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百年来，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指明前进方向，对做好考古工作、历史研究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出更高要求。

　　百年之际，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入回顾中国考古百年历程和成就，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组织开展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举行。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一、遗址基本情况，学术成果及意义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市卡若区，海拔3600-3800米，距今5500至4400年间，可分为早（5500-4700BP）、中（4700-4300BP）、晚（4300BP以后）三期，是新石器时代的一处重要遗址。该遗址最早发现于1977年，文化层堆积厚度达到100-160厘米，是西藏史前遗址中罕见的、堆积保存较为完整的遗址。遗址内发现有石砌建筑遗迹，是一处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

　　陶器以夹砂、手制陶为主，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以小平底为典型特征。

　　卡若遗址出土的石器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从打制而成的刮削器、砍斫器、切割器的单向打制技术看，它与中国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有相似处；细石器的技术特征在西藏境内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统一性，且这类细石器技术明显带有北方民族风格，与黑龙江昂昂溪，内蒙古富河沟门，青海西宁住家寨相似。磨制的长条形石斧、石锛、半月形石刀组合，则体现出卡若遗址与西南地区一致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卡若遗址中磨制石器，仅磨刃部的做法又与黄河中、上游新石器文化有联系，如盘状敲砸器与甘肃大何庄、秦魏家起价文化遗存墓地出土相似；有肩石斧与甘肃四坝滩、永靖大何庄遗址、酒泉下河清马厂类型遗址出土类似。

　　从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猪骨和投掷石球，说明卡若拥有农业和畜牧业共同发展的生产经济方式。

　　卡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体现出了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甘肃西部、青海西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

　　卡若遗址是西藏考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多家考古机构、高校联合开展工作，共同进行发现、发掘、研究工作的一处重要史前遗址，是西藏考古、中国考古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拓展的体现。

　　在1977年，该遗址被发现时，就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它向大家揭示了西藏距今5000-4000年前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线索。比较完整的勾勒出，当时在藏东生活的人群，有着怎样的生活方式，用着怎样的生产、生活工具，住在什么样的房屋中。

　　卡若遗址发现至今，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它是研究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征、划分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区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生业模式的重要遗址之一。

　　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情况

　　对于卡若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利用，可以追溯到1983年，当时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西藏文化局局长的雪康·土登尼玛派西藏文管会的丹增曲扎、小尼玛和侯石柱，前往昌都地委，要求水泥厂炼水泥取土时一定不要破坏卡若文化层，还提出水泥厂一定要搬迁，今日水泥厂早已搬迁。1978年、1979年两次发掘后，对卡若遗址进行了保护性掩埋。

　　为了更好的保护卡若古文化遗址，昌都原地委、行署及市委、市政府及自治区文物局对遗址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1978对遗址上方的水泥厂原厂区实施了搬迁，先后于1996年和2004年在遗址核心地带、分布范围及保护范围修建围墙进行全面保护；2007年又投入150万元专项资金拆除遗址内非保护建筑物，为顺利实施卡若遗址保护建设项目奠定了坚实基础。2007年自治区文物局委托北京古建筑研究所编制遗址保护规划，通过多次修改完善，《卡若遗址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并于2014年上报国家文物局待审批，规划年限从2007至2026年，总投资近1300万；同时，以《卡若遗址保护规划》为依据，委托具备资质的西藏圣益建筑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卡若遗址公园设计方案》并通过自治区及国家文物局审批。于2015年11月30日正式启动了卡若遗址公园第一期工程（含土石方工程），总投资486.9万元，工程于2016年3月1日顺利竣工。遗址公园（二期）工程项目总投资为1705.3万元，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遗址内全覆盖绿化（面积：4.2万平方米）、种植树木、遗址内电气线路、给水设备的铺设安装、太阳能路灯及附属设施建设。该工程于2018年年底竣工。遗址公园（三期）工程项目总投资为735.8万元，建设内容为遗址内道路硬化、场景复原及附属设施、旧房改造等。

　　因涉及到地下遗迹和文物，卡若遗址内的展示仅局限于地面展板及场景复原。例如：居住面用土垫平，然后夯实，房屋中央用小石头围砌成炉灶（生火），室内一角用土夯一层高10CM左右的土块，上面摆放几件陶罐。房屋外面放置两个假人做制作陶器状。三座房屋中间制作假人做狩猎状。

　　炉灶摆放两个假人（其中一男一女，女性手持骨针及动物皮革做缝纫式，男性手握石器做打砸式），室内一角用土夯一层高10CM、长30-40CM左右的土块，上面摆放兽皮或动物毛或陶器，房屋东北角摆放一大型陶罐。进门处摆放一石板。

 
卡若遗址场景复原

　　三、考古发掘过程

　　卡若遗址最早是于1977年昌都水泥厂施工时发现的；1978年西藏文管会同四川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共同做了第一次清理；1979年西藏文管会同中国社科院、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做了第二次发掘。2002年，由四川大学、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2012年，四川大学、昌都市文物局联合对卡若遗址做了第四次考古发掘。

　　1977年４月，西藏文管会派出－个“文物征集小组”到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住在地区文化局安排的招待所里。在昌都镇东南约１２公里的澜沧江边的水泥厂，因扩建厂房挖地基，挖出了一些东西，一看就不是现在人用过的，其中还有些玉石一般的东西，制作得十分精致。一天晚上，水泥厂放电影，电影名字叫《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银幕上的一些出土文物和水泥厂出土的东西很像，于是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第二天是星期天，厂里有汽车到昌都拉东西，几个好奇的工人带上出土的东西搭车去了昌都，找到地区文化局。仁青次仁、欧朝贵、索朗旺堆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又详细问了出土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二天一早，仁青等三人放下手头工作，来到水泥厂建筑工地。他们选择了一个地方，挖了条１米宽５米长的“探沟”，又出土了一些文物。他们三人介绍得很带劲，大家听得和看得也很认真。大家在思考：西藏第一个重要考古发现可能即将问世。经过热烈讨论，文管会领导当场决定，由冷健起草报告，上报自治区革委会及国家文物局，请求批准，在卡若进行考古发掘。

　　1978年５—９月，西藏组织考古队对卡若遗址进行试掘，这支发掘队伍中有的工作人员，可以说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有西北大学、川大、吉大、北大等名牌大学考古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是试掘，只发掘了230平方米，出土遗迹和遗物很多,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挖出了5座房子。当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郭锡兰，西藏军区司令员郄晋武和昌都地委书记张增文等许多领导都纷纷亲临工地视察，新华社、西藏日报等媒体也不远千里来采访。

　　1978年试掘一炮打响，所以在年底，西藏文管会书记刘平修和侯石柱带队，索朗旺堆、冷健、张文生、更堆、小旺堆共计七人，到内地进行汇报、交流和寻求支援卡若遗址进一步工作的工作开展。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题汇报会时，夏鼐、苏秉琦、安志敏、佟柱臣、石兴邦等考古界一流学者都参会听取了汇报。

　　1979年夏天，对卡若遗址的发掘，是当时西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工作从5月5日开始到8月30日结束，共挖掘面积1570平方米，其中500平方米已被水泥厂扩建厂房时挖掉，为“空方”（没有任何遗迹和遗物），实际发掘面积1070平方米。出土文物数以万计，还出大量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植物标本中，最主要发现是粟类植物，即小米。动物骨骼中有一种是家猪骨骼。出土建筑遗迹有房屋、烧灶、灰坑、道路、祭坛等，其中房屋就多达28座。

 
发现石砌建筑遗迹

　　四、重要出土文物及简要介绍

　　刮削器：平柄端刮器是刮削器中数量最多的类型，也是卡若遗址中所有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型。体较短，将石片较厚的一端加工成柄部，对应的圆弧为端刃。如标本T55②：53，黑色细砂岩，先在砾石上修整成需要的形状，然后再沿其边缘，从劈裂面向背面做精细的压剥，形成锯齿状的圆形端刃。

　　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细石核、细石叶、细石器。

　　细石核，总体数量不多，有船底形石核、楔形石核、锥状石核、柱状石核、龟背状石核。以楔形石核为例子，体高而窄，台面略呈圆形或椭圆形，底缘均较锐利。如标本F5:254，是细石核中最大的一个，燧石质，呈规整的楔形，其中一端侧有条状疤痕，另一侧缘和底缘均系用交互法压制而成。

　　石刀是卡若遗址中磨制石器中最主要的器型之一。标本F19：27，板岩，半月形石刀，单孔，孔由两面对钻。

 
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

　　双腹罐。标本F17：103，夹细砂黄褐陶，喇叭口，宽唇，折沿，直颈，斜平肩，腹部分袋形双体，中档相连，下腹壁向内曲收呈假圈足，颈肩各饰一对竖直的带孔器纽。器表饰划纹和黑色彩绘，颈部有一圈双勾带纹。双体的纹饰各部相同。一体是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线外饰彩；另一体则以双勾菱形为主，然后在菱形纹内外均施彩。

　　五、考古报告，学术著作及其出版情况

　　1985年时，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一起编写了《昌都卡若》的发掘报告，在文物出版社印刷。

　　霍巍1993年在《中国藏学》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若遗址的论文：《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

　　汤惠生2014年时，在《藏学学刊》第1期上发表了有关卡若遗址在内的西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讨论文章《再论卡若、曲贡等西藏史前遗址相关问题》。

　　2019年，侯石柱在《中国西藏》第1期上发表了《卡若考古四十年祭》，对卡若遗址的发掘过程做了回顾。

　　六、卡若遗址考古工作中的重要人物

　　卡若遗址的发现是一个震惊中外的西藏考古里程碑。1977年4月，昌都水泥厂出土地下文物时，恰好作为西藏文管会派出的“文物征集小组”成员的仁青次仁、欧朝贵、索朗旺堆在昌都征集革命文物，他们看了水泥厂工人带来的东西，又详细问了出土情况，根据他们的知识，初步断定可能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仁青次仁，藏族，当时西藏文管会业务科科长，1975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是第一位考古专业的西藏人；欧朝贵，汉族，业务科干部，1964年中央民院西藏历史系毕业；索朗旺堆，业务科干部，1977年刚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们三位回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专门做了一个“卡若遗址发现汇报会”。仁青，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局长；索朗旺堆成为了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主任，主持全区文物普查，主编出版一系列文物志丛书，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考古学家。

　　1978年西藏组织卡若遗址发掘队，队长由西藏文管会副主任甲央担任，队员有索朗旺堆、张文生、更堆、小旺堆，另外，四川省博物馆协助发掘的还有陈显双、张才俊两位先生。在发掘快要结束时，西藏文化局的侯石柱陪国家文物局黄景略也参加了最后阶段的发掘。这支队伍中有藏族、汉族，都是西藏第一代考古人员。

　　甲央，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院，后来成为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局长；更堆，197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后来也成为了一名西藏考古学家。

　　1979年夏，西藏文管会成立了以书记刘平修为队长的考古队，顾问石兴邦，副队长童恩正和甲央，秘书侯石柱，总记录冷健。队员:索朗旺堆、更堆、小旺堆、徐明、李虹、邓克平、冉光瑜、王东元、邱宣充等，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12名学生。石兴邦，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五虎上将”之一，我国老一辈著名考古学家，当时就已经主持过我国西安半坡遗址、秦始皇兵马俑等多处大型考古发掘工地。童恩正，四川大学讲师，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和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古泪今痕》就是在卡若遗址发掘时创作的。邱宣充，云南省博物馆专家，后来成为了西南赫赫有名的民族考古学家。

　　1980年，《昌都卡若》报告编写组成立。由西藏文管会、西藏文化局和四川大学人员构成。西藏文管会有冷健、索朗旺堆；西藏文化局有侯石柱；四川大学有童恩正、王东元，共计五人。童恩正对于卡若遗址报告的编写与研究，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卡若遗址考古队合照

　　来源：《西藏文物》下半年刊 总第五十一期执笔：何伟编辑：拉姆次仁复审：夏格旺堆终审：李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