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梵文写本研究专题

　　本次讨论会专门设立了梵文写本研究专题，由国际知名梵文研究专家、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前所长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的代表就梵文写本的整理和保护、因明研究、密教研究、中观研究、新写本报告等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共提交了15篇研究文章或报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下了3个第一次：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国际一流水准的梵文写本讨论会，该专题集中了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知名梵文写本专家；第一次集中展示了国内梵文写本研究力量；第一次就中国梵文写本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展开坦率的交流和深入的讨论，并勾画了未来发展的建议性的蓝本。因此，本次梵文写本研究专题讨论会不仅是整合国内梵学界研究力量的一个契机，而且对于整个国际梵学界而言，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梵文写本的整理和保护 写本的整理与保护是梵文专题的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建议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挪威奥斯陆大学古文书学及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颜子伯教授作了题名为《在网上刊布佛教经典——佛教文献资源库》的报告。他系统地介绍了其创建的以发表梵、藏、汉、英四文对照并且可以支持句句检索的网站——http://folk.uio.no/braarvig/tlb.html，免费使用，并提出拟将网站发展成为一个可供学者出版梵文精校本的网上空间。与会学者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西藏社会科学院次旺俊美研究员的《西藏自治区梵文贝叶经保护工作概述》简要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先后4次开展梵文贝叶经普查登录及整理编目的历史，介绍了当前西藏贝叶经保护工作的情况，并以普查登录工作中遇到的若干梵文不同字体、成书年代等疑难问题确定办法为例，阐述学术观点，最后他还介绍了一份编目卡片，并就分项设计及填写内容等听取国内外与会梵学专家的意见。其报告同样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此外，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关于开展梵文贝叶经整理以及编目工作的几点思考》就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和佛教文献研究室对一度收藏在民族文化宫的贝叶藏品的缩微胶片的编目情况作了介绍，并展示了其正在编写的梵文教材。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亚洲研究系的弗朗西斯科·塞拉副教授则介绍了图齐生前在西藏和尼泊尔搜寻梵文写本的情况以及他的藏品的编目整理情况。

　　因明研究 共有3位学者提交了报告。日本龙谷大学桂绍隆教授的《通过吉年因陀罗菩提重新认识陈那》介绍了他和研究组正在编辑吉年因陀罗菩提的《集量论注释》的进展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还原陈那的《集量论》及其注释。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卡桑霍麦特教授的《关于〈因一滴论〉的写本中的新发现》指出了他在整理《因一滴论》写本过程中发现的一个藏译和现存梵文写本之间的差异。作者根据梵文写本对藏译以及还原本作了校订，并给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解读。同样来自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的帕斯卡尔·胡刚博士提交了《恰巴却吉僧格的〈定量论〉摄类纲要》报告，主要介绍了恰巴却吉僧格的《定量论》摄类纲要和印度传统解析的不同，并分析了其纲要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功能和地位。这3篇文章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利用第一手的写本资料比对藏译，进而探讨术语，释读原典进而追寻它们的流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密教研究 密教研究是梵文写本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这次与会的多位专家对此都有所论及。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思想史研究所苫米地等流博士的《略论〈一百五十颂般若经〉的藏译》主要探讨了他在不同甘珠尔版本和敦煌写本中发现的该文献的异读，其中phug brag 在甘珠尔写本中的读法和汉文译本的读法与梵文文本更为接近；北京大学萨尔吉博士的《湖南衡山文管所藏藏文写本陀罗尼》系对衡山文管所所藏几尊佛像内的《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佛说智炬陀罗尼经》等陀罗尼经文的释读；而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范慕尤博士的《原民族宫藏76号〈佛说无二平等最上瑜伽大教王经〉的编辑方法》则主要讨论了这部密教经典中偈颂的编辑方法，并认为应保留原文中一些不规则的形式。

　　中观研究 中观派在西藏有重要的影响，也有大量珍贵的梵文写本保留在西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李学竹博士的《月称关于二乘通达法无我的论证——以梵文本〈入中论〉为考察中心》对月称小乘也能够断法执、不断法无我就不能真正证得人无我的观点作了阐述。北京大学叶少勇博士的《西藏中观写本概观》则介绍了《罗炤目录》《王森目录》中提及的《中论颂》《宝行王正论》《中论佛护释》《中观心论颂》《明句论》《入中论》等重要中观派的写本及其研究现状。

　　此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罗鸿博士的《一件来自西藏的〈律经〉新写本的初步报告》介绍了《律经》新写本的情况，并指出该写本的发现对于《律经》研究乃至律部文献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斯坦因凯勒教授则发表了名为《关于西藏自治区的梵文写本——一名学者对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见解》的演讲，以作为梵文写本研究专题讨论会的一个总结。

　　六、文化、艺术研究专题

　　文化研究方面 学者们从宏观到微观等多层次、多方位研究藏族文化。宏观方面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降边嘉措研究员的《藏族文化的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指出藏族文化中有很多是藏传佛教不能涵盖的传统文化，要科学地看待藏族丰富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合理开发，以促进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微观方面如民族出版社当增扎西博士的《藏族久棋的文化特征》指出，久棋是一种棋类游戏，主要流传在我国川滇甘青藏5省区藏区以及不丹等喜马拉雅南麓国家，是藏族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藏棋文化可以把握藏族文化的发展规律，了解藏族的价值观念、情感形式、思维模式等精神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的《文化的认同和融合——汉藏文献互译浅见》、中央民族大学喜饶尼玛教授与其学生央珍合著的《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则同样关注了汉藏文化交流这一话题。前者通过追述大量的汉藏互译文献，希望引起与会者关注几代藏族学者在藏译汉文文献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以及他们对汉藏文化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对今后在汉藏文献互译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后者则从佛教、教育以及各类人员往来等角度阐述了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并概括了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三大特点和两大功能。

　　艺术研究方面 多数学者关注的是藏传佛教艺术，而且主要涉及藏传佛教艺术史个案研究、图像学（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克里斯蒂安·巴巴卡兰达里研究员的《西喜马拉雅佛教寺庙藻井的早期曼荼罗主题（1000—1200）》）的多重探讨和解释以及佛教艺术市场的展望等主题。

　　美国特拉华大学古代建筑设计中心钱德拉·瑞狄教授的《安多藏族手工艺品传统的保护与变化：以松潘区为例》在实地调查四川省松潘县苯教寺庙色灵寺及其周边村庄的手工艺品制作情况的基础上，阐述了安多藏族聚居区手工艺品传统的保护程度与变化类型。作者指出，寺庙所制作的擦擦和朵玛等手工艺品在原料、技术、制造过程中仍保持传统，体现了其对藏族传统手工艺品的保护；而非僧人制造的锻造、编织以及银饰品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表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藏族地区更激烈的变化可能才刚刚开始。作者指出，这不仅对更充分地理解当前及过去安多藏族的物质文化极为重要，而且对于帮助藏族在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保留其某些传统至关重要。

　　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教授的《敦煌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与西夏八塔变分析》中以敦煌76窟八塔变为切入点，探讨和分析了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从印度而来的“八塔变”图像在敦煌和榆林、西夏边陲和腹地以及卫藏和藏西地区的传播与流变情况。

　　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教授的《神鸟琼（khyung）图形及文化内涵的嬗变》根据有关琼的岩画、绘画、造像等图像资料，将其按照年代和类型划分为鸟崇拜起源（新石器时代晚期5600—4600年以前）、部落鸟图腾时代（2500—1500年以前）、复杂化身时代（格萨尔史诗年代，吐蕃王朝之间）、佛苯融合时代（公元7—9世纪）、佛鹏时代（10世纪以后）等5个阶段。张教授认为神鸟琼最早源于藏北群族的图腾神，后发展为格萨尔的战神，在吐蕃时期又降为职能神，在后宏期则演变成了护法神进入佛教的尊神系统。

　　此外还有学者发表了关于擦擦（如收藏家李逸之先生的《古格早期擦擦特征考述》）和印章（如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道帏·才让加博士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西藏印章的种类及用途》）的研究报告。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的阿纳托里·萨文诺夫先生则对藏族与俄罗斯少数民族传统服饰进行了比较研究。

　　七、语言文字研究专题

　　与会学者分别探讨了藏语发展史、藏语方言（如中央民族大学陈践教授的《安多口语中古藏文语词的保留》、日本学术振兴会铃木博之的《探索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四川西部民族走廊地区的一个案例研究》）、汉藏语同族词、藏文信息化（如青海师范大学才让加教授的《基于藏语语料库的词类分类体系研究》）等问题。

　　西北民族大学华侃教授的《藏语语言学史研究刍议》是一篇从宏观角度论述藏语发展史的文章。该文在论述藏语言学史的研究对象、目的之后，指出藏语分期的依据应着眼于影响重大的语言学家及其代表著作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共同性。据此，作者将藏语言学划分为3个阶段：吐蕃时期为兴起阶段（或称古代时期），13—19世纪为发展阶段（11—12世纪为过渡时期），20世纪为兴盛阶段，并探讨了各个时期藏语言研究的异同点。

　　青海省民委副译审完玛冷智的《原始安多藏语辅音系统的初步构拟》综合运用了语音学、音系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观察以青海同仁（热贡）话为代表的20个方言点的方言语音体系，结合现代安多方言和书面藏语的语音对应形式，初步构拟了原始安多藏语的辅音系统，认为该系统有30个辅音音位。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胡坦研究员的《藏语同族词研究》通过大量列举汉藏语言中的同族词汇，阐述了同族词的族源问题和研究价值。并指出现在汉藏语研究已经开始互相借鉴双方的研究成果以推进在各自领域的研究。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扎西次仁副研究员的报告《“藏研体”系列藏文字体和通用藏文转码软件简介》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这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为推进藏文信息化建设，于2008年新开发完成的。其中，“藏研体”是第一个基于Unicode国际编码标准的规范的字体，较好地解决了藏文缺字的问题。目前“藏研体”有4种字体，已经运用于中国藏学网藏文版。

　　在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还再次提出重新修订再版《藏汉大辞典》的必要性。学者建议，《藏汉大辞典》的再版工作刻不容缓，应该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牵头完成。

　　八、藏医药研究专题

　　藏医药学研究愈来愈成为藏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本届讨论会藏医药研究专题有近3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就此主题发表了报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会者围绕藏医药文献与基础理论、藏医特色医疗、藏医药发展、藏药现代化、藏医与中西医关系等主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

　　藏医药文献与基础理论方面 藏医药古籍整理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北京藏医院科教处冯岭处长的《藏医药古籍整理现状》汇报了目前中国北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省市藏医古籍的整理现状，介绍了由北京藏医院承担的科技部基础性科研课题——《藏医古籍整理与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情况。北京林业大学李明博士的《从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角度看藏医古籍整理》根据中华大典·林业典编撰过程中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教训和取得的经验，指出藏医古籍整理及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信息采集阶段应当注意在组织、论证、规范、倒查等方面预先作好充分准备。与会专家就此也纷纷提出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应注重协调合作、编纂多语言对照的藏医药辞典等建议。

　　藏医药巨著《四部医典》历来是研究者讨论的重点，本次会议也不例外，既有讨论《四部医典》来源问题的文章（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登巴达吉研究员的《略探藏医药巨著〈四部医典〉之来源》），也有分析《四部医典》曼唐的论述（如青海省藏文化博物馆研究员多杰的《试述古老藏医学〈四部医典〉中教学挂图的内容价值》），还有学者注意到了《四部医典》中的疗养概念、环保理念与和谐思想。北京藏医院科教处仲格嘉主任的《〈四部医典〉中环保理念与和谐思想的探析》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疾病的内因与外缘，药物的性味、功效与环境的关系，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意义等角度，指出藏医药学是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核心的，并将“和谐”思想与“环保”意识渗透在人的生、老、病、死；疾病的形成、发展、治疗、预防；药物的生长、加工、炮制、储藏；人类的生活、生产等各个方面。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罗秉芬教授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甄艳博士的《古代藏医传统教育初探》与《佛教对藏医医德的影响》，在分析藏医古籍的基础上对藏医教育与佛教和藏医医德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藏医特色医疗方面 藏医作为与中医、西医并行的几大医疗系统之一，不仅在胚胎学（中央民族大学土登彭措教授的《论藏医胚胎学》）、尿诊学方面有其独特建树，在传统医技医法方面也有其自身特点。

　　藏医在临床方面同样有其特色，本次讨论会上学者们就藏医对脑血管、高血压、痛风等疾病的临床治疗经验进行了探讨。其中，北京藏医院副院长仁旺次仁的《藏医脑血管病（沙志布）诊断与疗效评价研究》指出，在当前我国传统医药迅猛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藏医药学只有通过标准化学科建设和专科单病种准化学科建设才能提高疗效，文章结合藏医脑卒中的固有标准，讨论了藏医脑卒中标准化制定的步骤及其标准化的原则等问题。

　　藏医药发展方面 在藏医药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方面，青海大学教授香多·李先加和英国的特瑞莎博士关注的是藏医药发展的历史情况。前者的《宇妥·云丹贡布与藏医药》从教学育人、学术交流、著书立说方面阐述了宇妥·云丹贡布对藏医学所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后者则介绍了她在西藏所做的田野调查和西藏文献中所记载的1959年以前藏族妇女在医学中的行为。

　　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藏医药发展的现状，如西藏藏医药研究所次旦久美研究员的《名老藏医强巴赤列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的继承研究》、云南迪庆州藏医院姚小武副院长的《云南迪庆州藏医药发展概况》、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楞本嘉研究员的《突出藏医药特色优势，实现甘肃藏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均报告了各地藏医名老专家经验抢救研究课题及藏医药发展建设情况。

　　藏医药在海外的发展也同样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来自意大利的刚坚喇嘛与蒙古国的齐·齐米德拉格查博士等介绍了藏医药在意大利、蒙古国等海外国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北京藏医院科研办副主任刘英华也向与会者介绍了其实地考察的印度藏医的状况，他们均表示，中国藏医学界应该加强与海外的学术合作，并就此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

　　藏药现代化研究方面 在藏药现代化研究方面，清华大学罗国安教授所作的《藏医药现代化研究探索与实践》的学术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罗教授除了通过现代中药化学分析基本讲清了藏医药药效的物质基础，还谈到了藏医药的丰富内涵、发展机遇、藏药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清华大学民族医药现代化研究中心和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希望学界共同努力，突破民族医药（以藏医药为代表）研究中的瓶颈问题与对策，寻求藏医药现代化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西南民族大学裘丽岚博士的《藏药发展的营销思路》则论及了藏药销售的原则、机构模式，藏医药营销队伍的建设等问题。

　　此次讨论会还涉及法律（如四川藏学研究所谢刚政研究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西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学（如西北民族大学道吉仁钦教授的《新中国藏族文学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诺布旺丹研究员的《伏藏史诗：藏族史诗的困境》、青海省文联角巴东主研究员的《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教育（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周炜研究员的《中国西藏的藏汉双语教育与加拿大法语侵式教育之比较研究》）、出版（如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资料馆馆员卓玛的《解放前藏学期刊述略》）等方面的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本次会议始终贯彻学术民主、讨论自由的方针，无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气氛都极为热烈，对热点、焦点问题，不仅有中外学者间的对话，而且有西方学者间的交锋。即使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与会学者都能畅所欲言，直抒己见，体现出学术探讨的平等自由与深入。

　　社会经济组关于英国学者安德鲁·菲舍《西藏的极端依赖、两极分化与城市的排他性》一文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安德鲁·菲舍在作主题发言后，不少中国学者对其论点和论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总体认为，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常带有片面的观点，多源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了解。西藏经济结构在变动中，发展是主旋律，国内学者关于西藏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央政府很重视西藏农村的发展。在西藏，经济发展中市场的排斥与政府的吸纳同时发挥作用。我们不否认西藏经济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看待西藏经济问题。研究西藏经济要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考虑，也要联系西藏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安全等因素。另外，费舍关于西藏的经济发展是类似于拉丁美洲模式的比喻并不正确，希望费舍先生在实地考察西藏的情况下再下结论。费舍则回应说：他赞同西藏经济发展中市场与政府同时产生作用的说法，但也要考虑文化、语言的影响因素。他也基本赞成孙勇教授的观点，但值得思考的是，西藏现在的经济模型是否会长期稳定。费舍强调，他的观点并不是说贫困在加剧，关于绝对化与平等化需要分开讨论。西藏经济是在增长，但这是一种嵌入式的经济。百姓生活提高了，但西藏百姓由于经济、教育、语言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无法与外来人员竞争。费舍还表达了参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社会经济课题研究的愿望。

　　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马修·开普斯坦的《会盟寺之榆林窟研究回顾与回应》一文同样是中外学者就同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交流的典型例子。开普斯坦先生于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德噶玉采的会盟寺：确认和图像阐释》的报告，认为安西榆林窟25号就是敦煌藏文文献中提及的会盟寺——德噶玉采。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其观点，相继发表了两篇论著进行反驳（谢继胜、黄维忠：《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文物》2007年第4期；黄维忠：《8—9世纪藏文发愿文研究——以敦煌藏文发愿文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7年）。此次讨论会上，开普斯坦再次从敦煌古藏文文书的记载、吐蕃时期的碑铭、古地名与今地名的比较、榆林窟25窟的图像观察等几个方面入手，回应了国内学者的质疑，并坚持认为安西榆林窟25窟就是德噶玉采会盟寺。谢继胜、黄维忠在会上则结合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吐蕃时期的碑铭和后期藏文文献以及相关图像的讨论，再次论证了德噶玉采会盟寺并非榆林窟。目前这一话题仍在讨论之中。

　　会议期间，不仅组织专家学者收看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者与其他单位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西藏一年》，还举办了中国藏学图书展览，有国内8家出版社参加了图书展销。我国藏学研究成果在论文、音像、图书等方面的展示，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会后，部分海外学者还到西藏、青海等地进行学术考察。他们亲眼目睹了西藏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感受到藏族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气息，加深了对藏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现状的认识与了解。与会学者对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规模与学术成果也给予热情肯定，认为达到了预期目标。

　　2008北京藏学讨论会是一次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会议。就学术意义而言，它的召开，不仅是对近年来中外藏学研究成果的检验，而且也有助于宣传西藏、扩大中国藏学界的国际影响，同时也是中外藏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探讨新的合作途径的一次机会。会议期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人道主义与古典文献研究所，与俄罗斯萨哈共和国“欧莱克”史诗研究会分别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就社会意义而言，它是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下召开的。改革开放推动着西藏和其他藏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也推动着中国藏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使中国藏学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适逢其时，召开藏学讨论会，更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而在发生了拉萨3·14暴力事件后，本次会议仍得以正常举行，宣示了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西藏文化的政策，对藏学研究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同时，对引导国内藏学研究方向，影响国际藏学研究和国外对西藏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