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的哪里来？文化自信源于“古”而成于“今”。文化自信源于“古”，是指向历史的文化自信，即对“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充满温情和敬意，要结合时代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一、“大一统”的天下观

　　中华文化有追求“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理念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家国命运的思考。在当代,“大一统”的天下观，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文化自信的根基。

　　“大一统”要求国家统一。追求国家统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大一统”首先是中国疆域版图的统一，及人文范围和地理范围在历史上不断扩展，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中华帝国起源于秦朝的“大一统”，此后的中国疆域呈现阶段性的扩大和缩小，并受“历史周期律”的影响经历了反复的分裂和统一，到清代最终以大型“超多民族国家”的形态继承了帝国疆域的基本轮廓。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虽然有不同政权的分分合合，但追求统一始终是主流。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统一寰宇”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如果有谁放弃统一的旗帜，就会背离人心，成为逆流，就会在外攻内叛中土崩瓦解，为历史所唾弃。现代中国的“大一统”，集中体现为作为现代“超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在当代，我们追求国家统一，制止“台独”“疆独”“藏独”的决心，不容怀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大一统”主张民族融合。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要实现“大一统”，必须解决“夷夏之防”的矛盾。“大一统”强调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皆是“中国人”。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四方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沧海桑田而生生不息。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大一统”的发展史。中国现代“民族观”依然带有传统中国的印记，强调共性而非差异，追求统一而非分裂。当前，我们更要坚决反对操弄族群意识，搞所谓的“民族自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实现了像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疆土、人口、农耕规模太大，只能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才能够实现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的有效治理。这一制度形成于秦汉之际，经后世的不断完善、发展，形塑了大一统政治秩序的基本格局。皇帝制度、郡县制、科举制度等的形成和完善，标志着作为中华文明典型特征的“大一统”秩序的成型。它有效解决了国家政权和制度上的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大一统的这种“中央集权”，是“集权为民”的开明专制：以民为本的政治立场、选贤于民的开放政权、养民生息的弹性统治。

　　“大一统”的道义基础是“文化本位”。强调文化伦理、道德教化，为“中央集权”赋予道义的基础，为统一国家的文化整合做出了努力。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以“独尊儒术”的方式修正秦制度，进一步阐发了公羊学说的“大一统”思想,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中央集权体制发展需要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纵观历史，不管什么朝代，也不管是不是征服民族，也不管中间有多长多短的分裂，只要到了这块土地上，往往被中华文化同化，认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所谓“征服者被征服”，说的是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绝，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进步。当前，在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方面，一方面要保留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培育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重民本的仁政理念

　　重民本的仁政理念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意蕴有三：一是以民为主：“民比天大”，它训诫统治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的思想使得最高统治者要实行德治、仁政、王道，要想人民之所想，而中国文化里的圣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为这亘古不变的人民而思考命运的。二是为民做主。这是对于治国者而言的，要求国家统治者为民做主。“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配为人民之主呢？“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统治者要牢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牢记民心向背才是政治统治兴衰的关键。三是由民做主。也就是由人民当家做主，人民自己就是国家的主人。这三层涵义，贯穿了中国政治治理的始终。虽然在体制层面上，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主”的思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不陌生，它从哲学规律上俯瞰历史兴亡，从民本思想上制约“君”“民”关系。

　　汲取中国传统重民本的仁政理念精华，可以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现代民本主义的要义：一是以民心为依归。“民心”向背是执政、政权的根基，“民意”来自对当前和局部利益的直接认知。争取“民心”的过程，就是平衡局部和共同利益，眼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发展与秩序的过程。“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二是建构中国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以民主肃清“君主民本”思想，实现现代意义的民主；“选贤与能”、完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三是执政为民。汲取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哲学的核心理念——“民本”，可以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找到依归：执政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的，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三、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华文化孕育了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下，“家”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基础。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就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实质。由家庭到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深层。这是家国情怀的文化基础。

　　重责任的“家伦理”是其特点，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核心是“让”与“和”。就家庭伦理而言，“父慈子孝”“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父母对孩子有抚养、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立业的无限责任，一生牵挂；子女有赡养父母、给父母养老送，尽孝、光宗耀祖的无限责任，一世眷恋。就政治伦理而言，“伦理道义”“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首先，依照“伦理道义”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对“百姓”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执政集团、“政府”。其次，“家国同构”使政府尤其是主政者在施政之时始终面临“家”与“国”，或曰“小家”与“大家”之间的明确张力，这就呼唤政府施政应秉承“公心”。其本质是以理性制约情感与利益，“公心”的失去也将成为主政者失去权力的原因。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又一特点。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由对祖宗父母的孝，扩展到对家族乡里的敬，再扩展到对国家社稷的忠，这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深厚文化渊源。人们把祖国比喻成母亲，把孝亲心上升为爱国心，把爱乡情放大为爱国情。这种爱国情，发端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亲人的眷恋，也萌生于对祖国的疆土、历史文化、人民之爱的钟爱和依恋。爱国主义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西藏网　文/于铭松）

　　作者简介：于铭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