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自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平等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7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和历史性成就。

　　社会制度实现伟大跨越。旧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种制度粗暴践踏人类尊严，严重侵犯基本人权，根本阻碍西藏社会发展，完全背离中国和世界进步潮流。以和平解放为政治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经过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使西藏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现历史性飞跃。同时各级人民政权逐步建立，使过去没有人身权利的百万农奴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平等参与管理西藏事务的权利。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随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制度的伟大跨越。

　　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盘剥，挣扎在死亡线上。和平解放以来，尽管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挑战，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9亿元，到新时代，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0亿元，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2020年，即使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仍达9.6%，居全国首位；旅游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接待国内外游客3505余万人次。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和平解放后，通过民主改革，翻身农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到202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自有住房面积达41.46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3.4平方米，幸福指数大幅提升。2020年，西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了一番。在党的领导下，西藏脱贫攻坚取得伟大成绩。截至2019年底，全区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目前已脱贫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脱贫成果得到进一步巩固。事实说明，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制度一步跨千年，脱贫攻坚让西藏人民生活方式一步跨千年。

　　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平解放为推动西藏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经过70年发展，西藏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现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从1951年至2020年，国家累计投入教育经费2239.65亿元，推动西藏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实行15年公费教育，小学数学课程开课率、中学数理化生课程教学计划完成率、职业技术学校国家目录规定课程开出率等均达到100%，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如期完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0年，西藏已建成区、市（地）、县（区）、乡（镇）、村（居）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博物馆、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活动室等已成为人民群众自发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目前已建立起健全的医疗服务、妇幼保健、疾病防控、藏医藏药等服务体系。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48/10万，婴幼儿死亡率下降到7.6‰，均为历史最低值。人均寿命由1951年的35.5岁增加到2019年的71.1岁。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的公路，和平解放后，逐步建立起涵盖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如今，建制村村村通公路，西藏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1.88万公里。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建成通车，川藏铁路开工建设。昌都邦达、林芝米林、日喀则和平、阿里昆莎等支线机场建成，从雪域高原可以飞赴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目前已经形成以水电为主，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2020年，阿里与藏中电网联网工程正式投运，西藏实现主电网全区覆盖。旧西藏广大农奴毫无社会地位，更无社会保障可言。和平解放后，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目前西藏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立，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文化保护业绩非凡。国家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西藏传统文化，投入巨大人力、财力、物力，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使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得到了弘扬和发展。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受到法律保护。自治区成立以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发布的公告都使用汉藏两种文字。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的大型会议和主要活动中，行文坚持使用汉藏两种文字。司法诉讼活动中，根据藏族诉讼参与人的需要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制作法律文书，保障藏族公民使用藏语言文字诉讼的权利。藏文典籍得到保护和利用。1984年，国家拨款新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和收藏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档案，目前馆藏档案达300多万卷（册、件）。持续支持重要藏文经典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组织对勘出版《中华大藏经》藏文版，抢救整理《格萨尔王传》，出版“先哲遗书”丛书、《中华大典·藏文卷》、“雪域文库”丛书等众多宝贵藏文典籍。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多次组织大规模、有系统的文化遗产普查、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现已调查登记的各类文物点4277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国家重视支持藏医药的传承发展，目前西藏公立藏医医疗机构达44所，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藏医药服务覆盖率分别达到94.4%和42.4%。中央财政斥巨资用于西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以及扶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基地建设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传承和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成绩优异。和平解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筑牢科技文化支撑、加大生态建设投入，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目前，西藏生态系统整体稳定，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生态环境权益不断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国家和西藏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截至2020年，西藏累计投入生态环境领域的资金达814亿元。目前，西藏生态环境持续良好，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12.14%，天然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提高到46.71%，湿地面积达到652.9万公顷，自然保护地占西藏国土面积的38.75%。

　　民族宗教工作成效显著。和平解放后，西藏民族宗教工作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的当天，毛泽东主席就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选举产生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实施。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出台152部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维护各族人民的各项权益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和平解放以来，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信教和不信教群众一视同仁。现有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世居穆斯林群众12000余人，天主教堂1座，信徒700余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传统得到尊重，截至2020年，已有92位新转世活佛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得到批准和认定。各种宗教活动正常开展，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萨噶达瓦节、拉萨祈愿大法会、马年转冈底斯山、羊年转纳木错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丰富多彩。国务院先后公布布达拉宫、大昭寺、甘丹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桑耶寺等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斥巨资和大量珠宝、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先后多次大规模维修布达拉宫、甘丹寺、大昭寺、白居寺、扎什伦布寺、桑耶寺等重要宗教场所。不断加强对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在国家鼎力支持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对勘版本最全、对勘最为系统、最具权威的《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版对勘出版工作，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共4842部，又分为《甘珠尔》对勘本108册，《丹珠尔》对勘本124册。宗教文化保护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岁月如歌，高原壮阔。纵观和平解放后70年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人民意气风发，奋进如歌，书写了当代西藏发展史上超越梦想的壮美诗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了磅礴力量。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没有和平解放，就没有壮阔蓬勃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就没有西藏人民幸福美好的今天。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制定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新形势下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绘就了西藏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西藏的发展前景将更加辉煌壮丽。

　　（作者：郑堆，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