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筒子楼到住宅小区，从全民“蜗居”到舒适“安居”，改革开放40年，我国城镇住房市场不断发展，城镇居民的居住环境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全民蜗居：倒逼我国开启住房市场化改革征程

“蜗居”是房改前全民对于住房的集体记忆。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记者回忆了那个年代他的家居：“我们一家3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一间房，一间房包含所有功能，煤油炉子就是厨房，痰盂就是厕所。很多人把蜂窝煤炉子放在过道。”

那时候，解决住房主要是“等国家建，靠组织分，向单位要”。对于房改前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状况，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杨慎提供如下调研数据：“从1956年到1986年30年间，全国城市仅盖了7亿平方米住宅，按照50平方米一套，折1400万套，平均每年47万套。1985年国家对城镇住房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是人均住房面积仅2至4平方米”。

原房改课题组组长孟晓苏表示，“问题导向”倒逼中国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78年以后，国家进行了多次房改试验，几经反复。199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正式开启了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结束了福利分房制度。

借着时代赋予的契机，1993年，已是宜宾市副市长的樊建川辞职下海做了第一个房地产项目，此后在成都、德阳、都江堰做房地产开发。就在那段时间，一批房企应运而生。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8年至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85万亿元。樊建川说，我国住房市场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众居住环境，并推进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0001号”住房贷款合同：见证居民住房条件翻天覆地变化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保存着一份编号为“0001号”的“职工住房抵押借款合同”，它标志着上海发放了全国第一笔个人住房贷款。

1992年5月5日10时26分，上海华光仪器仪表厂职工杨希鸿在这份合同上签字盖章，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于自己买房，当年的居民在接受上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住房改革经历艰难探索阶段，于上世纪90年代逐渐拉开大幕。1991年，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上海开始试行，1994年在全国推广，这使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再局限于旧房出售或租金改革，住宅建设得以加快。

1992年，原本居住在13平方米阁楼里的杨希鸿一家，用建行贷款付清了一套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路的建筑面积53.36平方米的两居室的房款；2001年5月，他再次向建行申请个人住房商业性贷款，购买了新华路上一套135平方米的公寓。

从公积金贷款到商业性贷款，从最早的13平方米阁楼到53.36平方米的两居室，再到135平方米的四室一厅，杨希鸿的买房经历印证了上海乃至全国从解困型购房到改善型购房的时代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家”经历了从福利分配到个人消费的巨大转变。在房地产市场形成的背景下，我国居民住房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6.6平方米。“改革开放40年来，从蜗居到更加适居，中国的城镇居民住上了更宽敞的房子，过上了更有尊严的生活。”孟晓苏说。

“出棚进楼”：托底低收入家庭“安居梦”

不久前，55岁的徐州矿务局职工李建庭在自家94平方米的房子里给记者翻看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背景是只能容下一张床的卧室和掉漆的墙壁。

“从1990年开始，我一家三口住在棚户区2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12年。棚改后，2012年我买下了厂矿为职工新建的住房。”李建庭说。环顾他的新家，淡褐色的木地板、象牙色的落地窗帘、窗户上贴着的“囍”字窗花，流露着三代同堂之家的安稳祥和。

在徐州，像李建庭这样“出棚进楼”的居民累计已有30万户，他们集体告别了“房屋低矮、道路狭窄、污水横流、数百户人家共用一个旱厕”的生活。大面积棚户区改造还改善了老工业基地的城市面貌，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如今徐州市区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有170多个。

棚户区改造在我国进行了长期多方实践。2007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的改造工作。到2018年，我国启动以棚户区改造为重要内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已经10年。10年间，全国棚改累计开工3896万套，圆了1亿人的“安居梦”。

继续减少棚户区面积，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质，全国各地还剩下不少“硬骨头”。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棚改重点攻坚的仍是老城区内脏乱差的棚户区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棚户区。2018年至2020年，“三年棚改攻坚计划”要再改造各类棚户区1500万套。

联合国人居署官员赞叹，中国探索的棚户区改造经验是“一个世界奇迹”，对世界各国都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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