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大事，我作为一名农工党员，重温了“五一口号”这份历史性文献，回顾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过程，回顾了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深深地感受到“五一口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它连接着我国的过去，奠定了我国的现在，启示着我们的未来。

　　一、“五一口号”是新、旧两个政治协商会议的“分水岭”

　　旧政治协商会议是在1945年国共谈判和双十协定的基础上，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38名。虽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下，经过与国民党及追随者的激烈斗争，所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问题案、政府组织问题案、国民大会问题案等五项决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立即召开国民党的有关会议，对政协决议进行破坏，并在4月1日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长篇政治报告中，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的一党专政。特别是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中共军”，并下令对东北各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派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地破坏。

　　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定性胜利，一个崭新的国家即将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基础上，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胜利召开，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向全世界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新政治协商会议源于“五一口号”中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郑重宣布和号召。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甩开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束缚，建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政治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政治架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和国内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他们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请，纷纷来到解放区，协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事宜。并于1949年6月l5日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协商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名单，拟定了会议的各种文件草案，确定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日期和议程，决定将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历史告诉我们：以“五一口号”为标志，分开了新、旧两个政治协商会议。旧政治协商会议是短命的，只是在黎明前黑暗的天空中流星一闪。而新政治协商会议实现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统一，展现了无限的发展生机，在中国蔚蓝色的天空中飘扬着国是共商、平等协商、精诚相商绚丽多彩的旗帜。

　　历史告诉我们：新、旧两个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简单的名称不同，而是在性质、作用、内容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旧政治协商会议虽然是由当时中国各政治派别参加召开的，但协商的各方之间政治路线对立，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性不同，协商各方是讨价还价，根本改变不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性质，所达成的决议，也只是纸上的文字，没有什么实效，并随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炮火硝烟而名存实亡。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是政治路线基本一致的政治派别，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上的长远大计。正如沈钧儒先生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在旧政协的时候，我们只希望国民党反动派有所觉悟，停止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减少灾祸痛苦，我们还不能希望完成革命大事业。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我们全体代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商量，办理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

　　历史证明，政治协商的实质是民主。真协商还是假协商，真民主还是假民主，是新、旧两个政治协商会议的根本区别。旧政治协商会议时国民党玩弄两面手法，假协商，假民主，失去人心，最终失去全国政权。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真协商，真民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新政治协商会议实行的民主主要是协商民主，体现在理论上，在广泛参与、协商讨论、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寻求共识和共赢；体现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持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的实施过程中；体现在方法上，坚持广开言路、平等议事、尊重多数，保护少数，求同存异、集思广益的原则，使其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紧密结合，造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共同追求人民民主的生动局面。

　　二、“五一口号”是检验各党派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政治路线对立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大阵营，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到1946年在国共两党之间夹着有近30 个党派。这些党派按照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偏向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和追随者；有的偏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也有的夹在中间，忽左忽右。

　　1946年底，国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内战爆发，政协决议被彻底撕毁，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国民党的独裁卖国更加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在曾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关于中间路线的一场激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对国是应采取什么态度，应怎样继续开展政治斗争。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正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迫害民盟的同时，迫使各民主党派转移到香港或坚持地下斗争，为这场持续近11个月的讨论作出了最好的结论。民主党派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认清了国共两党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明确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唯一能够拯救时局拯救中国的路线，排除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明确了方向，从而为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路线和斗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中共全面的公开的合作做了必要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的决战形势已明朗，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但仍一边在军事上抵抗共产党，一边加紧对民主势力的残酷镇压，试图挽回败局。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布了“五一口号”，阐明了政治主张，提出了新中国政权的蓝图，主动邀集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因受国民党的迫害，很多人已从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继续进行民主运动。他们获悉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后，异常振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内外侨胞，盛赞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适合人民形势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表示热烈响应，并“愿与全国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下半年，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相继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李家庄。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委托中共东北局同已抵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会谈，征求意见。电告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将这份文件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意见。经反复磋商，与会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这其中包括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0个党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商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是一项既复杂又繁重的工作。按照筹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费力。经反复协商，筹委会一致同意，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虽然在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民主、争取民主的革命活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由于民主革命已经获得胜利，历史任务业已完成，劝其自愿宣告结束。

　　在筹备会阶段，共收到23份党派团体名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书面请求。按照筹委会组织法规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筹委会本着“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任务”的原则，经过认真甄别，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给予拒绝，劝令其组织解散或停止活动，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从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以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据当时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筹委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五一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吹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的号角，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造成腐败暴虐，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也使其帮凶和追随者——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宪党等，看到形势不妙，而偃旗息鼓，最后跟随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

　　历史告诉我们：“五一口号”似大浪淘沙，分清了各党派真革命、假革命的面目。真革命的党派，顺应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展现自身的先进性、进步性和革命性，必然以奋发进取、生机勃勃的姿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假革命的党派，逆潮流而动，背离人心，必然会被历史发展的滚滚大潮所淘汰。同时也说明，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是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民主党派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历史告诉我们：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是多么的及时正确。中国共产党登高一呼，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它所产生的能量，像一个巨大磁场，把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促使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民主党派听从了时代召唤，选择了这个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才有在中国政党格局中的地位，才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今天。

　　三、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后，所形成的政治准则和优良传统

　　民主党派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协商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以举行座谈会、举办时事报告会等方式，组织他们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并针对一些重要政治问题同他们相互交流，沟通思想。还组织他们进行参观考察，接触实际，接触群众，了解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使他们感受到解放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参观归来致书毛泽东陈述感想，“使我们感受最重要的是：向来被人们看作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经历了长期斗争的锻炼，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并教育成钢铁一样的坚强集体了。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已经充分发挥了效能——群众有发表意见的绝大自由，而中央的政策又能贯彻到最下层去。这样坚强的集体，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特别是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现在都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前途富强并能迅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他们针对学习和参观考察的实际感受，联系到各自党派的政治纲领；联系到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上受压迫，组织上受破坏，成员遭暗杀，自身的合法地位难以保证；联系到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帮助和指导，相互间亲密合作，结下的深厚情谊，更加敬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远见卓识，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深深地感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才有奋斗的信心和前进的方向。因此，在1949年1月22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共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是发自内心的庄严承诺。民主党派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各自的章程，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

　　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也是部分民主党派的最高纲领，与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基本相一致。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曾提出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们在参观归来致书毛泽东陈述感想中提出，“看到广大的劳动人民现在都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发挥前所未有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前途富强并能迅速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保证。”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经慎重考虑，在《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的考虑是：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当时的经济很落后，就全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在抗日战争以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大量的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农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应当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样，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当1956年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党派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所肩负责任的选择，是完成历史使命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着这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走向和未来。近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了艰苦的探索。20世纪上半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仿效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最终失败；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最终被抛弃；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为中国带来了光明前景，使民主党派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走上了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道路。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口号”，进入解放区开始，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所展现出海纳百川、博大宽阔的胸怀，深深地感染着民主党派；政治利益和目标追求的一致，深深地吸引着民主党派，进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关系。“五一口号”发布的70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一道，坚持不懈地推动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实践发展和制度完善，使中国政党制度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不断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伟大的独创性，并上升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政党制度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而成长起来的，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人民的意志，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民主党派坚持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它建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开端；它揭开了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历史新篇章，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全新政党制度的诞生；它吹响了向建立新中国前进的号角，为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幸福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回顾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历程，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不断增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多党合作事业薪火相传。我们要牢记，坚持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定不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制度，必须始终不渝。这是民主党派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宝贵政治财富，也是民主党派必须遵守的政治准则。

　　民主党派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形成了追求真理、不断进步，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参政为民、甘于奉献，热爱组织、自我教育等一系列优良传统。这些传统既是民主党派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主党派参与多党合作的重要价值追求。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 周年，就是要把继承弘扬优良传统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责任和内在要求，缅怀追思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尚风范，重温历史，展望未来，不断深化对优良传统的理解和认同，丰富和充实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营造学传统、讲传统、用传统的浓厚氛围，使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心灵受到洗礼、思想得以升华、境界不断提高，为民主党派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结合实际，体现出优良传统的时代特征，使民主党派始终保持为国家发展而积极有为、主动有为的精神状态，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政治局面。 （作者：姜天麟，农工党中央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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