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首都北京正北方约600公里的锡林浩特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府所在地。在市区北侧额尔敦敖包山下，有一处一字排开的寺庙建筑群，其形制规范，气势庄严，给这个普通的现代小城平添了一份时空交错的特殊气质。这里，就是乾隆皇帝亲笔御赐的“崇善寺”，民间俗称贝子庙。

锡林浩特贝子庙 摄影：赵钊

贝子庙始建于清代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亲笔御赐汉名“崇善寺”，是一所藏传佛教寺庙。庙宇建筑群中为朝克沁殿，两侧分别为却日殿、拉扑楞殿、满巴殿和珠都巴殿，四周原本还有十几座小殿和众多僧人住宅，因年代久远大部分只剩下历史遗迹。如今，人们可以参观和朝拜的主要是朝克沁殿。朝克沁殿是行使贝子庙行政教务大权的主殿，也是寺庙大型法事活动举办的地方。

贝子庙朝克沁大殿前殿 摄影：赵钊

朝克沁殿呈中轴对称的格局，中轴布列前后两座大殿，两侧是六座厢殿。前大殿中央设有活佛法座，并供奉阿底侠尊者和宗喀巴大师等佛像，四壁绘有形式各异的佛像壁画。后大殿为弥勒佛殿，殿内供奉弥勒佛像。目前后大殿正在修葺，不日将对公众开放。

随着时间的流逝，贝子庙建筑已褪去了最初的昌盛与光鲜，斑驳的窗棂和仿佛亘古不变的佛钟声，却见证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在政权更迭及社会发展的推进下，向内蒙古地区传播的进程。

贝子庙大殿斑驳的窗格。摄影：赵钊

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三大系统之一，在西藏、内蒙古、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具有广泛的影响。

公元8世纪中叶，藏传佛教在吐蕃赤松德赞赞普时期逐渐形成并得到了发展，为元朝时向内地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成吉思汗时期，即有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一些僧人通过西夏地区零星进入蒙古汗国活动，有的还直接与成吉思汗的家族建立了联系，成为蒙古王室接受藏传佛教的开端。

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蒙古汗国开始有计划地经营藏族地区，给藏传佛教向蒙古地区传播提供了契机。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派皇子阔端管理西藏。1247年，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了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就对西藏归附蒙古汗国达成重大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凉州会盟”。与此同时，阔端自己也逐渐接受了藏传佛教，并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修建了一座寺庙—幻化寺，作为驻锡地。

藏传佛教在蒙古王室的影响一直在延续。忽必烈称汗前，他就与一些西藏宗教领袖交往颇多，并在1253年，接受了萨迦派第五代师祖八思巴传授的法脉灌顶，明确了宗教上的师徒关系。八思巴后来还被封为国师，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藏传佛教的流传区域范围进一步扩大。

元世祖忽必烈与大元帝师八思巴像 来源：中国网

明朝皇帝大多也信奉藏传佛教，并册封了藏传佛教的大宝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大智法王和阐化王等，还把他们请到京城举行法会，为他们修建官邸。

到了17世纪，明末清初，中国的政治舞台形成了明朝、蒙古和后金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蒙古诸部成为明和后金争取的力量。当时，努尔哈赤和他的继任者对蒙古诸部采取了军事打击、政治联姻政策。与此同时，大力支持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修建了大量的庙宇，贝子庙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建成。

内蒙古佛教最兴盛时期，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当时，内蒙古的寺庙和僧侣人数发展到了最高峰，寺庙约有1800多座，僧侣人数达到了约15万人。

贝子庙喇嘛在贝子庙切日殿前答辩 （翻拍自锡林郭勒盟博物馆）摄影：赵钊

据记载，贝子庙鼎盛时期，常驻喇嘛保持在千名以上，在清末明初曾达到1200名。随着满清的覆灭，贝子庙逐渐衰败下来。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乌兰夫同志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曾在贝子庙地区组织和领导内蒙古的自治运动，为内蒙古自治区和新中国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贝子庙是锡盟政府所在地，是成为内蒙古革命斗争的重要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以贝子庙为延伸发展起来了一个新城市——锡林浩特市。

贝子庙俯瞰锡林浩特市 摄影：赵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贝子庙作为重点建筑被保护起来。2006年5月，贝子庙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国西藏网 综合/赵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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