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西藏班的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喝藏式甜茶庆祝藏历新年和农历春节。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丹臻群佩用了1年时间，寻找35名学生在内地西藏班求学的故事。

　　2020年是内地西藏班政策实行35周年，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藏族大学生想保存一份对内地西藏班真实而珍贵的口述史料。

　　在他寻访到的故事里，第一批走出西藏到内地求学的学生，最年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30多年来，他们中有人回到西藏成为乡村教师，有人在家乡做了基层公务员，有人返乡创业，也有人出国深造……尽管选择殊异，但用丹臻群佩的话来说，“内地西藏班的意义更像是一把火炬，赋予了他们独一无二的精神力量”。

　　对这些少小离家的学子来说，即使远离父母和家乡，地理上的距离并没有拉远他们心灵间的距离，许多人依然惦记着西藏，渴望学成归来为家乡建设出一分力，甚至可以说，越是走出去，这种渴望越是强烈。

　　“你要到内地去学习了”

　　平措罗布是丹臻群佩访谈到的第一届内地西藏班学生。1985年，当14岁的平措罗布收到录取通知时，比他更兴奋的是父母。他们激动地告诉他：“你要到内地去学习了！”

　　对于去内地读书，平措罗布当时并没有深刻的认知。对这个西藏当雄县的藏族孩子而言，内地是杂志和画报上的美好梦想，是有着高楼大厦、火车飞机的异域他乡。最早一批出藏读书的孩子大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那时内地西藏班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但平措罗布的父亲明白儿子离开的意义——这可能意味着一场终身的改变。他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批去内地学习的西藏学生，曾就读于咸阳公学院。为教育好两个孩子，他还把家门背面涂成黑板，教孩子认识汉字。

　　平措罗布出发去重庆西藏中学那天，父母、弟弟和姨妈去机场送他。第一次和家人离别，让他内心升起一股“就像从此以后跟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的悲壮之情，他没敢回头，强忍泪水。

　　这种忧虑并非毫无来由。很长一段时间里，通信是赴内地读书的学生最犯难的问题，许多人一走4年，只能靠书信与家人沟通，邮件最久需半年才能抵达家乡。

　　令丹臻群佩最为震惊的是，一个来自西藏偏远地区的学生，当他初中毕业回到家时，才发现母亲已经去世，此前家人为了让他安心读书，没有写信告诉他，这成为他终身的遗憾。事实上，许多孩子的父母都不识字，只能请他人代笔，收到信再找人念。

　　从当雄到重庆，少年平措罗布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坐火车，虽然忐忑，但他眼中更多的是好奇和兴奋。他这段路程并不算太曲折，在最早开办内地西藏班的十几所学校中，距离最远的是辽阳一中，学生需要坐飞机到成都，再连坐几天几夜火车，从西南奔向东北。

　　当时，来到内地，许多学生首先需要过的是语言关和学习关。为更好地使西藏学生适应内地的学习，内地西藏初中班最初设置的学制为4年，包括1年补习相关小学课程，3年正常的初中学习，教学用语以普通话教学为主，同时开设相应的藏语文课程。即便如此，要让所有学生达到同一学习进度并非易事。平措罗布记得，为了跟上学习进度，宿舍早上6点半开灯，他们常常5点半左右就偷偷起来，到路灯下晨读。

　　“无论去了哪个学校、选择了怎样的道路，在访谈时这些内地西藏班的学生都谈到同一个改变：变得更加独立。”丹臻群佩说，这种独立性一直贯穿选择大学、专业和未来的就业方向中。

　　事实上，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如此独立。有人去内地读书的头一个月，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哭，但没有人愿意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平措罗布曾在初中时因病住院，害怕父母担心，他就和同学串通好，将听来的学校新闻写信回家，营造还在学校的假象。但他最担心的是，“这个学能不能上完”。

　　谈起在内地求学的经历，大家更多的是怀念，比如，他们往往会浓墨重彩地描述所到城市的美食，有人回忆第一次喝可乐感觉“像喝中药一样”，有人爱上了天津狗不理包子和麻花。

　　教育的传承

　　丹臻群佩发现，到内地求学，给这些西藏学生带来的冲击不只是都市的繁华，影响他们更多的是教育环境和理念。

　　1990年，巴桑卓玛跨越大半个中国，从西藏山南来到辽宁，就读于辽阳一中，那时她常常掉眼泪。后来回到西藏当老师，巴桑卓玛深刻地认识到内地西藏班老师对自己的影响，让她笃信，老师对学生的尽心尽责是所有成功教育的基石。

　　如今，巴桑卓玛已是拉萨中学校长，学校里农牧区的学生和偏远地区的孩子很多，且长期住校，平时家长也很少探望，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往往要靠自己解决。这也一度让巴桑卓玛感到压力很大。

　　她想起了自己母校的老师。内地西藏班的老师常自称是“24365部队”，即手机24小时开机、365天待命，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牺牲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开联欢会。为了更好地照顾学生，他们常常舍小家为大家。

　　当年，巴桑卓玛曾和同学集体写信给学校，希望能换掉管理过于严格的班主任。但班主任知道这件事情后，一宿没睡着，回复了一封长信，情真意切地表示自己管得可能过严了，但希望学生可以进步得更多更快些。从那次交流后，巴桑卓玛明白了老师的不易。

　　2016年她特地去了辽阳一中，现任校长正是她当年的老师。她发现，30年过去，这里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程度没有一丝减弱。

　　她问自己的老师，如何能把这种传统一直继承下来？老师的回答是，大家以做好工作为重，不要带过多个人情绪和喜好。

　　回去后，她常对新来的教师说，人生是充满无限可能的，不要觉得从大学出来进入单位，一抬头就看到了天花板。在她的带领下，班主任对班里孩子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学生遇到困难，老师会默默帮助学生直到毕业。学校还会提供奖学金和德育基金支持，推出贫困月捐的计划。

　　如今，她更有信心将拉萨中学越办越好，“这种信心跟我在内地西藏班的学习经历是分不开的”。

　　2001年，当格桑德吉回到故乡西藏墨脱帮辛乡看到当地惨淡的教育环境时，她决定留下来，成为村里第一名大学生乡村教师。

　　当年，这个门巴族女生得知自己考上湖南岳阳一中的内地西藏班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以此改变自己的人生，也改变墨脱父老乡亲的困境。

　　初中毕业时，她曾回过一次家，专门去就读过的小学看看。刚从内地回来眼界大开的她，在家乡小学看到的只有一间木板房、两间教室和疯长的杂草。更令她难过的是，还有许多小孩没上过学。她劝他们要出去读书，而他们的回答是“不敢，不去”。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初中毕业后，她改去师范学院学习，但是她也从未后悔过。“我一个人出来了，但更多的人没有出来。”她希望回到家乡，让更多孩子像她一样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

　　去师范学校读书后，曾有老师问过格桑德吉：“如果以后是去偏远的地方教书，你愿意吗？”她说：“我就是从偏远山区出来的。”有朋友说她傻，劝她“难得从墨脱走出来，为什么还要回去”。但是她没有犹豫，去当地教育局，明确表示希望回到家乡执教。

　　改变乡村教育之路并不轻松。格桑德吉刚到帮辛乡小学时，村里不通公路，没水、没电。5个班只有4名教师，其中两位还是年纪较长的老教师。面对艰苦的教学环境，外地年轻教师来了又走，只有她咬牙坚持下来了。

　　最艰难的还不是环境，而是当地家长对教育的漠视。每年一到开学前，每个老师都要走几十里山路，动员村里年满7岁的小孩来读书。但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上学路上会遇到泥石流，还有的忧心孩子去读书没人在家照顾更小的孩子，甚至会有人直接拒绝：“家里条件苦，我们供不起。”

　　但格桑德吉坚持劝说：“墨脱的小孩如果不上学，将来就跟你们一样辛苦，继续过穷日子，一辈子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读书上学，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付出换来了回报。格桑德吉告诉记者，如今，帮辛乡已没有一个孩子失学。她也从一个青涩的青年教师，成长为小学校长，并获得“最美乡村教师奖”“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

　　她荣获“最美乡村教师奖”的消息在电视上播出时，岳阳一中的老师通过同学问到了她的联系方式，专门打电话来表示祝贺。这让格桑德吉感动极了。

　　为了更好地回来

　　从不懂一句汉语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从只能一笔一画写家书到接通视频即可远程连线；从固定的文化课到有音乐、计算机、体育兴趣班等多种选择……一届届内地西藏班学生的背后都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在丹臻群佩看来，随着时代发展，内地西藏班学生的择业也更加多元。但无论选择了什么，他们都在诠释着内地西藏班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离开西藏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90后藏族女生马艾乃大学毕业后，一度执意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2005年离家去上海读书的她，在浙江大学就读期间曾出国交流过。临近毕业，她没有像许多西藏同学那样直接回去，而是继续在内地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直到有足够的能力为建设家乡添砖加瓦。

　　她先尝试了一家企业的新媒体工作，后来又加入西安一个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创业公司，也慢慢开始关注自己家乡的环境保护情况。

　　让她下定决心回到西藏的，是她亲眼目睹的一个景象——在她的家乡林芝，垃圾填埋场建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白色的塑料袋映衬着蓝天，刺痛了她的眼睛。

　　后来，她在西藏开了一家环保科技公司，专门做垃圾分类工作。

　　创业的第一步是艰难的。她一个人租门店、招员工，跑政府谈合作，还要将环保理念掰开揉碎讲给身边的人听。相关园区建成后，她又开放给中小学生，让他们免费参观，增强环保意识。

　　目前，该项目已被列入当地的“十四五”规划中，“哪怕这个事情只进展到这儿，我都觉得很成功了。”马艾乃说。

　　90后青年白玛次巴也选择了一条同龄人少走的路——做一名西藏偏远地区基层公务员。

　　小时候，有一次父亲带他去乡政府办事，上班时间却找不到办事的人，等了很久才见到，对方还是一副嫌弃的表情，“办件事来回要跑好几趟”，这让他印象深刻，他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状况。

　　高考后，他如愿进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大学期间，他曾去南京一家社区服务中心实习，看到社区阿姨对待居民热情的工作态度，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毕业后，面对南京、拉萨的工作机会，他虽然心里有落差，但依然来到西藏最艰苦的地方之一——那曲市申扎县工作，即使那时当地“连一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冬天需要生火取暖，供电也时有时无”。

　　2019年，为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他到海拔4788米的卡乡德朗村驻村，帮助原来信号不佳的村子争取到一座信号基站，让村民不用再爬上屋顶打电话；还替村民解决水患问题。尽管条件艰苦，但他苦中作乐，还自己打趣说：“我是申扎县驻德朗村的电信营业中心、农行营业所、纠纷调解中心。”

　　2019年10月，德朗村顺利脱贫摘帽。“来这儿真的值了。”得知这一消息，白玛次巴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国家把我们选派到内地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我们回到西藏也应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哪怕微不足道。”

　　相关数据显示，从1984年国家作出“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开办西藏班”的重大决策以来，迄今内地西藏班（含中职班）累计招生14.3万人，向西藏培养输送了5.6万余名中专以上各级各类人才。

　　在成书《共进与赋能——内地西藏班35年35人口述史》的后记中，丹臻群佩这样写道：“一个政策，一本通知书，十二三岁，二十多座城市，三十五年春秋，十几万人……内地西藏班的意义可能已经超过了‘异乡求学’本身，俨然成为几代人共同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