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解文明冲突，实现文明互鉴互融，是关键。而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可以为不同文明实现理性沟通、互鉴互融，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撑。

　　一、中华文明的人文特质，有助于克服现代社会病

　　中华文明的成长超越神教，走出神的支配，确立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了敬天、敬宗、保民；确立了“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因此，中华文明的底色是人文。其特点一是在人与神之间，强调以人为本。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出浓厚的非宗教的、理性主义的特点。二是在天地人之间，强调以人为中心，人是目的，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三是在江山社稷与民众之间，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西方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汇总于基督教，并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因此，西方文明亦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其底色是神谕。它大致经历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其早期强调以神为本：神权超过世俗的王权，一切都要以神的意志为根本。当西方向近代社会迈进的时候，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勃兴，导致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最终发展成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和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但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在以人性反对神性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无限夸大了人性的要求，导致了人欲的泛滥,不可遏止地趋向物质主义，人性似乎如脱缰野马，无止境地将世界拖向堕落的深渊；新人文主义出于对这种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人类迷途的紧张，提出以“拯救”人类文明为己任，批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力求以传统文化标准规范现代文化，拯救世界于“水火”。

　　中华文明的人文特质包含了“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中华文明的人文主义以自律、克制、道德约束见长，可以防止拜物教的无限扩张，以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救治现代社会的某些混乱与失范，有助于克服现代社会病。

　　二、中华文明重责任的“家伦理”造就大中华之“合”

　　中华文明“家伦理”以家国同构为基础。中华文明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基础上，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是“国”的“原型”或“根本”，“国”是“家”的延伸。

　　中华文明“家伦理”强调责任本位。责任本位是家伦理重要特征，强调个人处于特定角色时，对其他人承担的责任。核心是“让”与“和”。中国文明以“家”作为核心，中国的道德并非来自于宗教，而是源自“家伦理”，其中既包含家庭伦理，也蕴含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就家庭伦理而言，“父慈子孝”“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父母对孩子有抚养、教育、帮助孩子成家立业的无限责任，一生牵挂；子女有赡养父母、给父母养老送，尽孝、光宗耀祖的无限责任，一世眷恋；就政治伦理而言，“伦理道义”“无限责任”是重要特点。首先，依照“伦理道义”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对“百姓”承担着无限责任的执政集团、“政府”。其次，“家国同构”使政府尤其是主政者在施政之时始终面临“家”与“国”，或曰“小家”与“大家”之间的明确张力，这就呼唤政府施政应秉承“公心”。其本质是以理性制约情感与利益，“公心”的失去也将成为主政者失去权力的原因。较之宗教观、契约观等，“家伦理”要自然和牢固的多。

　　西方文明的契约观强调权利本位。在西方文明中，国家的产生以血缘宗族关系的瓦解为前提。汤因比提出，西方“在民族大迁移的过程中，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另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契约观要求公私分明、群己权界清晰、国家与社会界限分明。权利本位，即强调个人享有其他人不得侵犯的“权利”。权利本位的核心是“争”与“分”，所以西方有“两分”概念，人与神、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是分离。从西方家庭伦理的角度看，契约人伦关系是其突出表现。由于西方家庭关系的主轴是夫妻关系，所以在西方家庭，在孩子长大到18岁，做父母就算完成任务，维系他们之间感情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契约，或者称之为情感契约，彼此划分得比较清楚；从西方政治伦理的角度看，社会契约、“法律主义”传统是重要的特点，基于契约、法条主义、利益等考量，“民族自决”“公投”，甚至“独立”，也被能被西方社会的一些人接受。

　　中华文明的家伦理以家国同构为基础，强调责任本位，责任本位的核心是“让”与“和”，由此造就大中华之“合”——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责任。中国文明的家伦理，以“视民如子”的治家之道而立国，形成了从道德观、群体观到民族观、国际观的“大家庭”伦理秩序。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背后是以“大家庭”作为伦理秩序的支撑，并非以利益考量为中心。从现实的政治看，国家和人民之间相互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是国人最坚强的后盾，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维护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是国家和政府的“无限责任”；维护祖国统一、认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人民对国家的“无限责任”。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下，操弄“民族自决”“公投”“独立”，是最大的政治、文化禁忌。

　　三、中华文明尚和合的相与之道是协调人类各种文明的真谛

　　中华文明尚和合，强调和谐、和而不同。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信奉道义政治、怀柔远人、天下归心，无称霸、无扩张、无殖民、无掠夺、无弱肉强食的炮舰政策，无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在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中华文明坚持“礼”的制度、“道义”话语权、“王道”的理念。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和待人处事的博大胸怀，由此所培育的政教伦理与道德情性品格，成为了古代哲学形而上理论的支柱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西方文明崇尚竞争，“普世主义”导致文明冲突。西方文明自然并非洪水猛兽，但西方文明也表现出了明显的竞争性、排他性、侵略性，在导致国内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紧张的同时，也导致国际关系的紧张。这是近代西方炮舰政策和现代文化殖民的内驱力。21世纪以来，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但西方文明内部产生的问题以及西方文明对非西方多元文明却依然咄咄逼人。亨廷顿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他们将西方文化中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等当作“普世价值”，加以推广，以期改造伊斯兰等文明。在西方的策动下，中东果真发生了“革命”。然而，“革命”的后果却超出了美国及世界各国的预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却没有出民主。现实是推翻了萨达姆这样的大魔鬼，没想到却放出了无数小魔鬼，比如伊斯兰国……这导致了人类社会新的文明危机。能否化解冲突，则考验着各种文明和各种文化之理性沟通与价值判断的能力。

　　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再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和型的中华文明，守中致和、中正仁和。当中华文明稳健走向复兴，就意味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到来。中国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引领世界现代化的中国式文明时代。（中国西藏网　文/于铭松）

　　作者简介：于铭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