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关于农村改革、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决策，是党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必将引领中国农村迈入新时代，让农民过上好日子。

　　一、农村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就是“重点”、“短板”和“弱项”。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

　　第一，“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从1982年至1986年、从2004年至2017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19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成为“三农”政策的专有名词。“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执政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第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而农村就是这场攻坚战中“坚中之坚”。不仅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业农村，而且乡土中国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萧条、败落风险。就连环境污染，目前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农村环境正拉响警报，青山不在、绿水难觅，环境污染正成为另一种“乡愁”。[5]习近平指出，“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要兑现“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就必须振兴乡村。

　　二、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有赖于与时俱进的农村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是1979年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让农民过上了“饱日子”；二是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了“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发展新战略，让一大部分农民过上了比较宽裕的“富日子”。经过近40年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换，想过上与城市相媲美的“好日子”已经成为新时代农民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农村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好生活家园”还有较大差距，满足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愿望要求我们调整农村政策，从城市优先、以城带乡转换到农村优先，实现党的农村政策的第三次重大转变。

　　从世界范围来看，除极少数国家以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都经历过农村发展政策重大调整。一般工业化开始阶段实行的是城市优先政策，牺牲农村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红利”，英国甚至为此实行过野蛮的“圈地运动”；等这些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就转而实行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带动农村同步现代化。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都搞过乡村改造或振兴运动。

　　这样的政策调整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开始选择城市优先的政策，是因为城市更利于资源聚集、更有条件实行效率更高的集约式发展，而且可以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为农业现代化创造土地规模化经营条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是后发展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必由之路。在工业化中后期调过头来优先发展乡村：一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为过剩工业品开辟农村市场；二是随着国家财富的积累，农村人口要求分享发展红利，国家这时也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在此时，选择优先发展乡村，一举两得，既有利于实现全民共同致富，也有利于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国民经济上新台阶。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

　　相较于城市，农村市场空白点多，提质增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空间大，好项目不少，但要急需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解决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乡村振兴需要“三种好人”：一是好干部。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农民是过不上好日子的。华西村有一个吴仁宝，比有什么都好。现在好干部农村留不住，要通过职级分离政策，切实提高农村一线干部的政治、工作和生活待遇，让他们活得有尊严、同业比较有尊重、立足乡土发展有上升空间。中央和省市两级党委也要有意识地把好干部派到农村，让他们到农村大舞台去锻炼才干，“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二是好老板。产业兴，农业兴、农村兴。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农村创新创业政策支持体系，切实提高政策含金量，吸引一批大老板到农村去发展事业，同时加大对农村创客、致富带头人、回乡创业农民工的支持力度，帮助他们把事业做优做强做大。一些省份出台了支持市民下乡创业的政策，应该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办法推广到更多省份。三是好专家。农村弱，经济建设弱，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更弱，缺乏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是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制约因素。要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城市知识精英踊跃下乡去实现人生价值的新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智力资源和充分的社会关注、关爱。应该看到，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城市精英都难忘“乡音”和“乡愁”，只要条件允许、政策鼓励，在我国掀起一股知识精英工作重心下乡新高潮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要解决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振兴乡村，首难在钱。我国并不缺钱，经过近40年的造富运动，民间掌握着庞大富余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出路。一些政府手中，也有很多项目经费在“沉睡”，为完成预算而突击花钱的现象不是个例。因此，关键在于如何把资金引导到农村中去。一是要以“三权分置”改革为重点，完善农村产权市场，加快要素市场化进程，有条件的可以开展农业农村资产证券化业务，扩大农村产权和要素市场交易容量，提高交易活跃度，使社会资金投得进去、又出得来。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的决定，是稳定信心、促进农村产权和要素加快市场化的最大利好。二是鼓励社会创投机构到农村去开展业务，支持组建主要靠社会资金支撑的乡村振兴产业基金，畅通社会资金投向农村的渠道，放大政府农村发展基金的杠杆倍数。三是根据农村金融“小、散、长”特点，超前布置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金融科技，可以允许一些前沿技术在农村先试点，使农村在数字金融、互联网金融上实现“弯道超车”，用数字金融来消除农村金融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农村金融稳健发展。四是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要向农村着力，大力鼓励面向“三农”的金融创新，使农村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与现代金融深度融合。（中国西藏网　文/郭伦德）

　　作者简介：郭伦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