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一位弱女子只身赴西藏，虽“道途梗阻，积雪没胫，盗匪充斥，其间屡濒于危，而女士以不屈不挠之精神，卒获达使命而返”，为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直接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是她以“西藏一份子”的身份活跃在大后方和最前线，为反法西斯战争呼号奔走。她就是被称作“巾帼女杰”的刘曼卿。她的传奇故事在当时遐迩闻名。

　　一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藏历第十五饶迥阳火马年）出生在西藏拉萨。她的母亲为藏族，父亲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的秘书。在拉萨的童年生活，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藏族文化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11年，内地革命骤起，清廷驻藏陆军发生内讧。英帝国主义乘机挑动西藏地方的上层统治集团组织民军，与驻藏陆军作战。一时间， 拉萨大乱。刘曼卿温馨的家也被乱军所焚。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好迁居印度，在大吉岭开了一个小食店，经营中式点心。

　　1918年，12岁的刘曼卿随家人经海路返回祖国，来到北平（今北京）。父亲把她送入北平市立第一小学读书。她天资聪颖，学习刻苦，仅用半年就从一个仅会讲藏语的拉萨小姑娘一跃而为不但汉语讲得好、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小学毕业后，她进入通州（今北京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在校期间，19岁的刘曼卿遵父之命，草草办了终身大事。后因夫妻不睦，她不再回家，而是一心读书。师范毕业后，她进入道济医院当护士。选择这一职业，正如当初进师范一样，她“旨在回归西藏，提倡改良康藏女界生活，以期渐次促进于文明”。她的特殊身世决定了其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之心。

　　在走过民国初年的一段坎坷之路后，十三世达赖喇嘛逐渐看清了英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开始向中央政府靠拢。1928年冬，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其驻山西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桑前往南京谒见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罗桑巴桑因语言不通，很担心不能将达赖喇嘛的心意和西藏情况详实禀报。当他偶然得知刘曼卿熟谙藏汉语文后，大喜过望，便力邀其为翻译。在此次会见中，蒋介石对刘曼卿落落大方的仪态，尤其是能用汉藏语对答如流，颇为赞赏。几天后，她便被委以国府吏职，即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在南京政府就职后，刘曼卿工作十分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感到如果满足于在这里“随班附和”，有负自己为家乡父老做贡献之抱负。她虽然离开西藏已久，但对那里的一切仍很关心。她考虑到“康藏为中国五族之一，土地之大，物产之富，向为列强所垂涎，曩因国事靡定，不暇注意边防，致使英帝国主义乘机侵略”，而中央对西藏的情况“未闻有何种之具体计划，对于西康组织省政府，尤迟迟无期。索厥原因，良由国内军事尚未大定，而政府又无从明了康藏现状，盖两地隔膜既久，因为种种关系，不许内地汉人入境。”对此，她非常着急。她想，自己具有入藏的有利条件，应该为国家民族尽力，于是便向文官处古应芬官长提出自愿前往康藏调查现状，汇集成册供政府参考的请求。她在报告中表明自己的入藏动机纯粹出于两点：一是感谢政府知遇之恩，当图有以报效；二是作为“西藏一份子，不无桑梓观念，舍此之外，绝无希图名利之心”。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对藏事颇为关注，因此见到其报告后十分重视，很快批准她以文官处书记官名义入藏，试探达赖喇嘛的政治倾向。该处二等书记官孔党江村（藏族）亦以“西藏调查员”的身份随其前往。

　　刘曼卿受派入藏的消息传出后，亲朋好友大感惊诧，有的还洒泪相劝，说藏军已进巴安（今四川巴塘），康藏大乱，此为出生入死之地，入藏难保性命。刘母则“哽咽不成声”，但她主意已定，不改初衷，挥泪劝母。1929年7月15日，刘曼卿等由南京启程前往西藏。一个柔弱女子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踏上西去之路，这种精神感动了沿途不少军民，也使她获得了不少帮助。

　　二

　　1929年8月，刘曼卿等到达四川。时任第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对娇小纤弱的女子赴藏很不理解，认为她是年轻好胜，一时心血来潮，便有意问她：“以康藏蛮荒之地，君能履之无难色耶？”刘曼卿激动地回答说：“予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进社会人士之觉醒，且人各有能不能，某生长边地，越蛮荒，入四裔，此其能若屈处内地，舍所能用不能，误公复误私矣，故行志特坚耳！”这一席话使戎马一生的刘文辉也十分感动，连连称是，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8月27日，刘曼卿等人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这里已是藏区，刘曼卿如归乡里，兴致颇高。但是，驻军旅长却认为，此去西藏，沿途颇多盗匪，派卫士少则无用，多则开销太大，不如派人求得达赖喇嘛许可后，再说行期。从而婉拒派兵护送之请。刘曼卿重任在肩，心急如焚，最终在当地民团的护送下，踏上了这条充满危险但又颇具诱惑力的征程。在藏区，刘曼卿作为南京政府的女官员，又会说藏话，引来了不少僧俗群众迎送。她乘机宣讲国民政府对藏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冬日的高原，冰天雪地，骡马之颠，更添辛劳。一路上，刘曼卿多次遇险。如在翻越一座雪山时，狂风卷着雪花，扑面而来。两旁皆为深崖，雪中难辨路径，瘦弱的刘曼卿一脚踏空，陷入深深的雪坑……刘不得已，孤注一掷，拿出自己所有的物品赏与众人。人们遂以长绳系在刘曼卿的腰上，两人前拽，两人后推。等到了山顶，她的脚与腰都不能动了。雪中下山更难，从者只好脱下皮袄，把皮面铺在地上，让刘曼卿坐在毛面上，再用绳子系上四个角，然后前提后牵，顺势而下。还有一次，刘曼卿一失足摔下悬崖，幸好挂在了一棵树的枝叉上，才保住了性命。与其同行的一藏官夫人则忍苦不得，“大弹热泪”。下山后，村民们都为之惊叹，认为她一定有神术，否则决不敢冒万险来此。刘曼卿答道：“我一介凡夫，哪来神术，完全是一腔热血所致。”一路上，刘曼卿一行人还曾遇到土匪，眼看在劫难逃。谁知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方得知刘等人为中央特派员后，不敢惹事，方大难不死。

　　就这样，他们一步步接近拉萨。而最令人烦恼的不是大自然的严酷，而是他们在西藏东部遇到的软磨硬拖。刘曼卿一行得知西藏地方担心她是九世班禅的人，于是亮出了“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藏军对他们给予了款待，但总是以等候拉萨回音为由，强留他们。刘曼卿对此十分愤慨，表示再这样下去，自己将返回南京，并开始准备行装。昌都官员唯恐开罪于中央，受责于达赖喇嘛，只好同意她前往拉萨。

　　1930年2月1日，历尽艰辛的刘曼卿一行终于抵达拉萨。他们被迎入西藏地方预先安排好的寓所，由暇素代本出面接待。刘曼卿托他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以上好哈达封贽见面礼藏银4两、黄油饭费3两，赘以政府公文、私人名片”，“外附各色绸缎6种，总理遗像及国府蒙藏会照片及其它物品”。 达赖喇嘛也回赐其每月招待费75两。但是，亲英分子不愿让刘曼卿与达赖喇嘛见面，采取了种种手段加以阻挠（提出或阻达赖喇嘛见刘，或阻刘回内地）。刘曼卿一方面向西藏地方政府表明必须尽快见到达赖喇嘛的态度，一方面利用自己熟谙藏语，在拉萨有一定社会关系的有利条件，与西藏地方上层官员及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五族共和”，促进民族团结与了解，积极创造了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条件。在刘曼卿入藏期间，中央政府还派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作为国民政府“赴藏慰问专员”前往西藏。刘曼卿在拉萨见到了贡觉仲尼，互致问候，都表示“同做一家事，当效一家人”。

　　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终于在罗布林卡与刘曼卿会面，会见气氛十分融洽。她向达赖喇嘛转赠了孙中山遗像、蒋介石近照等。在交谈中， 达赖喇嘛详细询问了刘的身世，得知她出生于西藏，十分高兴，破例为刘曼卿这位国民政府的女官员摸了顶。刘曼卿向达赖喇嘛介绍了内地政局，谈到了此次赴藏的使命，详细解说了“五族共和”的基本思想及中央政府为各族国民制订的发展和建设的规划等，并转达了蒋介石总统对西藏的关心,希望西藏与内地和好如初。达赖喇嘛听后，感触颇多，表示“唯此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

　　此后数十天，噶厦仍未给刘曼卿复文。而拉萨却传言说刘曼卿将遭逮捕。她对此并不在意，但恐延时太长，有负重托，便毅然向噶厦提出，如于5月25日前不能领回公文，自己将不要乌拉，单骑离藏，并请致意达赖喇嘛，表示自己站在藏人的立场上，不论噶厦如何待己，回内地不作挑拨非毁之词。唯一希望是，西藏同胞能早日觉醒。

　　5月2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邀请刘曼卿到罗布林卡会面。达赖喇嘛谈到，我不背中央，前次已与你谈过，让你久等，主要考虑你远道劳顿，应好好休息。他说：“过去中国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尚望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言下之意我不是要独立，而是担心中央政府把西藏当作贫瘠的地方丢掉。归向之意，溢于言表。为了使当时的康藏边界消弭战争，化乱为治，达赖喇嘛表示：“至于西康事件，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兄弟阋墙，甚为不值”，“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在谈到与英国的关系时，达赖喇嘛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提起印度时，达赖喇嘛心情沉痛地说：“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显然，他也不愿意西藏成为“第二个印度”。最后，达赖喇嘛表示，礼尚往来，他将很快选派代表去南京，还希望中央政府能向西藏提供纺织和制革的机器和技术工人。会见结束时，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地为刘曼卿择定了回返内地的吉期，并叮嘱刘曼卿一定要把他给蒋介石的信送到，将他讲话的内容回寓所后记下来，以免遗忘。“渠对于中国向甚疑虑，尤不认识革命，经数次剀切详明之解释，并告以中央政策对于信教有绝对自由之规定，是以对于国府极愿服从，且逐渐有厌恶英人挑拨之倾向。”刘曼卿如期离藏，取道海路返回。7月25日到达上海。8月7日到南京，向古应芬汇报西藏之行，呈交达赖喇嘛的信函和礼物。

　　三

　　刘曼卿此行往返时间达364日，克服了种种困难，“竭力宣慰中央德意，及告以中央垂念边陲之殷，故深得藏族群众及统领土司喇嘛等之热烈欢迎，达赖喇嘛意延为上宾。”她为消除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国民政府的疑虑，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恢复正常关系，做出了较大贡献。因此，当她于8月7日回到南京后，立即受到政府部门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刘曼卿应邀在国务会议上，就此次西藏之行做了报告。国民政府主席特地向她颁发了褒奖状，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认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驰驱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意，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予褒奖，以示奖励”。

　　刘曼卿西行的传奇故事，一时间成为热门新闻。上海商务印书馆、申报馆等举行了欢迎会。政府要人胡汉民、王正廷等也特地在国际联欢社设宴为她洗尘。会上，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介绍了她此行的大致情况，勉励女界奋发。刘曼卿作为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子，前往祖国西陲，载誉归来，使人们自叹不如，赞赏不已，以至于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们不惜溢美之词，甚至将其比作女菩萨。如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说，刘曼卿去西藏，“中途所经各地，其因感于女士之爱语，而知倾向中央者亦复不少。意者千年前，由文（成）金（城）两女菩萨造成之文化因缘，天殆仍将令女菩萨重继其业”。刘曼卿也适时写出了名为《康藏轺征》的著作，专门记叙此次赴藏经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该书题词“彰往察来”。行政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分别为该书写了序言。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及于右任等题写了书名。孙科在序言中对刘曼卿给予了高度评价，称“长途远征方之汉代张、班诸人，固未遑多让，而吾国女子奉政府命从役边陲克著殊绩，则曼卿实为吾国有史以来所创见，其行可风，其事足传，是书刊行，其将不胫而走，可预言也”。

　　四

　　在扑面而来的荣誉和赞叹中，刘曼卿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她“愧赦数日”，“一再解释前京中所传各节，均非事实”，认为“褒誉之词未必尽是”，而继续以“全副热忱”致力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之大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 18”事变，全国人民纷纷谴责和抗议日寇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10月7日，刘曼卿等在南京的康藏人士为了共商抗日救亡大计，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巫明远及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松朋活佛等参加了会议。大会作出了六项关于抗日的决议：（一）通电全国各族同胞一致抗日；（二）敦促国民党政府草定抗日作战方针；（三）电粤息争，共同抗日；（四）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五）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六）电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在南京发起康藏同胞抗日大游行，宣传誓死抗日救国，以激励民众抗日热情。大会还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同胞紧急行动起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他们表示“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

　　同年11月，刘曼卿参加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她与其他藏族代表一道，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表示将身体力行，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1932年，她又代表西藏参加政府召开的“国难会议”，与班禅代表罗桑坚赞等人就藏事提出了“改善蒙藏军事政务、宗教、教育以御外侮案”，即“为消弭蒙藏危机，巩固边圉方法四项”，表示要在紧要关头，“使边疆人民心里上有所皈依，亦即巩固蒙藏地方，维护中央抵御外侮”。

　　同年3月14日，刘曼卿鉴于“日寇猖獗，国府西迁，康藏远隔万里，传闻失实”，而康藏两地又纠纷不断，再度向政府请求派她到康藏地区，“以资宣慰，俾将日寇暴行及政府抗日真相彻底明了，共卫国圉，而释政府西顾之忧。”她表示自己“忝列国府公务员，本各尽所能同赴国难之义，毅然前往康藏地方宣传中央政府德意，并助以共赴国难，一面调查各地情况……希望此次奉命复返康藏，能使康藏地方一致同情国难，至少在此期间，地方不发生任何纠纷。”国民政府认为她1930年奉命赴藏，与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大呼图克图等都有来往，加之熟谙藏事，在西藏工作定会有所作为，遂准其所请，委任她为“西康调查专员”，蒙藏委员会也聘其为该会顾问。是年5月，刘曼卿离开南京，取道香港，拟经云南至西康等地。但是，由于她途中染病，加之藏军先与青海、西康军队发生战事，而后又与康南格桑泽仁领导的民军交火，道路断绝，而被迫滞留滇康交界处。但她设法派人将中央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带到拉萨，并将了解到的许多康藏最新情况如达赖喇嘛1932年的“告全藏官民书”等及时 报告给中央政府。不久，达赖喇嘛就派人来见刘曼卿，并复信一封称“汝上次为中藏亲善，远来拉萨，备受辛苦。回京以后，又常为西藏襄助一切，殊堪嘉慰。此次不幸在康，又发生战事，余深为惋惜。但纠纷症结所在及衅由何开，想汝已明了，回南京可将是非真相报告。至你重来拉萨一节，现因沿途战事未息，诸多不便，俟将来战事平定时期，再欢迎来藏。兹派排长丁曾等前来相晤，一切均可嘱该员转达，所有带来信件各物统交该员等带回藏可也”。从达赖喇嘛的信中可以看出，刘曼卿此行虽因种种原因受阻，但通过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西藏地处祖国西陲高原，崇山峻岭，流急水深，交通极为不便，因而信息闭塞。全面抗战爆发初始，无论是西藏僧俗上层，还是普通民众，对抗战的情况不甚了解。为此，1937年11月，刘曼卿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自任团长，在康藏地区广泛进行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宣传。

　　1938年夏天，刘曼卿又与藏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发起组织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他们到达重庆后，立即将在藏区募捐来的金银首饰（银质饰物四十斤零十五两五钱，金质饰物六件，纱洋八十五元四角，大洋十九元，小洋十一元）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抗战之需。同时，他们还代表康藏广大民众表示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同心抗战，誓作前线抗战将士的坚强后盾，并继续“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回藏区后，他们仍积极活动，多方奔走，为抗战募捐。

　　同年10月，“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决定进藏，他们分两路出发。11月28日，团员萧品璋、李剑候、让卓、郭祥秋4 人携带所有的宣传品，随同西康商人取道滇康商道，经擦氏绒、江达入藏，于1939年1月抵达拉萨。团长刘曼卿与团员竺玛，则取道缅甸、印度入藏，于1939年2月2日到达拉萨。他们直到6月7日才离藏，在藏活动达4个月之久。

　　宣传团从三个方面开展抗日宣传。一是访问摄政呼图克图、地方官员及贵族世家等。他们除面送藏文宣传品外，还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进步，各省民众和内蒙古、新疆、青康边地人民踊跃捐款出力，世界各国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等情况；同时揭露日本侵华的残暴罪行以及向中国各地施行分化离间的阴谋；并强调藏族人也应为抗日救亡作后援。“每至一处，辄谈话二三小时之久，（人们）均莫不注意倾听，或询问详情。谈话之后，皆深表同情，对日本表示愤慨、厌恶”。

　　二是在宗教界人士中进行访问宣传。他们不仅利用正月十五日的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机会，而且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并着重宣讲两个问题。首先，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说明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其次，说明日本与清逊帝的关系，阐述清末国事衰乱，朝廷不能维持，故而取消帝制，建立民国；日本近年利用溥仪为傀儡之用意，无非是便于侵略中国。这两个问题的解释说明非常及时，极具针对性。同时，宣传团援例敬各寺清茶、灯油之资，以作抗战胜利的祈祷，“所有接触之喇嘛莫不关切同情”。

　　三是向民众宣传。先后在拉萨清真寺、拉萨小学、西康商人游园会等三处公开演讲。还分别访问拉萨市内外的各宗溪、团体的官员和负责人，分送宣传品，张贴油画、标语等。此外，还举行了3次电影放映会。首次在摄政官邸；第二次在噶厦高级官员詹东私寓，招待军政要员、贵族及其家属；第三次在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招待商界、学生以及一般民众。虽然放映的影片中反映抗战的仅有绥远抗战中很简短的一种，但仍引起了西藏僧俗民众的广泛注意，“人人争求一睹”。

　　由于宣传团成员主要是藏族，深谙藏族习俗，不存在民族、宗教、语言上的隔阂；加之刘曼卿又曾于1930年来藏，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两次接见，与上层人士接触颇多。因而宣传团此次西藏之行颇为顺利，效果显著。僧俗各阶层人士“莫不祈求中国胜利，各寺曾自动诵经祈祷”。在“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离开拉萨前，一些僧俗民众捐献了自织的110多匹氆氇，委托他们制成军用背心，带到前方，分发给抗日将士。这些氆氇质料、花纹极其特殊，可制成背心400多件。正如刘曼卿所说，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表示遥远后方之西藏民众自动敬慕抗战将士热忱”。这期间，刘曼卿以其出色的组织、宣传才能活跃在大后方，受到抗日将士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遗憾的是这位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怀有深深眷念之情的刘曼卿女士最终未能亲眼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42年9月，无情的病魔残忍地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年仅36岁的刘曼卿女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足迹遍及远东，识汉、藏、蒙、日、英、印、拉丁等文字，多才多智，而器宇恂恂，态度和蔼，常赦然不自足，得不谓东方之奇女子也。”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都会淡忘，但刘曼卿女士为国家、民族所做的一切则将永留史册。

　　附注：

　　刘曼卿女士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只是匆匆过客。但是，她却为后人留下了可供评说的事迹。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她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早在民国时期，曾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事宜的吴忠信（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就对刘曼卿颇有看法。他在1940年2月9日的日记中曾说，“以曼卿入藏比之文成、金城两公主，并称其为菩萨”，实在过分。他认为“即使其才德兼备，亦不应拟于不伦如此，”何况“刘为一浪漫女子”。从他所说的话看，主要是认为当时有些政府官员对刘曼卿评价太高，而刘并非完人。刘曼卿赴藏归来后，有的人确实把她捧上了天。而刘曼卿生活在30年代，又不可能脱俗。这就难怪有人愤愤不平了。不过，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应该看其主流，看她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有益，对生活小节则不应过多纠缠。实际上，刘曼卿女士自己对此也有充分的认识,感到“褒誉之词，未必尽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她毕竟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一定贡献，而这一点我们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时间是在不断往前走，但历史事实则是不容改变的。后人在著书立说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发现，在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等有关资料中，有的把1930年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西藏的刘曼卿说成了“旅游者”，有的则说她是“前来朝佛”的。我认为这决不仅仅是笔误，显然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我们在引用这些资料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切记不能原文照搬。（中国西藏网 文/喜饶尼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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