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1997北京藏学讨论会”于8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这是继1986年拉萨藏学讨论会和199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后，我国举办的第三次规模较大的藏学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俄罗斯、英国、印度、美国、瑞士、澳大利亚、尼泊尔、日本、新西兰、德国、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13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其中中国学者113人，分别来自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宁夏、台湾等省（区、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列席会议的有50余人。会议收到学术论文100余篇。

　　本次藏学讨论会的宗旨在于体现西藏近年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发展情况，展示国内外学者在藏学研究方面的新成果。通过学术上的交流，达到增进了解，密切联系，取长补短，共同商讨，增进友谊，合力推进藏学研究事业健康、深入发展的目的。会议研讨内容广泛，涉及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经济、法律、历史、文物考古、宗教、语言、文学、教育、文化、艺术、文献、出版、藏医、地理等方面。为便于学者的相互交流，除大会讨论外，还分社会经济、历史、宗教、语言、文化五个小组，使研究方向相近的学者能就共同感兴趣的论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下面分别介绍。

　　社 会 经 济

　　学者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角度探讨了西藏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以确凿的数据和精辟的分析反映出1951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社会经济方面产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西藏人民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善。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就西藏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西藏自治区农牧开发办公室白涛副研究员（藏族）的论文《西藏农牧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通过对西藏农牧业和农村经济的资源基础、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以及前景的全面介绍和分析，认为：农牧业和农村经济在西藏经济的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藏农牧业和农村经济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不但基本解决了西藏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为西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文章还从不同角度阐述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民族自决权。文章特别指出：西藏农村经济要实现超常规发展，离不开中央政府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投资倾斜以及全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余振的《中央财政补贴与西藏发展》一文同样认为西藏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央长期稳定的财政补贴。文章从中央与西藏的财政关系这一角度出发，分四个时期分析了1951年以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助及其与西藏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西藏民主改革以及先进社会制度的建立，改变了西藏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了西藏现代化的进程。西藏财政支出结构从政治性财政到经济建设性财政的变迁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同时就西藏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及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由于西藏落后的经济水平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西藏的财政经济将长期面临如何提高财政自给率的难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仍需要中央财政供给型的财政模式，因而不能轻易否定“输血”发展模式。维护和加强中央与西藏的政治关系，加强中央与西藏的纵向经济联系、西藏与其他省市区的横向经济合作，是西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是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英国牛津大学克拉克（Graham E.Clarke）教授则通过对当雄牧区的个案研究探讨西藏传统畜牧业的变迁，着重研究市场经济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拉萨市牧区社会经济变迁与环境》）。文章通过对当雄县定性分析、行政特性的叙述和入户个案研究介绍了对该地区的社会及环境变迁产生影响的因素，并概述了加强农产品生产、减少季节性移牧的进程及政府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作者指出：经济的发展是受当地人欢迎的，但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效应如沿路部分定居和农产品的增加导致的过度放牧开采以及地方化牧业及土地占有的转变等问题值得人们重视，应注重以当地生物量为基础的能源发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马加力副研究员同样注意到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但他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的。他认为西藏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于藏族人口聚居程度高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地区来说，具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经济可行性和环境迫切性（《西藏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南希·列文（Nancy E.Levine）教授和四川省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涛均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藏区农牧区的发展道路。南希·列文的《家庭结构与经济战略：色达县游牧部落的牧民》首先概述了四川省色达县Yarlung、Khanleb、Serkhog三地的家庭组织和婚姻体系，然后揭示了影响被调查牧民的牲畜拥有量和结构组成的各种因素：牧民家庭成员的组成、劳动人口数和非劳动人口数的比例、家庭的发展阶段以及现代经济模式等。作者同时也认为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牧民牲畜拥有量差异的存在，还有诸如个人的经验、劳动的愿望等不太容易量化的因素。李涛通过对拉萨、泽当两地城镇辐射功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等)的比较，分析了西藏农村城市化发展道路，提出在人少地多的民族地区，应选择非均衡发展战略，即集中资金率先在一些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一江两河流域），以集聚效益为主，实行据点式和轴化开发，形成几个较大的中心城镇网，以促成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出现，走具有民族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西藏农村城市化》）。

　　新旧社会形态的比较研究也许更能反映出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王晓义教授提出：西藏封建农奴制在历史上的存在和以后的覆灭，都有其必然的历史根据，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存在与覆灭的历史根据》）。他指出，西藏到20世纪50年代初仍是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而在50年代中期走向工业社会的历史潮流中，曾经适应于自然经济农业的生产水平的封建农奴制再也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尽管中央政府曾规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不进行改革，但历史还是通过若干偶然因素实现了必然的规律。

　　关于藏族社会、经济的研究文章还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Chie Nakane）的《西藏的社会结构》、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办编辑林温·白玛格桑（藏族）的《从西藏世袭贵族的来源和发展看西藏社会的几点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张江华研究员（藏族）的《西藏非庄园制经济的再认识——与西双版纳傣族领主经济和农村公社的比较》等。

　　另有两篇文章涉及甘肃藏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周大鸣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夏河县族群的历史关系、族群界限，并根据个案的分析透视当代的族群关系（《略论夏河族群与族群关系》）。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洲塔副研究员（藏族）则就甘肃藏族部落的建置沿革及演化过程进行了探讨，指出甘肃藏族部落的建置沿革及演化过程具有时间久远、点多面宽，与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交错杂居、交往密切的特点（《试论甘肃藏族部落建置中的一些特点》）。

　　历 史

　　历史研究历来是藏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会者中历史组的学者达30余人，提交论文28篇，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吐蕃（10世纪以前）、清代藏族和近代西藏方面。下面我们分几个专题进行介绍。

　　总论方面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吕秋文教授的《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隶属关系促成之原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常凤玄特约研究员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达赖喇嘛》，各具特色，共同点是以确凿的史料和精辟的分析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吕秋文的文章就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隶属关系形成之背景、过程、因素及原因进行了探讨。关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隶属关系的形成，一般都从中原历代王朝对西藏所采取的措施来分析，而吕文则独辟蹊径，以西藏本身的需要来分析西藏地方与中原政治隶属关系形成的原因。文章着重探讨了两者关系形成的因素，认为西藏对元朝政治力量表示积极的迎合与依附、西藏世俗政治机构之弱化和世俗武装力量之弱化系两者关系形成的三个重要因素；又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简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治隶属关系形成的原因，并就此得出结论：“一旦遇到外敌的入侵，内部的暴乱，西藏各教派与地方势力，莫不借中央的力量予以解决与摆平。西藏与中央政治隶属关系，久而久之，自然因此而形成。更重要的，这种关系之促成，主要来自西藏各教派与地方势力，为了本身势力之生存与发展，既得利益之维护，各教派间权利之平衡，都自动自发地竞以依附中央为荣”。

　　常凤玄研究员在《政教合一制度及达赖喇嘛》一文中指出，它们既具有地方、民族的背景，更具有祖国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背景，二者息息相关，不能偏割。他认为：西藏封建割据局面派生出了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要听命于中央政权的管理，尽管历朝管理的方式不同，但并不是单纯地置于某一教派之下任其指点。达赖喇嘛既不是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教皇，又不是受中央正式册封的僧王，直到清朝册封第五辈罗桑嘉措以达赖喇嘛，才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生联系，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是清朝中央封授的。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有过一段不正常的政治局面，但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的畸形状态。我们如果把这段时间所发生的问题与祖国和中华民族联系起来认识，就不难看出，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地方随着全国成为世界列强分割的主要目标，正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状态。这是历史事实，无论怎样蓄意歪曲也是改变不了的。

　　近代史方面

　　西藏近代史仍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会议收到的论文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伍昆明研究员的《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副教授的《论民国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理嬗变》，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副教授胡岩的《所谓“宗主权”与近代以来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等。

　　伍昆明研究员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英国企图分裂中国西藏的新政策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是妄图“改变西藏的政治地位”，即想把西藏变成所谓“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国，而实际则为英国的附庸。第二是图谋鲸吞与印度北部阿萨姆边界接壤的西藏门隅、珞瑜和察隅等广大地区。随着西姆拉会议的破产，英国的这一“新政策”也遭到彻底失败。伍文充分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英国确曾有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所谓的“宗主权”只是想借名称的差别偷梁换柱。

　　胡岩认为，考察英帝在西藏问题上使用“宗主权”这一概念的全过程，有助于了解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该文利用中英文材料详细阐述了英国在近代侵略我国西藏的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作者认为，英国侵略西藏所采取的政策比较特殊：这就是并不直接占领西藏全境变西藏为英国的殖民地，而要变西藏为英国独占的势力范围，使其脱离中国，与中国中央政府处于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成为一个缓冲国。同样，出于帝国主义全球利益的考虑，英国政府从未认真地把支持xizangduli作为自己的政策，更不欲为此而承担任何责任。

　　清代西藏方面

　　清代西藏历来是学者们的关注点，有关材料也十分丰富，此次提交的有关论文中以人物研究居多，其他还涉及中外民族关系、清代对藏区的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张羽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指出：驻藏大臣是主持藏政而非监督藏政；驻藏大臣的权力高于达赖。他的《驻藏大臣地位和职权的历史考察》一文通过对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政治地位和职权的比较、分析、考察，以及对《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嘉庆）大清会典》中驻藏大臣职掌的比较研究，认为驻藏大臣既是“钦差”，又是西藏地方行政长官，其法定地位和职权即总揽事权、主持藏政，即使到清末，其权力虽有所削弱，但其法律地位和职权并没有改变。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李若虹的《对策拔克受贿案的再探讨》则是对驻藏大臣的个案研究。她通过对汉藏文文献，尤其是新近出版的《多仁班智达传——噶锡家族记实》（汤池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研究，指出策拔克（清嘉庆时期）的革职并不是受多仁父子的贿赂使敏珠尔（丹津班珠尔之子）进入噶厦而引起清政府的不满造成的，他的革职是出于与此事相关的其他因素（如驻藏大臣间的勾心斗角及西藏地方官员间的冲突等）。

　　陈庆英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围绕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关系史上最早的一件大事，即１６３９年西藏派遣使团到沈阳与当时尚未入关的清王室联系的记载的许多疑点，爬梳有关藏汉文史料，撰成《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再探》一文，条分缕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信息。而邓锐龄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的《清初阐化王入贡请封始末及其意义》则就清顺治朝（１６４４—１６６１）西藏地方原明封阐化王入贡进表及其印章的延续之事，阐明了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巴等臣属于清中央观念的由来。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彼得·施威格（Peter Schwieger）对白利王顿月进行了探讨（《白利王顿月历史初探》）。他指出：１７世纪前半叶西藏东部的白利王顿月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是苯教的提倡者，敌视佛教，特别是格鲁派。作者认为，白利王顿月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佛教采取敌视态度的，他曾颁布有关僧职人员的法令，对佛教徒与苯教徒一视同仁，他从与佛教的原则合作到对佛教的公开敌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关于清代的研究文章，主要还有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张骏逸教授的《1886年英人对西藏的认识》、旺多（藏族，西藏大学讲师）的《考清顺治帝敕封五世达赖的金册金印》、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生格雷·塔托（Gray Tuttle）的《１６世纪下半叶蒙古的进入以及同安多地区藏族的相互影响》等。

　　吐蕃方面

　　吐蕃史同样一直是藏学研究者们探讨的重点。尽管新史料的发掘工作还不够深入，但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现有的史料，也可以得出相应的新的结论。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冠群的《唐代吐蕃的僧相体制》就僧相体制是否为吐蕃的常制以及这一体制对吐蕃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吐蕃僧相的设置并非常制，是吐蕃原有体制外的产物，而且似乎未得到吐蕃史官的认同；僧相体制最终虽被罢除，但已破坏了吐蕃原有的官箴伦常，达磨赞普卒后的佞相立赞普、制国事、杀大相之种种乱象，即吐蕃王室推行僧相制度，僧相变相侵占首席宰相的职权，破坏传统体制而种下的恶果。这一论述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日本关西大学的大原良通（Ohara Yoshimichi）讲师则在《赞普即位仪式考》中指出，吐蕃赞普应有即位仪式，但在敦煌有关藏文文献中却不见记载。文章认为，吐蕃赞普的殡仪既是赞普最后的仪式，同时也是新赞普最初的即位仪式。殡仪和即位仪式如果同时举行，在记录殡仪时就不必要记录即位仪式。赞普的即位仪式是苯教祭司在陵墓前主持举行的，一旦苯教和赞普失去联系陵墓就不再需要，9世纪以后苯教和赞普没有联系，所以吐蕃再没有建造大的陵墓。这一论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有的提出赞普陵墓并不是赞普去世后才修建的，在藏文文献中就有有关赞普在位时修建陵墓的记载；有的认为吐蕃赞普是否有即位仪式值得怀疑，因为吐蕃赞普是世袭的，赞普本身就很神圣，似乎没必要举行此种仪式；有的则结合考古发掘的材料指出，吐蕃的墓葬，殡和葬是分不开的。因此吐蕃赞普有无即位仪式还需考证。

　　涉及吐蕃的还有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嘉弘的《论唐元时期的吐蕃政制》、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石硕的《聂赤赞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考》、格桑顿珠（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副教授）的《吐蕃赞普何以用象雄语起名》等。

　　除以上专题外，还涉及其他一些论题。如木雅贡布（藏族，北京民族图书馆研究馆员）的《藏族史籍中的木雅及有关名词术语》，就木雅的王名（木雅色胡王、木雅杂米王、木雅党桂王）及首府名（噶居温朵、达孜多）在木雅语中的含义进行了探讨，并考证了相应的藏汉语名称，认为藏汉文文献中的部分木雅语名词术语的译名不确。作者同时呼吁加强对木雅语的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研究馆员金·史密斯（Gene Smith）提供了有关藏族家族史的出版信息（《藏族传统中的家族史》），并提出应注意藏族家族史特别是贵族家谱研究的建议。上文提到的《对策拔克受贿案的再探讨》就是作者通过研究新近出版的藏族贵族家史《多仁班智达传——噶锡家族记实》而得出的新结论。邢海宁（青海省社会科学院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果洛宗谱〉研究》也对这方面进行了有益探讨，她还在文中探讨了藏族氏族谱系与宗谱谱系的关系。

　　祝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的《公元11世纪唃厮罗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线的贡献》指出，应重视唃厮罗政权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畅通作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