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

　　当前，西藏正和全国各地一样，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完全相信，一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一定会让世界屋脊更加令人神往、更加灿烂辉煌！

　　祝福西藏！祝福藏族人民！扎西德勒！

　　作者简介：

　　开斗山，安徽桐城人，1929年1月出生。1951年5月由安徽大学中文系转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藏语班学习，成为新中国首批藏语文专业本科生。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教授藏族同学学习汉语。副教授，1990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