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十世班禅和班禅堪布会议厅拒绝国民政府劝其南撤台湾，作出留下来的决定，除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谋远虑外，我们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是，年轻的十世班禅过人的胆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判断力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之日，也是班禅坐床后的第16天。青海省主席、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主力军曾在这次战役中据险抵抗，结果被人民解放军打得死伤过半，溃不成军，除了逃回老窝西宁外，别无它法。9月5日，西宁也被西北野战军第一军解放，马步芳乘专机逃往台湾。这时，已率班禅堪布会议厅全部人员移居距西宁一百多公里的香日德庄园的十世班禅，也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选择。

　　1941年被选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官保慈丹（1938-1989），青海循化县人，即后来坐床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图片翻拍自《金钥匙•十七条协议》 陈宗烈提供）

　　据十世班禅的经师嘉雅活佛回忆，在班禅坐床典礼期间，前来主持坐床典礼的国民政府专使关吉玉曾几次同班禅堪布厅的主要官员罗桑坚赞、詹东•计晋美、拉敏•益西楚臣、尧西•古公才旦等商讨典礼后班禅及其官员的去向问题。关吉玉说，看来西北战场上国军节节失利，兰州和西宁很难保全久守，为了班禅的安全，国民政府可派专机送班禅和班禅堪厅的主要官员去台湾暂住一个时期，俟时局平定后再回来。但是必须轻装简从，不可能带许多人和财物，希望他们预作准备，尽快做出决定。他们初步商定后认为走这条路有许多困难。因为自从九世班禅来到祖国内地后的26年间，班禅堪厅已成为一个整体，几百口人以班禅为中心，相依为命。班禅离不开大家，大家也离不开班禅。现在要班禅抛弃大多数人员，只顾自己和少数人的安全而去台湾，有损班禅的形象，不符合教义，也违背班禅世系的传统，何况到台湾后结果如何也难以预测。他们商定先移居香日德，看局势如何变化再做最后决定。

　　嘉雅活佛说，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班禅时，班禅不大在意地点点头，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了一句：“等他们(指堪厅成员)向我正式报告再说。”嘉雅活佛说，坐床后的班禅已成为堪厅的最大主人，最高领导，凡遇政教方面的重大问题，要由堪厅主要官员讨论提出意见，请示班禅做出最后决定。这是长期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形成的传统，是决定问题的一般程序，必须履行这一手续，并不指望年仅11岁的班禅能够做出什么重要指示。当堪厅的主要官员包括嘉雅活佛本人向班禅报告上述情况和他们商定移居香日德的意见，请示可否时，班禅似乎也是不大在意地说，“可以，到了香日德看情况再说。”大家认为这是正常的，没有在意，更没有想到班禅已经另有主意。

　　嘉雅活佛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当其他官员退出后，大师要我留下来，他有话对我说。我问有什么事？他说，你在塔尔寺找一两个绝对可靠的阿卡(安多藏语中的僧徒)，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占了西宁，要他们仔细观察动静，看这个军队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对我们藏民和我们的宗教是什么态度，了解得详详细细，实实在在，然后尽快到香日德来向你报告。这件事关系重大，只有我和你知道，对任何人绝对不能讲，我问这有什么用处，他说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答应了，并向他起了誓，然后照办了。”

　　到了香日德后，班禅堪厅的成员们持续多日秘密开会，讨论去向问题。当时有三个方案，一是请国民政府派飞机接班禅和部分官员去台湾，一是堪厅全体人员护送班禅去西藏，自动向噶厦投降，一是沿柴达木盆地移居新疆，看形势变化再说。

　　嘉雅活佛说，“对这三个方案反复讨论，争论不休，无法做出决定，也拿不出向班禅大师报告请示的定见。班禅大师虽然没有参加讨论，但是我每天都把讨论情况告诉他，他只是边听边沉思，不置可否。我既纳闷又着急，他却似乎很能沉住气。只是有时问我，你安排了解情况的阿卡为什么还不见来。有一天我安排的两个阿卡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香日德，他们对外只讲是从西宁逃出来的，要求见我请求接受摸顶祝福。我立即会见了他们，并以朝拜的名义，引领他们见了班禅大师。他们详细报告了所了解的情况，着重报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带来了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布告的藏文和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印发的藏文的政策宣传材料。班禅大师听了报告，我把各种藏文材料的内容讲给他听后，他十分高兴地说，这下子好了，事情好办了。我当时还不大清楚他是什么意思。他要我安排好两个阿卡的食宿，很好地招待他们，把大师自己食用的好酥油、糌粑和肉食拿给他们吃。

　　“这时已是9月10日左右了。当天晚上，我们又在讨论去向问题时，大师突然推门闯了进来，怒气冲冲地吼道：‘关系到我的大事，你们为什么背着我讨论，不让我知道，你们打算怎么办。’大师的父亲赶快说，你不要发火，我们有了一致的意见会向你报告的。詹东•计晋美嗫嗫嚅嚅地说，有三个方案，一下子定不下来，不便向您报告，接着讲了三个方案的简单内容。大师怒气未消又有点不容分辩地说，‘为什么不提第四个方案，投靠共产党、解放军的方案，我看这才是有出路的方案。如果你们不同意，就由我来打卦决定。’大家都齐声说，请猊下您亲自打卦吧。大师立即说，‘现在就请经师按宗教仪式做好准备，帮助我打卦。’于是我遵照大师的意图迅速做了安排，请他打卦，卦示结果当然是‘返回西宁’。也就是大师提出的投靠共产党、解放军的方案。第二天，班禅大师决定派计晋美迅速赶去西宁同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联系。计晋美从西宁返回香日德时，同来的还有青海省军管会派来迎请班禅大师回塔尔寺的代表。班禅大师热情地会见了代表，并表示他从此将跟着共产党走。”

　　嘉雅活佛谈到他及整个堪厅对这个事件的看法时，由衷地说，“从1941年罗桑坚赞等寻访第九世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时，认为官保慈丹是转世灵童正身，但还没有正式认定以前，就把他作为正身主要候选幼童，接到我的尕日瓦(塔尔寺活佛的住宅的通称)居住，由我负责照料他的生活，教他学藏文，也教些宗教礼俗和浅显易懂的佛经知识。那时他只有三岁，我发现他个性很强，他不愿干的事，不管怎么劝说他总是不干，为此经常和我闹别扭。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性格。相处久了，我简直离不开他。可是从来没想到他这样有主见。到他打卦决定要跟共产党走时，我不仅明白了他要我安排两个阿卡了解解放军的所作所为的用意所在，而且也看到他在决定自己前途的问题上已经有了自己的主张。这就使我更加爱他，敬重他。由于他的决定使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所有人员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所以大家一致认为他在许多方面很像第九世班禅大师，确有意想不到的‘神气’，从内心信仰他，尊重他，也有点怕他，更感激他。大家在私下交谈时，都认为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分界点上，是我们的活佛做出了抉择，救了大家。”

　　对此，十世班禅大师自己是这样评价的：

　　1989年1月24日，十世班禅大师在同一个朋友交谈时，说他“从政四十年”的一条主要经验是自己认准了的事，就坚定不移地去办，做到无失无悔。那时他正是51岁。当朋友问到“从政四十年”从何时算起时，他讲了嘉雅活佛谈到的这件事的全过程，然后说：“我十一岁就决定了这么大的政治去向问题，难道不是从十一岁开始从政吗？而且这次的决定不仅关系到我个人的前途，还关系到堪厅几百人的前途和命运，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抉择，也是我个人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他还说，“我之所以敢于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也说不上有什么高明的认识和觉悟，实际上还是得益于经师嘉雅活佛和计晋美等的帮助。经师嘉雅活佛是一个忠厚老实的宗教徒，非常注重实际。他经常教诲我遇事要有主见，不能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我们在香日德时，他每天同堪厅官员讨论我们的去向未来，总要给我谈讨论情况，然后哀声叹气地说，‘故土难离啊’。我问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我们的故乡在青海，将来要住在扎什伦布寺。现在离开故乡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会遇到想不到的困难。只要留在故乡总会有办法度过难关的。我意识到他是不愿去台湾的，这对我影响很大。计晋美多年来同国民党打交道，政治上精明能干，他通过堪厅在重庆办事处任职的孙格巴顿，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了解。他曾多次给我说，听说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也许不会迫害我们。这些话对我也有影响，对我做出决定大有帮助。……”①

　　1949年8月，国民政府派专使关吉玉到青海塔尔寺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中）主持坐床典礼。（图片翻拍自《金钥匙•十七条协议》 陈宗烈提供）

　　透过十世班禅大师如此谦逊的表述，我们仍能体悟到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对于一个11岁的少年活佛来说，如果没有过人的胆识和高度的智慧的话，是无论如何无法想象的。

　　可以说，正是双方的努力，才有了圆满的结果，也使得班禅世系自九世班禅内逃后被剥夺的传统的、合法的权益通过此后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得以恢复。十世班禅此时相当前瞻的一个决定，为他今后回到其历世驻锡地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种下了福田。（节选自周爱明 袁莎《金钥匙•十七条协议》，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P216-224）

①江平等《班禅额尔德尼评传》，110-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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