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从2019年开始，我们开设了“我在现场”栏目，以新华社记者“沉下心、俯下身、融入情”的珍贵采访经历为内容，讲述他们在重大新闻事件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想。

　　2022年，他们践行“四力”，从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赛场到神舟飞船发射和回收的现场；从乡村振兴大潮中的山村农户到登顶珠峰的普通牧民；从守边护边数十年的母子到泸定地震中的“汶川哥哥”；从珍贵文物的考古挖掘现场到“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工地……

　　他们凝固新闻的瞬间，记录历史。

　　从2023年1月1日起，“我在现场”栏目陆续播发多位新华社摄影记者在2022年的精品力作和照片背后的故事。希望他们的作品和讲述，能带给您希望与力量。

　　2022年，是我在西藏工作的第四个年头。在倏忽而逝的时间，我以个体的视角，用影像记录、观察和展示着人与山之间紧密又多样的联系，尽可能地在历史的切片上涂下虽然微不足道却带有我独特印记的一笔。

扎西宗乡的农人在田里劳作（2022年5月10日摄）。

　　对游客而言，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是“网红”打卡地，是诗和远方。但对于世世代代在珠峰脚下的村民们来说，“抬头看珠峰、低头做农活”的平淡与忙碌，才是他们与珠峰相伴的日常。

　　生活在珠峰脚下的人，很多人的人生际遇都拜山所赐。即使都曾向山而行，在海拔最高的地方看过风光，在他们下山之后，人生也会走向不同的方向。

落日余晖洒在珠峰上，扎西宗乡慢慢沉睡（2022年5月10日摄）。

　　傍晚时分，红日西沉，从扎西宗乡巴松村向南望去，群山已然沉睡，珠峰巍峨的山体却仍映照在夕阳的余晖里。坐在多吉家经营的牛头旅馆里，透过窗户，便能欣赏天光的最后一抹暖色。

　　在距离珠峰最近的行政乡——定日县扎西宗乡，多吉家的老宅是乡里最早开起来的藏式民宿。2019年4月，我初次来到珠峰，住的便是这座位于巴松村的两层小楼。当时，他家只有开阔房间里的大通铺，住在这儿的游客多是和衣而眠。在海拔4200米的低温里，牛粪炉子熄灭后的余温并不足以温暖整个夜晚。尽管条件简陋，但在当时，这家经过数次改造的牛头旅馆已是村里最好的住宿地了。

多吉家的老宅里供游客居住的房间（2019年4月25日摄）。

　　我认识多吉时，他已经“退休”，经营旅馆的重任交给了他的儿子次仁格旦，在自家旅馆里弹琴、喝酒、唱歌，才是多吉最爱做的事。但在上世纪90年代，多吉却是为登山者运送物资的本地背夫。海拔6500米的营地，多吉年年都要跑好几趟。

多吉在新开业的牛头旅馆里，为客人们弹奏扎念琴（2022年5月10日摄）。

　　当时，整个乡里都没有一家旅馆，在登山者下撤休整时，多吉就把他们带到家里，让他们睡床，自己和家人则在客厅里打地铺。很难想象，这个到现在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大爷，当年是怎么和那些登山者沟通的。但不管怎样，他家的“牛头旅馆”便从接待登山爱好者开始正式营业。

巴松村沿街有不少民宿和旅馆（2022年5月11日摄）。

　　随着登山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多吉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后来，他专心地去做生意，也成功带动了当地村民。巴松村的家庭旅馆纷纷兴起，旅游业收入成为村民们重要的增收途径。

次仁格旦正在为客人办理入住手续（2022年5月10日摄）。

　　今年已经59岁的多吉，生活十分惬意。家里家外，儿子次仁格旦就像他当年那样脑筋活络。为保住“村里最好旅馆”的地位，次仁格旦做出了不少努力：他在二楼搭了梯子，把屋顶变成珠峰观景台；在晚上游客用餐时开启表演模式，弹唱扎念琴；在年节时，他还组织起村里人，和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起合跳起锅庄舞。

巴松村的群众和游客一起跳锅庄舞迎新春（2020年1月20日摄）。

　　但是次仁格旦并不满足，刚认识他时，他会花很长时间跟我们讲他对未来的设想。这让他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同乡们格外不同。在他看来，游客对居住条件的要求只会越来越高，要想留住客人，扩大利润，仅靠条件简陋的藏式民宿是不够的。

次仁格旦的妻子央宗正在收拾客房（2022年5月10日摄）。

　　于是，这个小家庭投资了500万，在老宅不远处建设了一座三层小楼，里面有淋浴、无线网和标准的酒店用床。新开张的牛头旅馆又一次在全村拔尖。

　　这一家人，永远在做珠峰脚下的弄潮儿。

多吉家的老宅是一栋两层的藏式小楼（2019年4月7日摄）。

多吉一家在新开业的牛头旅馆前合影留念（2022年5月10日摄）。

　　同样曾上山当背夫的格桑，选择了另一条路：和登山爱好者一起登顶珠峰。

　　格桑今年60岁，家在巴松村西南方向约二十公里的藏普村，是中国境内离珠峰最近的行政村。

　　一个从未受过相关训练的牧民登顶珠峰，听起来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现在从中国一侧的北坡申请攀登珠峰，需要满足更多的资质要求：登山者不仅要由专业向导带领，还要至少登顶过一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雪山。而格桑，显然不符合这些条件。

格桑向记者展示自己的珠峰登顶证书（2020年1月21日摄）。

　　然而，在格桑当背夫的年代，珠峰中国一侧的商业攀登市场完全由国外公司占据，现在已经成熟的登山管理模式，在当时尚未成型。

　　2001年，新西兰人罗塞尔的登山团队临时需要一个登顶背夫，格桑因为身体素质好，一下就被选中。只学了如何穿戴冰爪的格桑。就这样懵懵懂懂又战战兢兢地登了顶。

　　后来，随着中国高海拔登山管理日趋严格，普通村民最多只被允许登珠峰海拔6500米的高度运输物资、清理垃圾，以更安全的方式获得收入。

　　格桑（中间穿蓝色羽绒服者）和其他村民一起商议将光纤运送到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的方法（2020年4月15日摄）。2020珠峰高程测量期间，为保障峰顶信号质量，网络运营商需要将光纤铺设至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格桑和其他村民一起，承担起运输光纤的任务。

　　曾登临顶峰的格桑，又做回了牧民。

　　和下了山后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多吉不同，格桑传奇的经历，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本质的改变。格桑并没有出名，在他看来，登顶的经历除了能证明自己身体好，也说不出其他意义。登顶照片搬家的时候就找不到了，除了一张登顶证书，还留下的纪念品，就是“冬天放牧时穿着暖和的连体羽绒服”。

格桑在展示自己登顶时穿过的连体羽绒服（2020年1月22日摄）。

　　和这个牧业村的其他人一样，格桑后来几乎常年住在牧场。由于藏普村海拔更高，条件更为艰苦，旅游业也不适合在这里发展。很多游客根本注意不到，在通往珠峰旅游大本营的公路旁，还藏着一个以放牧为生的村庄。

　　但珠峰与格桑生活的关系依旧紧密，因为珠峰东坡丰美的草场，养育了他家里的牛羊。

藏普村的牧民挥舞着“古尔朵”驱赶羊群（2022年5月13日摄）。

　　格桑的经历，是中国珠峰登山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所产生的“绝唱”。受限于时代，他和多吉都没有成为登山家。在中国登山史上留名的，是下一代的年轻人。

　　西藏登山队攀岩队队长德庆欧珠，出生在扎西宗乡托桑林村。初中毕业那年，他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学习成绩，被西藏登山学校录取（现为“西藏拉萨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学校”），成长为中国最早的专业高山向导之一。

德庆欧珠（右）在珠峰海拔6000米左右的绒布冰川冰塔林间徒步（2019年5月21日摄）。

　　2008年，他参加了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活动。同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招收高水平登山运动员，德庆欧珠入学就读，先后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校期间，他还登顶了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到达过南北极点。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成功登顶珠峰，德庆欧珠（右五）与队友在峰顶展示中国国旗、奥运五环旗和北京奥运会会徽旗。（资料照片）

　　德庆欧珠的人生并非个例，越来越多扎西宗乡的孩子，真的将山做成了自己的事业，也真的通过山而走出了山，走向了世界。

　　珠峰脚下的人们，仰仗着山生活。因珠峰而纷至沓来的游客，让村民吃上旅游饭；珠峰绒布冰川上融化的雪水，汇聚成流经扎西宗乡15个村子的扎嘎曲，滋养着岸边的土地；被丰美草场养育的牦牛，又成为驮运物资的工具，为登山者服务；而登山本身，也成为山脚下人们的新职业。

2022年5月1日拍摄的珠穆朗玛峰。

　　人受了山的馈赠，山受了人的爱护。

　　珠穆朗玛峰所在的青藏高原，号称“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60多年来，中国科学家在珠峰地区开展了6次大型综合科考。只有了解珠峰，破解更多珠峰之谜，才能更好保护这一方净土。

“巅峰使命”珠峰科考营地（2022年5月1日摄）。

　　2020年5月，在“巅峰使命”珠峰科考中，德庆欧珠带领的登顶小组科考队员，不仅架设了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还成功获取了珠峰峰顶的冰雪样品。这是我国珠峰科考首次突破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也是德庆欧珠第五次登顶珠峰。

德庆欧珠和队友安全返回珠峰大本营（2022年5月4日摄）。

　　登顶之外，科考队员佩戴设备在海拔6000米处徒步穿梭，以探寻高原反应对人体的影响；利用专业无人机和3D激光扫描仪对冰川全面“体检”；用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以创纪录的升空高度完成科学观测……

“极目一号”Ⅲ型浮空艇在发放场地准备升空（2022年5月15日摄）。

　　相比于登山者德庆欧珠在山尖的拼搏，拉巴次仁的生活则更安稳。

　　天气转暖，珠峰脚下显露出一抹绿色。流经扎西宗乡的扎嘎曲河，绿树吐出新芽，马儿在湿地里悠闲吃草。

马儿在扎西宗乡的湿地里吃草（2022年5月11日摄）。

　　今年50岁的拉巴次仁，就在珠峰脚下守护生灵。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了28年的他，因曾为登山队联系当地牦牛队运输物资，被人称为“牦司令”。

　　“牦司令”现在是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定日管理分局珠峰大本营管理站的站长，在珠峰地区巡逻，与野生动物相伴便是他的日常。

拉巴次仁准备驾驶巡护车去巡逻（2020年5月15日摄）。

　　20世纪90年代初，“牦司令”还曾与偷猎分子狭路相逢。那个年代，群众的环保意识不强，有人觉得野生动物就跟自家牲畜一样，肉能吃皮毛能贩卖，所以那时“动物见人都躲着走”。

　　1994年，珠峰保护区升级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对珠峰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之后，“牦司令”开始走村串户，向珠峰脚下的村民讲解什么是国家级保护动物，滥杀保护动物会受到什么惩罚，野生动物少了对生态系统有什么破坏等。

在珠峰大本营拍摄的一只藏雪鸡（2022年5月8日摄）。

　　像珠峰大本营一样的管理站，珠峰保护区内共有20个，平均每个管护站配备10名管护队员。据统计，到2021年底，珠峰保护区森林面积超过55000公顷，保护区陆生野生脊椎动物超过490种。

日落时分的珠峰（2022年5月10日摄）。

　　山依旧，爱也依旧，刚在身后，又到前头。与山共生的人，在珠峰边兜兜转转，故事还在继续。我在现场，我的镜头将继续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